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的数码威權輸出

文：普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香港政府日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民眾的憂慮，更在日前導致了百萬香港人上街頭的「反送中」抗爭運動爆發。但沒想到竟然有與抗爭相關的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群組管理員被香港警方盯上與入門搜索，讓該群組名單與聊天記錄被港警掌握。^[1]這起事件不禁讓人開始反思，是否當我們高度依賴科技的同時，就難以逃離受到大規模的科技監控的可能，甚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背後監視著你的「老大哥」，就是試圖對外輸出威權的中國政府…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香港政府在鎮壓「反送中」抗爭中，除了由警方執行清場行動外，還曾試圖掌握抗爭者彼此交流資訊的通訊軟體Telegram聊天群組，甚至由Telegram官方正式受到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

故事要從華為被美國封殺開始談起…

美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以危及國家安全為由盯上華為之後，又於今（2019）年5月由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採用被認為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外國電信公司，而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加入制裁名單，許多科技大廠包括Google、ARM也暫停對華為技術支援；^[2]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o於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大力批評華為執行長任正非曾稱華為沒有與中國政府進行合作是錯誤的說法。^[3]不過，為什麼像是華為，以及許多中國科技大廠會被美國政府盯上、甚至是封殺呢？

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下屬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的研究團隊，就針對當前中國科技公司的發展與全球佈局進行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並於2019年4月發布了名為《中國科技巨頭的圖像與行動軌跡》（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主要包括兩大部分：首先是中國共產黨與國內科技巨頭的政商關係，以及這些科技公司在黨國政治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是這些科技巨頭在中國與全球的業務擴張之實例。這個研究最終目的就是要回答中國科技巨頭在全球的擴張，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人權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正如同Pompeo對於華為與官方連結的指控，中國的政商關係除了靠著政府補貼，官方更以法律明文規定企業內必須設立黨組織，而企業不但要參與黨的活動，更需配合國家的情報工作。^[4]像是華為以及許多被稱為中國「國家隊」的科技公司，無論是接受官方補貼或是企業決策受到黨的干預，都會讓這些企業成為中國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所以這篇報告才會指出，由於中國試圖透過網路與科技向全球輸出其治理模式，加上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被中共以黨委會組織所牢牢掌握，因此很明顯這些企業絕非是單純從事商業行為的公司而已。^[5]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美國國務卿Pompeo於今年2月出訪東歐，在匈牙利受訪時暗示使用華為設備的國家未來恐怕將難以與美國進行合作，被媒體解讀為是在要求東歐國家選邊站

走向全球的中國「數位威權主義」

ASPI的報告將中國當前的科技發展與黨國機器的結合形容成是「數位威權主義」，並引用了自由之家於去（2018）年發表的網路自由報告。該報告就以《數位威權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為題，分析各國政府運用科技手段控制民眾、以及全球網路自由倒退的狀況，並特別強調中國政府將監控技術對外輸出，正是造成數位威權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

在自由之家的報告中，數位威權主義的發展主要包括兩大領域：其一是在網際網路，像是網路言論自由、不實謠言的散播、對隱私權等面向的侵犯，其二則是利用科技直接監控社會大眾，例如由監視器、臉部辨識與AI技術所結合的「天網」（Skynet）系統，以及用來評估公民信用程度的「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而後者的發展更是高度依賴北京政府對於網路的掌控。^[7]自由之家主席Michael J. Abramowitz更指出，北京領導人最終目的是在國際上用威權主義來取代數位領域現有的自由規範。^[8]

那麼，與華為類似的中國網路與科技公司在中國對外輸出「數位威權」的過程中，又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ASPI的研究團隊追蹤了包括阿里巴巴、騰訊、華為與海康威視等12間中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業務與投資，發現這些公司不但參與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人權侵犯行為，例如協助建置通訊、監視器與臉部辨識等監控系統。^[9]同時，這些中國科技巨頭還在世界各國與當地的專制政權進行合作，利用由中國所提供的科技與網路技術來強化社會控制，進而導致當地人權與自由的狀況持續惡化，例如在這份報告中所提到的個案像是辛巴威、委內瑞拉與白俄羅斯等國家，以及由華為在各國所協助建置的「智慧城市」計畫。^[10]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當東方巨龍來到遠在非洲的辛巴威

無論是自由之家或ASPI的報告，都提到了接受北京政府威權輸出的辛巴威國內人權倒退的狀況。不過，辛巴威的例子在非洲國家並非個案，而且早在數位威權的相關研究出現之前，中國與辛巴威的威權合作就已經相當密切。^[11] 史丹佛大學政治系Larry Diamond教授更指出，^[12]中國於後冷戰時期以一個主要的援助者、投資者與地緣政治行為者的姿態出現在非洲地區，讓這些非洲的威權政府獲得了北京在政治上的支持（political patron），成為抗衡西方國家勢力的選項。

辛巴威在2002年接連被美國與歐盟制裁之後，緊接著前獨裁強人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開始推動辛巴威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同時中國政府也擴大對辛巴威的經貿合作、投資與軍事援助，甚至還包括外交與政治支持，例如在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一項對辛巴威制裁的表決中投下反對票。^13[13]根據研究指出，由於辛巴威長期以來的人權紀錄非常不佳，而過去中國政府給予辛巴威的援助並未包括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附帶條件，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提高貪腐的嚴重程度並降低政治課責性，同時也會削弱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14]

近年來，北京對辛巴威獨裁政府的支持也反映在中國科技公司與辛巴威的合作。其中，華為、中興通訊等公司不但與辛巴威的通訊建設進行大量的投資與合作計劃，甚至還參與了辛巴威政府對網路與社群媒體的龐大監控計劃。^[15]除了線上監控，辛巴威政府採用了由海康威視（Hikivision）所提供的監視器與監控設備，更於 2018 年與中國的雲從科技（CloudWalk Technology）簽署合作協定，由該公司提供辛巴威政府臉部辨識技術與資料庫。^[16]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海康威視2018年10月在北京展示最新的人體辨測技術。

辛巴威前總統穆加比在 2016 年將中國稱為是社群媒體監控的模範，並希望辛巴威能夠加以效仿，於2017年繼任總統的 Emmerson Mnangagwa 也依舊維持過去的統治模式。辛巴威政府除了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之外，仍繼續在北京的協助之下將辛巴威打造成如同中國一樣的監控國家。^[17]在今年1月辛巴威抗議通貨膨脹與油價高漲的示威抗議中，政府不但動用軍隊來鎮壓示威群眾，更切斷網路並封鎖Facebook、Twitter與WhatsApp等社群媒體與通訊軟體，利用科技手段來瓦解抗議群眾進行組織的可能。^[18]

一樣都是威權輸出，多了「數位」兩個字有差嗎？

既有對於威權擴散的相關研究，在擴散與輸出的模式多半是分為「價值示範」與「實質政策或影響」。^[19]其中，所謂實質影響是指，學術研究發現由中國所提供不附帶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條件的援助或投資，往往會讓許多非民主國家的專制政權更有資源壓制反對勢力，並造成人權與自由的倒退，而這樣的模式又常發生在非洲國家，像是辛巴威就是一例。^[20]

除了來自北京的資金，中國的科技公司以及其所提供的各式監控技術，更是直接讓這些威權政府能夠有效進行社會監控，掌握一般民眾的個資、實體行蹤，以及通訊與網路上的各種紀錄，以犯罪預防之名打壓社會異議者，直接在當地複製中國的「歐威爾式監控國家」（Orwellian surveillance state）。

在威權擴散的價值示範面向，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觀也讓這些威權國家領導人印象深刻，並開始公開讚揚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例如辛巴威的前總統穆加比。例如辛巴威政府在面對示威抗議時採取封鎖社群媒體與網路的做法，就如同中國在面對新疆維吾爾族抗爭時的回應如出一轍。^[21]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辛巴威前總統穆加比就在2016年明確表示辛巴威政府應該瞭解中國控制網路社群媒體的手法，並將相關技術引進到辛巴威.

數位威權主義的輸出就如同其它形式的威權擴散一樣，透過威權大國的價值示範或實質利益讓在地國家在政治發展上朝向威權的方向移動，只是前者在手段上是透過數位與網路科技等手段，讓政府在控制民眾上更為直接且有效。甚至，這些在世界各國所蒐集到的龐大數據與資料，又會再回傳至位於中國的資料庫，協助中國政府與科技巨頭公司訓練AI ，不斷強化中國數位威權的科技發展。^[22]

ASPI的報告不但補充了過去相關領域研究的不足，更讓我們得以瞭解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在北京對全球各國發揮影響力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美中貿易戰的升級與新疆的監視器

無論是中國或辛巴威政府透過控制網路與社群媒體來避免群眾在社會抗爭中進行組織與串連，或是香港「反送中」抗爭中有Telegram群組被政府所掌握（甚至是Telegram本身受到來自中國的大規模DDoS攻擊）等事件，^[23]都反映出當代公民社會的抗爭者在面對威權政府時出現極大的資源與科技不對稱。^[24]但是，抵抗中國數位威權在全球的擴張，並非是毫無希望。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把海康威視公司列入美國黑名單。這也標誌著川普第一次因為其在監視和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一個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中起的作用而懲罰一家中國公司。」^[25]然而，在新疆的監視器鏡頭與美中貿易戰有什麼關係呢？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在中國的新疆地區，維吾爾族穆斯林受到來自北京的監視器鏡頭、臉部辨識系統、手機監控APP、檢查岡哨與武裝警察等無所不在的監視與控制，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光是河南省三門峽的執法部門單月就進行了50萬次人臉辨識，以檢查居民中是否有維吾爾族人

由於全球的資通訊產業早已形成複雜但完整的跨國分工產業鍊，無論是IC晶片、智慧型手機或是監視器材的生產，過程都是跨國分工及生產，只是目前許多關鍵技術仍掌握在美國手中。因此，中國於 2015 年提出「中國製造 2025 」（Made in China 2025），同時又於近年來大力推動IC晶片的自主製造，以及5G行動通訊與AI等技術的發展，甚至不擇手段地對歐美企業進行竊密，除了想在全球科技爭霸上快速取得優勢外，也是為了擺脫對美國的技術依賴。^[26]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國模式」的網路治理型態以及科技規範：不僅是在技術上超越歐美國家，而是在高科技領域的規範與價值上取代現有的西方標準。

川普在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祭出了關稅手段，甚至與其民主盟友聯手對中國企業如中興、華為等科技公司進行制裁或封殺，背後原因除了因為許多中國企業常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與商業竊密，另外也有國家安全的疑慮與考量，更因兩強科技爭霸被外界形容是「科技戰」（technology war）。^[27]其中，就像《紐約時報》在報導中所提到，如果美國考慮限制提供零件與技術給海康威視的做法屬實，可能將影響其監視設備的出貨與業務運作，也讓阻止中國數位威權的擴散出現更多的可能。^[28]

回到報告本身，正如同ASPI指出由於這些中國科技公司的規模、擴張速度與不透明性，導致在公開資料蒐集上一定會有所疏漏，所以ASPI也鼓勵社會大眾協助共同新增與補充相關資料，讓這個專案計畫的資料庫更加完整。透過不斷揭露中國科技巨頭的相關資訊，才能協助全球的民主陣營擬定因應中國數位威權的反制政策。

※本文修改自作者在《新社會政策》的發表文章，請參考：普麟，2019，〈當中國透過科技威脅全球民主——淺談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新社會政策》，第63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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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由於香港警方聲稱有工具可以破解該群組管理員的小米手機，最後他不得不交出手機，請參考：Paul Mozur & Alexandra Stevenson, “Chinese Cyberattack Hits Telegram, App Used by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9.
2. Cecilia Kang & David E. Sanger, “Huawei Is a Target as Trump Moves to Ban Foreign Telecom Ge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9; Russell Brandom, “What happens to companies that defy the Huawei ban?,” The Verge Jun 2, 2019.
3. 在這段專訪中，Pompeo更特別解釋如果一間企業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就難以避免受到官方的干預與影響，例如協助北京從事間諜行為，請參考：Jessica Bursztynsky,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Huawei’s CEO ‘isn’t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ruth’ on China government ties,” CNBC May 23, 2019. Pompeo還向媒體表示自己與各國政要會面時也會不斷解釋華為所帶來的危害，當他與德國外交部長Heiko Maas會面時更表明未來美國將會停止與那些允許華為參加電信建設的國家共享情報資訊，請參考：David Brunnstrom, “Pompeo tells Germany: Use Huawei and lose access to our data,” Reuters May 31, 2019.
4.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30條規定包括企業在內的組織，「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第33條則規定無論國企、私企的黨組織都要協助企業「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中國的《公司法》在第19條也規定：「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此外，中國於2017年所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在第7條更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賦予公司與私人企業必須要協助國家從事帶有政治目的的情報工作之法源。
5.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7-19
6. Freedom House 2018.
7. Shahbaz 2018。延伸參考：Bradley A. Thayer & Lianchao Han, “China’s weapon of mass surveillance is a human rights abuse,” The Hill, May 29, 2019；Paul Mozur “Inside China’s Dystopian Dreams: A.I., Shame and Lots of Camera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8. 另外，Michaelsen與Glasius（2018）則是將數位威權主義分成監控系統、隱私權與不實謠言，以及對言論自由的侵犯等三大面向。
8. Michael Abramowitz &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9. 國際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所發布的報告則指出中國政府利用手機APP來大規模監控新疆居民，以便警方完整掌握可疑民眾的一舉一動，包括可能的政治反抗活動（Human Rights Watch 2019），請參考：“How Mass Surveillance Works in Xinjiang, China: ‘Reverse Engineering’ Police App Reveals Profiling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2, 2019；相關報導請參考：Darren Byler, “China’s hi-tech war on its Muslim minority,” The Guardian, April 11, 2019.
10. 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1-13.
11. 例如辛巴威的執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愛國陣線」（ZANU–PF）就會定期派遣高階幹部前往北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訓練，請參考：Andrew Kunambura , “Mnangagwa eager to adopt Chinese communist model,”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November 30, 2018 ; Kuda Bwititi, “Zimbabwe: Zanu-PF, CPC Forge Stronger Ties,” allAfrica May 8, 2019. 本段請參考：Erdmann, Bank, Hoffmann & Richter 2013。
12. Diamond 2010.
13. Masunungure 2011.
14. Hodzi, Hartwell & Jager 2012.
15. 此外，辛巴威還在2016年通過法律，允許政府扣押民眾的上網裝置（例如手機或筆記型電腦），阻止一般大眾在集會或抗爭時使用社群媒體，甚至還在2019年靠著封鎖社群媒體與強行斷網的手段，直接打壓抗議燃油價格上漲的群眾運動，請參考：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August 7, 2016; Columbus Mavhunga, “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February 7, 2019.
16. 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July 24, 2018.
17. Ray Mwareya, “Zimbabwe Drifts Towards Online Darkness,” Coda Story, February 26, 2019.
18. Zimbabwe blocks Facebook, WhatsApp and Twitter amid crackdown,” BBC, January 18, 2019.
19. Ambrosio 2010; Hall & Ambrosio 2017; Weyland 2017.
20. Bräutigam（2010）則認為這些非洲國家原本就由威權政府掌權、人權與自由程度不佳，因此中國的援助並非是導致其國內人權狀況倒退的主因。
21. 北京政府在2009年鎮壓新疆維吾爾族抗爭中，就曾關閉當地網路長達10個月的時間，請參考：Edward Wong, “After Long Ban, Western China Is Back Onl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10.
22. 數位威權主義在中國的快速發展，讓這些數位科技巨頭與一般民眾形成極大的權力不對稱與落差，也因此除了中國政府的角色，數位科技巨頭以及其所掌握的權力自然也成為亟需關注與研究的對象。參考：Lv & Luo 2018。
23. Jon Porter, “Telegram blames China for ‘powerful DDoS attack’ during Hong Kong protests,” The Verge, Jun 13, 2019.
24. Lv & Luo 2018.
25. Ana Swanson & Edward Wong,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Blacklist China’s Hikvision, a Surveillance Fi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9；中文版報導可參考：Ana Swanson、黃安偉，〈美國或將中國影像監控巨頭海康威視列入黑名單〉，《紐約時報》，2019年5月22日。
26. Arjun Kharpal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mid a brewing tech war. That could hurt US firms,” CNBC June 4, 2019.
27. “Huawei has been cut off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Econnomist May 25, 2019; David J. Lynch “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became a conflict over the future of tech,”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9. 另外，以台灣為例，早在2013年政府就禁止4G業者採用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製設備，更於去年由國安會宣布八大關鍵基礎建設相關產業都禁用中國製產品，以行動表達支持美國的立場，請參考：曾雅凰，〈國安會宣布！明年起8大關鍵基礎建設禁用中國製產品〉，民視新聞網，2018年12月15日。
28. 相關新聞可參考：Arjun Kharpal “US takes aim at Chinese surveillance as the trade war becomes a tech war,” CNBC May 26 2019; Cassell Bryan-Low, Colin Packham, David Lague, Steve Stecklow & Jack Stubbs, “Hobbling Huawei: Inside the U.S. war on China’s tech giant,” Reuters May 21,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