一九五一年初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撰写论述爱略特（T.S.Eliot）的文艺批评传统的博士论文。不料突然接到燕京大学陆志韦校长的急电，邀我尽快回国担任英美文学教职。随后，也收到中国国务院发来的信，热烈观迎留学生回国工作。我去国已七年，近年接国内亲友来信，大都对新中国赞不绝口，令我心向往之。我便不顾一些亲友的告诫，毅然放弃论文的写作，应聘回国。八月中旬，我怀着满腔游子还乡的激情，带着几大箱进步书刊，到达新中国的首都，即将在风光旖旎的燕园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庆幸。
思想改造：初尝洗脑滋味
我回国不过两个月，就到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做报告，他号召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我听得头昏脑涨，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说的“洗脑子”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开始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而批判的重点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来工作组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经多次大会、小会批斗后，校长被宣布为“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份子”，停职反省。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陆校长最赏识的学贯中西的典范、美语副教授吴兴华也登台控诉，慷慨激昂，俨然把校长当作美帝的化身。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本校一名应届毕业生，也登台昂然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
紧接着，全体教授分别在各系学生中作“自我批评”，接受学生“帮助”，人人过关。轮到我在西语系全体师生大会上检讨，我坦承自己多年来迷恋西方文学，脱离祖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最需要改造思想。没料到学生积极份子纷纷指责我平日与学生交谈中的三言两语竟被记录在案，再加上一本被学生从我书架上借走的美国普及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我担心自己的思想太落后了。
思想改造刚告一段落，领导就宣布“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燕大校园成为新北大的校址，部份教师分配到其它高等院校，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事后听知情人说是因为我历史未查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偕家母来到南开大学，住进两小间临时建筑。我被分配教三门课，我的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单调，但更苦的是刻板的政治学习和没完没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认为天经地义的言论自由从生活中消失了，老于世故的同仁人人谨小慎微，而我这张没遮拦的大嘴巴偏偏不时冒出一些不中听的“怪话”，在小组会上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五五年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但并未上课，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谁料到我竟中了头彩，当上了头号“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学院的教师大会上被揪了出来。积极份子一个接一个发言，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把一个曾担任过伪满皇帝溥仪的俄语翻译的教师吓瘫在地，被人抬了出去。中午休会后我刚回到家中，跟着就闯进来三男一女，自称是公安人员奉命前来搜查反革命罪证。一个男的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搜查，那女的对我的老母和怀孕的妻子进行人身搜查。另两个男的翻箱倒柜，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电台”，不免失望，只得拿走了我的信件、地址本、札记等等。我还来不及吃一口午饭就被叫去参加下午的批斗会，一直闹到傍晚。会上宣布我不得擅自离校，不得在家接待亲友。上、下午开会成了常规。每次会上，主持人都要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老调，动员我“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我绞尽脑汁，却仍然一无所获。
开学三周以后才上课。但是，英语专业却停办了，因为一位资深的教授受不了运动的压力在图书馆前的水塘中自沉，我和另两位教师还被软禁在家中。一月初，妻子临产时，我还不能送她去医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车去市内，当夜生下了头胎的儿子，我给他取名“一丁”，祝愿他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当个普通人。不久以前，周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份子政策的报告，给知识份子松了绑，南开大学的“肃反运动”虎头蛇尾地收场。后来市委派来的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很抱歉地说：“你刚回国不久，对政治运动一定很不习惯，好在这种运动今后保证不会再有啦。”
五六年夏，我被调回北京，在颐和园附近的一所外语学院任教。毛主席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人心，新中国眼看就要进入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时代。我也开始期望，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之后，从此可以在工作中发挥我的专长，同时跟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儿子过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反右运动：掉进阳谋陷阱
五七年“五一”劳动节，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带来了全党全国的“大鸣大放”，“北京之春”俨然如花似锦。运动在学院起步较晚，一位副院长、当年在延安经过“整风”洗礼的日本留学生，接连三个晚上到我家来，动员我带头在即将召开的“鸣放会”上发言，向党提意见。他反复交代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就在会上发言了。我首先提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大学遭到无辜迫害的情况，要求南大党委向我们全家赔礼道歉。接着我赞扬“双百方针”，赞扬共产党要求知识份子向党提意见，对言论自由是极大的鼓舞。
“北京之春”昙花一现。“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变成了暴风骤雨的“反右运动”。我掉进了“阳谋”的陷阱。我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平日在会下和同事同学们的闲谈，都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不久以前反复动员我鸣放并主持会议的副院长又亲自主持了一次又一次名为“大辩论”实为大批斗的会议。最后，院长兼党委书记、一位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召见我。她说，根据我的“三反”罪行，可以枪毙我，但是，党是宽大的，不但不枪毙，而且不定为“现行反革命”，只划为“极右份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是对“右派”最严厉的处分。
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无言地告别已怀孕七个多月的妻子，钻进一辆来抓我的军用吉普车。我随身带了一个旧的洗衣用的布口袋，妻子在里面为我放了几件换洗衣服和盥洗用具，还有两本书－－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一本新近出版的《杜甫诗选》。我本以为车子是送我去农场劳动，哪知道我被送进了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内新近开业的劳动教养所。我被关进二楼的一间监房。二十来个中青年男子，个个囚首垢面，坐在铺着水泥地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两三名，其余大多是“历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坏份子”。大家都感到惊讶竟然会有一位大学教授来和他们为伍。
在劳教所一关就是四、五十天。天天“交代罪行”，“认罪守法”。一日两餐啃有霉味的窝头，日日夜夜闻屎桶散发出的臊味，倒有点“久而不闻其臭”。六月五日晚饭后，我正在翻看《杜甫诗选》，忽然接到妻子从海淀医院寄来的明信片，恭喜我于三日凌晨得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恰巧我刚读过杜甫赞孔明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我这个做父亲的身系罗网，连女儿出世都不得见，只得托诗圣的福给她取名“一毛”，祝愿我家生于忧患的女儿有朝一日翱翔云霄。
劳改营：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六天以后，奉旨离京。午夜时分，八百多名“劳教份子”浩浩荡荡乘“专列”，由大批武装警卫押送到与西伯利亚为邻的兴凯湖国营劳改农场，通称北大荒。我们在湖边一片荒无人烟的处女地搭起帐篷，投入建设“八分场”的劳动。第一项任务是造一条几里长的导流堤，防止洪水泛滥，作为垦荒准备。就地取材，挖土造堤。这里夏季日长夜短，我们从日出苦干到日落，每天十多个小时，又累又饿。蚊子和小咬成群，戴着防蚊帽干活也难逃叮咬。赶上大跃进“放卫星”，还得连轴转。九月中，导流堤完工，我们搬进自己动手盖的牢房，准备过多。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我们照样在户外劳动，最低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度。冬天小兴凯湖冻得死死的，我们就成群结队拉着耙犁到湖上去收割芦苇运到一座计划中的大型造纸厂工地，有一次我差点儿在突如其来的烟儿泡中送了命，而这个造纸厂始终也没动工。另一项冬季劳动是把农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航道加宽加深，建成一条运河。先用冰镐把航道里的冰切成整齐的大冰砖，再抬到两岸堆砌成冰的长城。再用镐把航道的冻土一点一点挖走。春天一到，冰的长城融化成水，流回加宽加深的航道，一条运河“水到渠成”了。我这才明白，一提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我们的史家和政客就赞不绝口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清河农场：大饥荒的死亡边缘
一九六〇年十月，农场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转移到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大家都很高兴，一来离亲人近多了，二来靠近首都伙食肯定会好一些。谁料到，三餐改为两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帮清汤。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浮肿，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无力养活犯人，却继续强迫他们劳改。两个月以后，农场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的宽大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准许“劳教人员”写信回家，要家属送食物来。这么一来，犯人的死活变成了家属的责任。
我是全中队第一个患浮肿的，有时已不能上工，再饿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远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资抚养两个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无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亲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亲人们得信后，急如星火送来从黑市用高价购买的营养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缓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干部吩咐我领三个人到农场一个僻远的角落去埋一个死人，我发觉死者原来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边的“右派”。既然今天我来埋他，谁知道明天睡在我左边的“右派”会不会来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别三年了，我还能见到她吗？我沉不住气了，马上写了一封短信，要她“来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她接到信后，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带了一丁千辛万苦前来探监。一见到我活像个饿鬼，她自然惊惶失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北京向学院求情。那位副院长听她汇报了我病危的情况后，无动于衷，却大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让她鼓励我加强改造。妻子忍无可忍，针锋相对地答道：“院长同志，您说得不错，宁坤需要继续改造，但他活不下来怎么改造呢？不错，全国都有人饿死，难道硬要一个教授活活饿死在狱中吗？再说，让一个教授这样饿死狱中，对学院、对国家有什么光彩呢？宁坤的生死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请你救他一命吧。”副院长竟然松了口，答应想办法。妻子又二次探监，告诉我北京之行的收获。那天是儿童节，她带着一丁来探望似曾相识的爸爸。两天后，她又带着一毛来认从未见过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岁生日。一个月后，我奉准“保外求医”，回到了妻子身边，由她瞻养。
文革：在红卫兵的蹂躏下偷生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份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学两、三千学生倾巢出动，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时，我班上的学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冲往我家，把我从床上揪下来，连拖带拉押解到挤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篮球埸。几十名教授、讲师都直挺挺地跪在当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诉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押解节的学生对我拳打脚踢，我踉踉跄跄地跪了下去。
从此我又成为“专政对像”，株连全家大小。妻子经常受到骚扰，要她检举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个孩子经常听同学骂他们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儿子“文革”开始时刚刚三岁，在幼儿园就没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个墙角，看别的孩子嘻嘻哈哈玩乐。八岁的女儿被我班上的一个男生骗到宿舍去，照着他写好的样子，用毛笔依样画葫芦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宁坤！”
八月中，“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回校后推广“革命造反经验”，什么大会批、小会斗、挂牌游街示众、罚款、扣工资、等等，更是家常便饭。外语系的“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抄家，连我家的自行车都被不由分说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资减为十五元“生活费”。九月，又勒令我久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岁的寡母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安大，回原藉扬州。我提着她的随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车，看着老人家白发苍苍，苦难余生又遭此横祸，我除了叮嘱保重，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两年后她因缺医少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迅速扩大到一百几十人，上自校长夫妇、各党政部门领导人、绝大多数教授，下至临时工和掏粪工人，彷佛也有点“大联合”的味道。我这个小小临时工竟然也算一条大鱼，和校、系领导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时，我成为众矢之的，有时也曾怀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环顾左右，真可说“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规是白天劳改，晚间在小组会上交代问题，或在大会上接受批斗。所有脏活、累活都成了我们的专业，因为革命师生和工人都忙于“干革命”。劳改时间长达每天十小时。我有过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炼，在一群文弱书生之中当仁不让当上了重劳动力。合肥的盛夏气温经常在摄氏四十度上下，不但无雨，而且无风。从早到晚，或是拉着满满一皮车红砖，奔来跑去，或是在农场车水抗旱，苦不堪言。
牛棚：领教工人阶级铁拳专政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小人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沈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矢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沈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沈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拐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从马鞍山钢铁厂派来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到，工人师傅们也认为安大对待“牛鬼”太宽大了。杀气腾腾的刁师傅每天吃完晚饭就驾临“牛棚”，帮助“牛鬼”触及灵魂。第一个得到他帮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经济学专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发。刁师傅每晚来逼他承认是蓄意反对毛主席，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左右开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师傅酒性发作，挥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脸肿，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队运动”开始“落实政策”，大多数“牛鬼”都陆续“解放”，下放农村。我妻子儿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荣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继续关在“牛棚”接受审查，又折腾了一年，才“落实政策”；停发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费，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县孙堡公社高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总算出了“牛棚”，当上“不给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广阔天地的无业游民。直到文革快结束时，再一次“落实政策”，有了碗饭吃，苟全性命于乱世。七九年，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但时至今日，竟然连生存权也被某些狠人剥夺了，难道历史非得走回头路不可吗？
回顾一九五一年回国以来，每逢大、小政治运动都首当其冲。到头来，“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不堪回首的个人劫难也涵盖了半个世纪的家国之痛，是对一个“史无前例”时代痛定思痛的见证。
（《开放》杂志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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