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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0 August 2020

中共的灾难性决策的终端放大


毛泽东的"大跃进"狂热,导致大饥荒;苏联式治水模式"水库大坝"狂热,导致大水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盲目性,导致大血疫。这三项中央的灾难性决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谬到尽头。如此反复试炼,又无论多么惨烈的后果,都不能丝毫启动这个社会的纠错机制,因此豫南势必难逃下一轮灾难的降临,是肯定的。

灾难性决策底下,法度、伦理均消失,社会倒退至前文明状态。党的干部在大饥荒中的残忍,已如前所述;尽管"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七五八"大水灾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到了"经济改革"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可以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竟声称"河南有将近一个亿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在将近一亿人中有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因此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后,他们又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却莫可奈何。

从历史或社会学的角度看,五十年代还飙过一场"共产主义"大跃进狂热,到八十年代便可以再飙一场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类血腥狂热,几乎不出一个世代的时间长度,在我的年龄段上,就是从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进的社会折腾,我们看不到什么过渡,而社会、人文、民众心理所支付的巨大代价,从未被统治者计算过,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国度!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的作者、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戴蒙德教授说,他和学生们经常讨论一个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严重后果,还会做出灾难性决策?即使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复杂社会,也总是决策错误。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理性的恶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们经过推理分析,发现对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为,虽然明显对他者有害、长程有害,并在道德上受谴责,却可以躲开制裁的话,他们就会一意孤行。

自然,这方面更惊人的显例,是长江上的三峡大坝,论证目标是发电,夸口解决整个南中国用电;建成后又改为"防洪第一",但"只拦上游来水",只保荆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鄱阳两湖。今天人们甚至怀疑,这座世界第一大坝,可能引发了四川大地震。

滥用民力,在中国自古已然,如长城、大运河等。这种巨型工程,到现代又发现其破坏环境的新问题。戴蒙德在书中专辟一章讲中国,特别提到的三大"超级工程"(megaprojects),"无疑加重了环境问题",除三峡大坝,另外两个是南水北调工程(五千亿)和更大的西部开发(八千五百亿)。

他还没有看到一个更惊人的单子,叫作《中国近期的超级工程目录》,上列一百〇六项,诸如,世界最大电力项目"西电东送工程",五千二百六十五亿投资;世界最大规模高速公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总投资九千亿元;农村"村村通"工程,总投资一万亿元以上;中国十二大水电基地发展规划,总投资两万亿元以上……中国的"经济起飞",还不到两个十年,环境全面恶化,其生态托架还能够支撑多久?这个民族将永远失去她的家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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