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霍乱之乱》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的闷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我们在医学院学习的流行病学教材是一九七七年印刷的，由四川医学院、武汉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山西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六所院校的流行病学教研组，于一九七四年集体编写出版。
只有一个编写说明，没有版权页。
这本教材在总论的第一页里这么告诉我们广大学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我国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力开展了除害灭病的群众运动和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和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鼠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黑热病、虱传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等病。其他许多传染病与地方病的发病率也大大下降。”
于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老师自豪地说：“鼠疫在世界上被称为一号病，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厉害吧？我国消灭了！霍乱，属于国际检疫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也是起病急，传播快，死亡率高，号称二号病，厉害吧？我国也消灭了！三号病是天花，曾经死了多少人，让多少人成了麻脸，厉害吧？我国也把它消灭了！”
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一二三号病哗哗地翻了过去，它们不在考试之列，我们不必重视它们。我们学会的是老师传达给我们的自豪感。如果有人问起鼠疫、霍乱和天花，我们就自豪地说：“早就消灭了。”
2
秦静同学与我们不同。她追在老师屁股后头提问。她问：“到底是控制了还是消灭了？是消灭还是基本消灭？”
老师说：“去看教材。”
秦静说：“教材上说得不明确，前后矛盾。”
老师说：“这有什么关系呢？”
秦静涨红着脸说：“有关系的。这关系到最可怕的三种传染病在我国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
老师说：“秦静同学，别钻牛角尖了。我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十五年了，走南闯北，从来没有遇见什么鼠疫霍乱天花。要相信我们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秦静的声音都发抖了，眼睛盯着地面，但她还是顽强地问道：“我想知道它们到底存在不存在？”
老师悻悻地说：“你问我，我问谁？”
后来，秦静与我一道被分配到防疫站工作。我们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流行病防治的白衣战士。
3
在从事流行病防治工作的三年里，我们每天收到的疫情卡片几乎都是肝炎。
枯燥的重复的日常工作消蚀了我的光荣感和积极性，有理想的青年就是比较容易被现实挫伤。
大家都在磨洋工，每天不到五点，都走了，只有科室主任闻达猫在大办公室的小套间里，伏案写他永远也写不完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他已经追踪流行性感冒二十年了，同时还不断地增加着追踪研究的项目，如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等。总之他对所有的流行病都怀有着巨大的兴趣和热情，每天都要推迟大约一个小时下班。
4
有一天，我去供应室领设备，被值班人员敷衍应付。
我很生气，回来抱怨。
闻达显得有些尴尬，他软弱无力地信心不足地说：“我向站领导反映过多次了，我个人还找院长谈过。院长表态说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防疫事业。”
我说：“拉倒吧！我们连最基本的敷料和棉球都不能得到供应，谁在支持我们？”
闻达说：“年轻人，你不能这么看问题，我们事业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医疗系读几年？最多四年，可我们卫生系却要读五年乃至六年。临床医生懂的我们都懂，临床医生不懂的，我们也懂。他们是什么？是操作工，看病开药看病开药，照本宣科，医院里都是活的进去，死的出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研究人员。我们防患于未然。我们不给人们带来任何痛苦而是保护人们免受疾病的侵害。我请你们想想，孰轻孰重，这不是一目了然吗？”
秦静冷笑，走掉了。
5
霍乱来了，在一个天气恶劣的夜晚，在它的踪影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对它的一点认识仅限于知道它的厉害和可怕，教科书的这一章节是哗哗翻过去的。
那天是我和秦静值夜班。晚上八点二十七分，我们接到了霍乱的疫情报告。
秦静跑去拿来了我们大学的流行病学课本。课本长期在秦静随身背着的书包里，她的好学及时地解救了我们。秦静把课本翻到霍乱这一章，举在我的鼻子底下，我们俩急急地浏览，高频率地摆动着头。
本章开篇不久就有一句非常含混却又武断的话：解放后本病在我国已被消灭。
秦静气愤地说：“消灭的时间，地点，和处理方法都没有写，太不科学了，简直是混帐！”
我悲愤地说：“对，混帐！”
书上既然认定我国已经消灭了霍乱，后面的论述就明显地就事论事，流行和传播的情况全是别国的。什么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尼泊尔、阿富汗、西太平洋至南亚次大陆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我完全晕乎了。
秦静激动地说：“对对，我差点忘了，隔离是最重要的，千万要阻断他对其他人群的传染！所有的烈性传染病都是要首先隔离传染源，这点是绝对必要的！”
6
五层楼的防疫站蓦然间灯火通明。各个科室的人马全都连夜冒雨赶到了站里，大家对霍乱除了怀着恐怖感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八大科室的一百多号人在站里挤来挤去，相互打听情况。
书记和站长被大家大呼小叫地扯去询问。
他们俩答非所问地应付着。大家都非常地不满意，
闻达的出现使站里顿时有了秩序。书记和站长如见救星，与他紧紧地握手。说：“乱成一锅粥了，现在看你的了。”
闻达说：“霍乱疫情，如洪水猛兽。我是要赶快讲讲具体方案。但是，我设想的方案还没有事先向党委汇报呢。”
下面立刻有人说：“现在还耗得起这个时间吗？”、“他们又不懂，汇什么报？”
闻达异常的简洁，一口气宣布了八条意见：
第一，以流行病室为核心，组成一个紧急行动小组；其他各科室都听从紧急行动小组的分管班长指挥，有令则行，无令则止。
第二，化验室立刻复查粪样培养基的菌落，再一次确认霍乱弧菌，具体操作由闻达指导。
第三，流行病室连夜出发，追踪病人，隔离病人并确定疫点。
第四，消杀科立刻准备好所有的喷雾器和充足的百分之五的来苏消毒液，同时准备大量漂白粉和生石灰。
第五，党办负责接待领导，上传下达，发出红头文件。协调车辆，保障疫情用车。
第六，站办负责后勤，协同专业部门购买一切所需的用品以及保证值班人员食物和冷饮的供应。
第七，指定专人二十四小时守候电话，疫情立刻上报国家卫生部，对外严守秘密。
第八，在处理霍乱疫情期间，各科室全部三班倒，一律严格实行无菌操作。
闻达说完，问书记和站长可还有补充的？
书记和站长都说：“很好很好。”
7
市里领导来了。
卫生局的领导来了。
与我们挂钩的这所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也来了。
平时他们连换棉球的问题都懒得给我们解决，对于我们防疫站与医院在合作上的种种摩擦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一向经过我们防疫站都是不屑一顾的模样，现在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们非常地热情，非常地诚恳。居然拍拍我的肩，叫得出我的名字，也叫得出秦静的名字，好像与我们防疫站是亲密战友一般。
8
我们很快在武汉郊区黄陂找到了感染霍乱之人。并把他所在村子封锁。
封锁区隔离了总共十四天。在最后一例带菌者连续三次粪检阴性之后，我们才鸣锣收兵。
因为严格的保密，事后便没有我们所期待的辉煌。
就连在疫情中出现过的领导也再没有来到我们防疫站。没有张灯结彩的表彰和大大的奖状。新闻媒体没有一点动静。有关论文当然也就不可能寄到世界卫生组织去了。
总之，我们站除了增添了一些是非之外，突然地，一切都恢复了从前的平静和单调，就跟没有轰轰烈烈地处理过霍乱疫情一样。
9
第二年夏天，我到底还是放弃了流行病医生这一职业，又去投考了其他的专业，我将彻底转行。
秦静还在坚持。
不久就出版了新的流行病学教材，新教材还是比较地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我在新华书店翻着看了看，怅然一笑，便把它放回了书架。
十几年后，闻达与秦静合作的关于那场霍乱的论文终于得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上进行宣读。
说真的，我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为了消灭什么而遭遇什么，为了不可知的结果而长久地等待，为了保存内心而放弃外壳。但是，在十几年之后，我懂了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你去这么做的。当然是你热爱的事情。因此，闲暇的时候，发生霍乱的那一天经常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在回忆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道理。
有许多的道理总是在后来回头的时候找到的。往前走的路总是无可凭借，一如断了铁索的上山的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