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一下飞机，骂了十多年蒋介石的毛泽东竟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并发表了“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的书面讲话。他虚情假意表达要与国民党合作，背后却与国民党争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赴重庆之前的8月25日，毛泽东就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回到山西以后，放手攻打当地国军，“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41天的重庆谈判吸引了全国的视线，也掩蔽了共军的实际行动——共军在背后占据了200座城市，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以阻挠国民党军队对日受降，这样共军就可以强行收缴日军武装。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然而，毛泽东回到延安不到一个月就把所有协议及一切诺言彻底破坏。蒋介石深知中共不会甘心，协定签订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他很清楚，与共产政权“和平共存”的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被共产主义的魔鬼整个吞噬下去。
蒋介石：共产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去苏联各地访问三个月，让他“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1926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初见成效，而共产党挑拨国民政府的亲共分子在武汉另立政权，干扰北伐。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写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拼命血战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乱的时候；当我们前敌将士在浙江江苏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武汉方面故意留难，把饷项分文不发，一粒子弹也不给我们。”
共产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蒋介石看得很清楚，1927年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当时社会有不理解的声音，对此，蒋介石说：“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1949年1月淮海战役末期，蒋介石下达了停止抵抗的命令。挥毫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随后蒋介石率部离开大陆，转移台湾。据蒋介石贴身侍卫回忆：“他伏在桌子上哭得很伤心，一边哭还一边叨咕，不打了，不打了，打来打去死的都是中国人，这是天要亡我，现在中国人都相信他们，打没用，等中国人慢慢看清了真相，会期待我们回来的。”
中共篡政后，蒋介石继续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称共产主义是反神的。1960年，蒋介石在《耶稣受难节证道词》中说：共产主义的狂妄匪徒们叫喊着，它们必要毁灭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它们必能毁灭不愿崇拜它们共产主义的所有人类，它们共产主义必要统治世界。它们今日一切迫害、斗争、诬陷和公审的所作所为，正像一千九百年前的新约时代的恶魔“撒旦”一样。
“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声，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圣经学者们都认为，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
蒋介石看到，共产主义侵略步伐是惊人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五年来，已有八亿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下。所以，共产主义一日不停止，世界一日无安宁。共产主义一日不消灭，世界一日无和平。而追随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于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揖盗。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
1969年中共发动文革，蒋介石说：“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绝不相容的！所以它妄想要以其僵尸的回光返照的一刻，来消灭我们五千年深入人心，悠久博厚的中华文化，于是乃不顾死活的破坏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之传统；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以行其文化大毁灭之暴行。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时刻要被批被斗的大监狱！”
1972年，蒋介石就准确预言了欧洲共产国家在1990年解体，而中共要晚一步。临终之前，蒋介石都念念不忘“拯救中国”。他在演讲中断言：“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义正气！”
阎锡山：中共是压迫人民、妄想赤化世界的“乱党”
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长的“山西王”阎锡山，在1949年的反侵略大同盟常委会演讲中曾表示，1949年，中美各有一部份人认错了中共是一个“政党”，没有认清中共是一个“乱党”。这一论断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
与中共交战多年吃了大亏的阎锡山，对中共的种种做法与骨子里的想法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山西时得到共产党的两个文件，才清楚共产党为何要建立铁幕。当时，共产党对乡村的民众，是拉上中农清算富农，拉上小农清算中农，拉上贫农清算小农，最后再清算贫农，地方干部对清算贫农均持反对态度，认为没有必要。
为了统一思想，共产党特意让县级以上干部秘密传阅的一份文件：“我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解放世界。这种任务是如何的艰巨！我们解放了中国，即可惹起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联军来进攻，我们那时候必须是连兵带人民及物资向后撤退，使敌人一切不知，然后我们退到相当的距离，断他们的后路，困毙他们，这样我们才能应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到那时我们的人民中，不只不要一个反动的人，不要一个中立的人，就是同情我们的人亦不可靠，必须是个个人离开我们的政权即不能生活，才能同我们奋斗，方能不泄露我们的真情。如果不清算贫农，贫农能自己靠自己生活，到了帝国主义进攻时，这样的贫农，一定会动摇，至低限度亦是种中立心理。我们必须清算贫农，才能保证我们最后胜利。”
那么，怎么清算贫农呢？文件指出：“至于清算贫农，不要特别的说法、做法，只是说明：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作战，不上前线的人，应该负担公粮；先向他要今年的公粮，如果要了他还有，再向他追要去年的，要了去年的他还有，向他追要前年的：要得他不能生活了，一面救济他，一面给他分配生产工具，使他的生产、生活和我们的政权联系在一块，他才能同我们始终奋斗到底”。这个清算贫农的文件让阎锡山倍感震惊。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绑架所有人，靠烧杀抢掠得到他们的经费及兵源，支撑其快速膨胀。阎锡山说：“我们是国家，是尽上全力的保护人民；中共是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共不需要人民安居，需要人民和他共同造乱。……他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
由此，阎锡山判断，共产党赤化了中国，一定会赤化东南亚及印度，也一定会赤化全世界，共产主义是国际侵略性的，则凡共产党发动的战争，都是国际性的战争。而他看到的另一份鼓舞干部“不怕原子弹”的内部文件，更是印证了中共企图赤化世界、侵略世界的野心。
这份文件论述了什么是中共手中的“反原子弹”：“英、美等帝国主义有原子弹，我们必须有反原子弹，始能对付敌人的原子弹。敌人的原子弹是军事原子弹；我们的反原子弹是政治原子弹。英、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进攻是要控制工业区，轰炸大城市；我们把东方大陆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努力组织的与我们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成了反原子弹的对策，即可使敌人的原子弹炸不胜炸，无法发挥其功效。这是我们反原子弹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有反原子弹，即不怕英、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况且我们现在已经也有原子弹，反过来我们拿上原子弹，轰炸英、美帝国主义的大城市，毁灭他的工业区，英、美没有反原子弹的组织，他们一定会陷入束手无策。我们不怕第三次大战，我们反迎接第三次大战”。
在总结共产主义为何能席卷世界时，阎锡山认为，共产党的做法是“超历史”的，是政治性的民众武装政略，共产党一向是以政略控制战略，以战略控制战术，同时以虚假宣传来包装自己。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外以一个正常政党的姿态出现；在宣传上表现得非常之热心于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在政治上曾讲‘谈判’、‘协商’。可是，在这些美丽炫目的外衣背后，中国共产党又时时刻刻用枪杆对准它对方的心脏。在战场不能取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便到会场上来。在会场上不能取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又跑回战场去。‘暴力’与‘和平’，像一柄双口刀，曾插在委曲求全的政府面前！”
陈诚：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从没有分过家
曾经的台湾政坛二号人物陈诚一直追随蒋介石全力剿共，西安事变时忠贞护蒋，国共战争中，陈诚任国军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他一生坚定剿共，忠贞报国，念念不忘“光复大陆”。
陈诚在其回忆录中将中共红军直称为“赤匪”，指出它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制造的一种匪患，并称诞生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陈诚在解读孙中山“容共”策略时分析道，“容共”不是容纳共产主义，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徒提出加入国民党时，是说一个一个加入的，而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国民党。
“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陈诚指出，单就中共嗜杀来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饥饿也是一种慢性屠杀。中共与普世价值的“人道”为敌，是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他说：“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
1949年1月，陈诚就职台湾省主席，由戎马一生转向文治宝岛。1954年，陈诚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六年后高票数连任副总统一职，成为台湾政坛上的二号人物，他的主导思想就是“建设台湾、光复大陆”。
陈诚主持台湾土改，未流一滴血，同时完成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加速了台湾的经济起飞。而中共土改，200万地主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农民抢得的土地里的草还没拔尽，就又被中共抢回去了。
陈诚在其《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序言中说：“吾人坚欲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非仅为解除台湾农民之痛苦，实为解除大陆全体人民痛苦之嚆矢；非仅为农业发展而出此，实为进入工业社会作先驱；非仅为经济问题而谋划，实为反攻复国做必要之准备。”
无论蒋介石还是陈诚，一生不忘“拯救中国”，不是因为他们梦想反攻夺权，而是要拯救被中共毒害和毁灭的中国人及中华文明。他们早在70年前就洞彻了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看清它是一个毁灭中国、赤化世界的恶魔。遗憾的是，这一点当时并没有被美国足够重视，更不被中国人所知晓，因为中共建政之后屏蔽掉一切对其不利的声音。如今，我们再看国民党统帅及将领们70年前的精辟分析，犹如历史的绝响，铮铮有声，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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