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劉曉波很早，認識他卻較晚。1986年考上北大，第一次聽演講就是聽他的。幾百人擠在大講堂，聽劉曉波在臺上口若懸河；一個北師大的年輕人，據說是中國人文界的"黑馬"，來北大演說，所說多驚世駭俗之語，比如說他對知識份子的生存悲哀，他路過友誼商店，看到一瓶酒值幾千元，想到知識份子一月工資也就幾十元，一下子感覺被打倒了，他說這裡面有問題。當然，他也罵了知識份子，說新時期文學暴露了他們的低能、軟弱，罵了一些所謂的大家學者愛以溫柔女性之手來撫摸年輕人，他還罵了屈原的奴性忠君之類。我那時可能土得掉渣，還未接受什麼北大精神的洗禮，就當然地站在北大人的立場上聽一場演講，不免為北大無劉曉波遺憾。演講結束，大家提問，才意識到劉曉波有些口吃。問答了些什麼，我多半忘掉了。只記得劉曉波念著一張張的條子，回答問題，期間念說，劉曉波，我想揍你一頓！曉波說，這，這是誰，誰呀，上來呀……全場轟然。
顯然，我的這一回憶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當年在場者多了去了，他們可能有另外的記憶。我珍愛自己的歷史記憶，雖然自那時起我就明白自己不是一個檯面上的英雄，但我不吝惜有機會為歷史中的英雄致意。
從那以後，劉曉波就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他有很多非常可怪之論，但仔細想來不無道理，或說有著片面的深刻。那些言論多半能夠校正我們自己的思維，讓我們學會自己思考問題，讓我們想到肩膀上扛著的是自己的腦袋。到了1989年，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胡耀邦去世時，劉曉波在海外，他發表言論說，大家悼念胡耀邦先生有合情理的一面，但要切記，跟葉利欽相比，胡的黨性大於人性，胡的作為是不夠的。這樣的話很啟人心智。很快地，不知道他怎麼竄到天安門廣場上，做了舉世矚目的"四君子"。我那時基本上算逍遙派，幾乎沒去幾次廣場。等鎮壓過後，在官方發佈的說法中，劉曉波是"六四"的黑手。
劉曉波入獄，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到90年代中後期，我主持《戰略與管理》雜誌，跟編輯同仁們經常討論國內國外形勢。在海外的網站上看到了劉曉波的名字，原來他已經回到家中，靠寫時評過日子。那個年代的知識人好像在轉向似的，思想淡出、學術突顯是不用說了，更糟的是騎自行車的人去為開寶馬的辯護、無權力的去為主權辯護，學術、知識、理論之類最後都被架空，徒然地為混跡其中者遮羞。所謂的知識人紛紛小康、中產。騎自行車者變為股東、無權者變為學官或合夥人……良知、正義、立身處世的正當等等，這些東西似乎隔世；由魯迅開創的雜文戰鬥文體，也在所謂的雜文家手上變成了貌似聰明的二醜秀。在那樣一個犬儒鄉願的時代，曉波忽然發聲了，他的文字有著激情、是非、理性和理想。他不是持或聰明或成熟或世人皆醉我獨醒之理論者，他是持自己意見者。他不是公民寫作，他是政治背書。這一意義，直到今天人們還未能完全認知，這也是他跟國內外寫作者和維權者們之間多有張力的原因。
當然，那時的劉曉波跟今天作為一面旗幟的劉曉波還有距離。這種距離需要時間、需要"人書俱老"的經驗和作品積累，來縮短並成全。事實上，直到我認識他以後，我仍聽到過不少關於他的是非和議論。比如說他曾經的軟弱，說他文字日臻成熟而在道義上的欠缺，說他做人上的漸趨完滿而在理論上的盲區……但總的說來，朋友們承認，他在變，而且往最好的方向變。
大概是02年前後，一個北師大畢業的朋友托我認識一下劉曉波。朋友年輕，在商場上打拼，問他見劉曉波有什麼事，說是沒什麼事，就是因為校友，想認識一下，請劉曉波吃頓飯，如此而已。我只好托人問到劉曉波的電話，打電話自報姓名，說他有一校友想見一下。我們就這樣見了。整個飯局，三個人，似乎一直是曉波在說話，無非最近的新聞而已，他的口吃確實比較厲害；而對曉波的印象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似乎他就是那個樣子。飯後各自回家，曉波給夫人劉霞打包一份飯。
再以後，就是因為國際筆會的中文筆會而發生聯繫了。我和曉波都是會員，筆會有一些很美好的設想，比如幫助會員完成他們的創作計畫，資助他們交流訪問，等等。還有些會員希望我能為大家開拓一個創作基地。我跟曉波為此交流了不少，但曉波是悲觀而謹慎的，他說能夠為會員做一些實實在在的服務工作就可以了，至於創作基地，那是白日夢。
儘管如此，筆會仍發展得出乎意料。這其中，餘傑等人的貢獻尤其大，餘傑筆耕之餘的活動也極頻繁，他利用他的社會影響到處介紹筆會，發展了不少會員。餘傑還要求筆會日常工作的正規化，其中的一個努力就是他跟美國一個大基金會談，希望基金會支持中文筆會辦一份會刊。基金會為餘傑的誠懇打動了，決定支持中文筆會，雙方談到細節時，基金會問誰來主持這份刊物，餘傑提到了我的名字。基金會的官員當時表示不解，因為據他們對中國的瞭解，餘傑提到的這位余先生是一位戰略專家。其時只跟我照過幾面的余傑可能費了一些口舌，說明我雖然研究過戰略，但文學是我的看家本領。
餘傑的熱情也感染了我，以至於我有很長時間都在規劃一本文學雜誌應該辦成什麼樣子。我也因為曉波等人的勸告而競選為筆會理事。但真的進入一個文人圈子做事，我的不適應很快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因此，會刊辦了一期我就退卻了，理事也幾乎掛名。在這種對規範化事務的本能排斥之外，我反而能夠接受那些請客吃飯、溫良恭儉讓一類的活動。比如我更願意參加曉波太太劉霞們的飯局，那才輕鬆而寫意。我還注意到70後、80後朋友的漂泊狀態，為此跟他們一起混了不少日子。
官方很快地注意上筆會，而且把筆會定性為反動組織，打壓得無所不用其極。但在那個時候，年輕朋友反而從中獲得了不少人生經驗。那個時候，新千年第一個十年的中期，應該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年輕朋友人生成長的黃金時期，他們其時的交往、認同決定了此後的人生內容。筆會被打壓的事也為他們所知，我們組織的在昌平舉辦的自由寫作獎頒獎儀式，參加者多為年輕朋友，一些人甚至以為自己在參與歷史。
但自此以後，官方就再沒讓我們舉辦過類似公開的聚會了。倒是我在一年的年底，以個人名義邀請過四五十位年輕朋友舉辦茶話。"陽春照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就是一次茶話的橫幅。不知道參加者個人的記憶如何，在我自己，卻是很想念那一兄弟般溫暖時刻的。當然，這樣的聚會也就堅持了兩年。第三年年底，一些朋友問我何時舉辦茶話時，我已經被政府保護得要與世隔絕了。第四年又有人問時，我發現天下筵席沒有不散的，年輕朋友開始成名了，有社會羽毛了，也需要過日子了，在維權、政法系、都市新媒體、學院、志願者組織一類的碎片上，成就成全了不少新人。再以後，我遠走邊陲、壯年投荒，真正與世隔絕。而人們的自組織形式也日新月異，非我所能想像。
比起這種社會加速發展或創新的局面，曉波和我似乎都要保守一些。我們不是時尚。在舊有的社會結構關係沒有調整以前，時尚的誘惑力量或外壓力量不足以解決自身的問題。當然，作為筆會會長，曉波的生活比我的要繁雜得多，資訊更前沿而靈通，他甚至跟時尚、新秀、弄潮兒們交流不少。他可能更能理解時尚中的脆弱一面。據說，有一段時間，他每天有半天時間都在接聽電話。先是筆會內部的事務：文人紮堆處，不用外人挑唆，就有無窮是非；不少人向他投訴、建議甚至耳提面命。後來就是外部事務：誰誰誰窮得沒錢花了，誰誰誰的家屬情緒不好了，網上誰誰誰打架了，都會向曉波求助。在這樣的狀態裡，劉曉波仍堅持高質高量的寫作，實在是我所不及。
05年春，我被中日友好醫院的大夫們手術失敗，二次手術將一腳趾鋸掉，住院一個多月。曉波到醫院看我，見我無聊，就在病房給我講他最近讀的書。從《延安日記》講到史達林的成長史，說細讀一遍收穫不小。我當時還奇怪，這樣的書他還需要細讀嗎，這不是浪費時間嗎？曉波口吃，加上一口一操或他媽的口頭禪，病房的病友及家屬們開始不以為意，到後來，大家都支起身子，靜聽曉波講話。兩個小時，曉波把史達林的發跡過程講了一遍。講完後沒有多餘的話，曉波起身走了。病友們懇切地問我，你的朋友明天還來嗎？這讓我對社會啟蒙加深了理解。
我知道曉波是夜貓子，除了流覽大量的資料，也會跟朋友網聊。我只是有一兩次跟他網聊過。我們的聊天較為學術，聊起彼此喜歡的人物、書籍。曉波問我對福柯的看法，我說我沒讀過福柯，他很驚訝，說是一直覺得我的文體酷似福柯，以為我受其影響。我說，法國人的文章我確實認真研讀過，但那是薩特、龐蒂等人。曉波說，那你應該讀一讀，你們很有相似處。
我奇怪自己的游離狀態，即使跟曉波的交往也是如此；今天想來不免對曉波歉疚於心，實際上，這種歉疚已經長久於心了。曉波承受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但我對曉波關心瞭解得不夠。曉波一直在"一線"（借用朋友們批評我的話），而我基本上自絕於一切體制，自絕於人。我的所謂關心也只是從自身的問題意識著眼，比如我關心過中國手術成功之後的狀態，曉波說，他那時不會抱什麼希望，他可能會隱居起來，或者出國。曉波的這一說法就曾讓我很是贊同。
當然，我的游離狀態需要時間來張顯其意義，一如曉波的旗幟意義仍需要我們的社會來消化，用官方的話說，需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就在曉波日漸"人書俱老"時，他也沒有擺脫人們對他的非議、批評甚至否定。甚至有人直言不諱地指明我跟曉波的區別，曾有農村子弟跟我談說，我是他們的一分子，而曉波不屬於農村農民。但這不妨礙我高蹈游離，也不妨礙我為曉波辯護，我甚至覺得我能夠為他做很好的辯護。
曉波是一個有個性的兄長，他自始至終沒學會虛情假意待人。我們曾經為對人物的評價爭論過多次，對詩文的爭議就更多了，比如他看不上我的一些自以為是的詩歌，我也曾據理力爭，讓他承認我的文字的正當性。我希望他理解，他是旗幟，但他不是標準，不是惟一的尺度，不是終極裁判……現在，想起那些交流，真是溫暖異常。
現在，曉波在福柯未必理解的囚徒身份裡又一次地修行他的中國生活，我在顛沛流離中想起他來，不免起一種無來由的中國情懷。今天的中國，正行進在現代化最險惡的一段旅途上，方生方死的詭異令無數人迷不自知，也令無數人自以為是。作威福者、自以為強權強勢者、持知識歷史觀者、中產階級生命邏輯者、自由民主運動的愛好者、毛粉者、無權力者、高峰或特殊體驗者……奇特地同居而絕緣。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權力，去尋找權力，去懇請權力，但沒有人理解什麼是權力，什麼是權力的實行方式。
20年前，1989年的7月，署名鄭旺和季蒯的兩個人編輯了一本《劉曉波其人其事》，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首印即達五萬冊。這在今天是出版界的一個驚人數字。該書前言引述了劉曉波"文壇黑馬"、"東北虎"的綽號，前言說："選編在這本小冊子裡的劉曉波的言論，堪稱為反動狂人寫下的反共奇文，我們願和讀者諸君共同賞析、批判，以期把這些毒草連根剷除，化作肥料，用來壯大、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該書的內容提要是：1986年9月以一篇新時期文學評論而發跡，1989年6月初以一場"72小時有限絕食"鬧劇而隕落——這就是劉曉波。劉曉波究竟何許人？做了何許事？本書以有力的批判和確鑿的證據材料，揭露和暴露了這個號稱"黑馬""東北虎"的反面教員的真面目。本書勾畫的劉曉波從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到走上反共反人民道路的軌跡，有助於震醒那些迷戀劉曉波神話的善良人們和青年。
重讀這本書，真希望中國青年出版社能夠在今天再版此書，以便"震醒善良的人們和青年"，或"鞏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陣地"。這本書說要把劉曉波當做肥料，當做反面教員，因為劉曉波光芒四射，痛快地在我們這個奴隸奴才充斥的社會裡做了一個人，官方打壓他也是希望人們能夠老老實實地做好順民、臣民、市民或所謂建設性的公民角色。
這本書說劉曉波的隕落，實際上，加上這20年來官方對待劉曉波的方式，曉波跟鄧小平一樣三次或多次隕落了。這種奇特的國民待遇或歷史人物待遇，似乎只有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才會出現。但政統中的鄧顯然不能跟道統中的劉曉波相比，在對一個時代的旗幟性影響中，曉波大概跟傑克遜可比。他們都是自我充實、能量四射、不斷給外界提供光熱的精神個體。他們或從流行音樂，或從思想啟蒙、時代見證的角度，有力地啟示並安慰了民胞物與，他們對人心人生的影響是永恆的。
福柯說過，我們只能通過真理的生產來實行權力。真理二字雖然在我們社會裡被污染糟蹋，但一旦它名實相符，它就是權力。傑克遜做到了。劉曉波做到了。那些不明權力為何如何的人，確實可以從劉曉波20多年來的人生中得到啟示，儘管在官方的語彙裡，曉波是一個反面教員。
200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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