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郭世佑先生面嘱参与他为《北华大学学报》主持的一个笔谈，主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真经验与真教训"。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讨论的主题，我当时就非常愉快答应了郭兄的邀请。
近代中国的真经验、真教训究竟是什么？作为在这个领域读写四十年的老学生，我们确实应该反思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说，古典中国可能并不像近代以来许多史学家批评的那样恶劣，中国文明在制度、文化层面也曾为人类贡献过很多重要思想，但是中国文明说到底就是农业文明，她的早熟、精致，主要是基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活。
对于中国来说，所谓近代，就是因为西方社会在走出中世纪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因素。特别是后来的工业革命，极大释放了物质生产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如何迎接西方工业化的挑战，具体而言，就是中国能不能在极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基础上接纳一个工业文明，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
中国没有在有利时期接纳西方的工业化，更没有利用中国在中西贸易顺差巨大时积累的财富创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十八世纪中国的繁荣是真实的，但这些财富留下来的就是圆明园，是那个世纪的"世界瑰宝"。
错过了与西方同步，并没有使中国急起直追。我们后来的研究一直不太明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难道真的对西方一无所知吗，西方的急剧变化中国人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
现存史料确实不足以解释这些现象，但是我们知道西方巨大的产能过剩需要溢出，需要庞大的外部市场，需要廉价劳动力。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使团在1793、1816年先后来华叩关，期待中国打开国门，开放市场。
那时的中国不论从人口基数，还是市场容量，都有可能接纳相当一部分来自英国的工业品，让失衡的贸易恢复正常。然而，中国既没有打开国门接纳西方的工业品，也没有创办自己的工业体系。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么这个故事的真经验、真教训是什么呢？不就是孙中山先生后来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吗？
十六世纪之后中国的发展，直至十八世纪盛世，即便有农业节余、积累，但巨额白银积聚，不都是因为十六世纪以来的全球贸易吗？
痛定思痛。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中国有了改变的机会，五口通商让困扰中国几个世纪的"倭寇"不剿而灭，合法贸易扩大了，政府税收增加了，竞争性的五口也最大限度让腐败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让走私贸易无利可图。
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了，但中国终于被动、被迫走向了世界，开始与世界潮流同步。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了，中国没有在五口通商基础上像日本人那样创办自己的近代工业，即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长江流域几乎全面开放的时候，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洋务新政。
但中国仍然不愿走上自由资本主义的路，不愿让资本、市场自由配置，让中国经济融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利用国家权力垄断了国内市场。
所谓洋务，只是清政府的洋务，与整个社会层面关系不大，因而中国也就不会像日本因为"明治近代工业"的发生而引发社会结构巨大调整，进而引发教育体制重建，社会重建，政治架构重建，甚至生活方式重建。
所谓"脱亚入欧"，就是随着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的发生，必然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
三十年洋务新政只是一个"形象工程"，一场局部战争将中国几乎打回原形。战后中国知识界都在思考中国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的变革太畸形，三十年洋务只是在器物层面做文章，坚船利炮造出来了，但却没有掌握坚船利炮的人，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换言之，中国过去三十年从西方那里学了不少，但只是学了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文明的本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极大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性，没有制度性的变革，坚船利炮只是摆设。
诚如严复当时所反省的那样，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牛之体决定了牛的负重能力，马之体决定了马的致远之用。那些强调"中体西用"的人，实际上期望将牛的负重与马的致远合一，结果一定是既不能像牛那样负重，也不能像马那样致远。
文化的整体性决定了中体西用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学习西方必须从根本处入手，必须明白中西之别主要是时代不同，中国必须全面引进工业化，尤其是必须引进与工业化相配套的经济制度、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高度理性、实用的文明体。知难行易，中国人认识到了问题，一定会起而行。1895年，中国在签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迅速转身，学习日本，开始维新，试图从制度层面为中国打开一条通路。
实事求是说，此后的变革，不论从路径、广度、深度而言，均非前三十年所能想象，假如不发生重大意外，中国有二十年时间，一定能够像日本那样重构一个现代国家，与世界潮流大体一致。
然而不幸的事，1898年秋天一场意外政变打断了维新进程。又经过几年蹉跎，直至义和团战争结束，清廷重新认同危机意识，开始新政，接续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
至1904年日俄战争，朝野方才真正认同日本式的政治变革，走上宪政，与世界主流文明一致，而不是刻意强调中国本位、中国特征。
此后数年，清帝国的政治变革应该说有条不紊，按照立宪日程，中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完全可以构建一个与日本相仿佛的宪政国家。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切美好的想象在清帝国晚期渐行渐远，在触及满洲人地位等并非根本问题上，满洲贵族中的顽固派宁愿玉石俱焚而不愿意改革。1912年，清帝退位，清帝国进入历史。
回望晚清政治变革的历史，其经验、教训，不外乎面对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中国能否尽快赶上去。工业化时代并不仅仅是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是一套完整的与工业化相配合的制度设施，日本的经验是"脱亚入欧"，全面改革其制度，因而日本不到半个世纪就被世界主流国家所接纳。
所谓与世界主流国家一致，主要是指规则的制定与运用，一个"后发"的国家不去模仿、照抄"先发"国家的规则，或者自负地要求先发国家遵循后发国家的规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古典中国之所以在两千年时间里开疆拓土，扩大文化、政治的边疆，是因为成熟的中原文明形成的规则远高于周边。
所谓以夏化夷，是那个时代的通则。到了近代，时移世易，农业的中国要进入工业时代的世界，没有理由不去采纳工业文明的规则。
近代早期的历史教训，可以总结出来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在我看来就是能否与世界一致。一致了，才有别致。日本以及其他后发国家、地区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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