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战战败，国家成为废墟，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分子走上审判台和绞刑架时，人民在想什么？成为被改造国家的人民，还能找到当初坐在法官席位上的感觉吗？
这值得每一个人思考。国家可能不那么厉害，人民也绝非那么伟大。既然不伟大，那么犯错就在所难免。人民犯的错，往往不是小错，而是大错，大错特错。
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是希特勒纳粹统治对外延续直接造成的，而以工人为主体的德国人民从1933年到1945年，对这个邪恶政府始终全力支持，直到它在美军和苏军等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炮火中彻底覆灭。
德国人民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有没有重大历史责任？
人民很容易相信一些听起来很悦耳的说辞。“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如果你是一名工人，读过之后是不是也眼泪汪汪？或许，一种要跟着他一同去扫除社会不公的激情油然而生。
可是，就是这样充满“同情心”的元首，后来大肆侵略别国，把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
人民在乎经济，注重口袋。希特勒注重民生，而且是玩儿真格的，到1938年，即二战爆发的前一年，德国已经从纳粹上台时的经济崩溃边缘彻底摆脱，全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的失业率则分别为1.89%、8.1%、8.7%，荷兰的失业率更高达9.9%。
纳粹政府还特别注重加强社会福利制度，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获得民众支持。带薪休假制度，到工人疗养院度假，触手可得的家庭轿车，良好的军人待遇，都让人民爱上了这个政府。在纳粹政府创造了经济和社会福利奇迹的同时，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爆棚，他们觉得，自己拥有了最值得拥护的政府。
此时的德国人，已经听不进任何对自己国家、元首和政府的任何微词了。
纳粹政府就会镇压人民吗？未必。德国人民不仅没觉得“镇压”，相反他们还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希特勒指向那里，他们就打向那里，元首成为他们唯一的头脑，他们则成为纳粹政府的数千万战车和铁拳。他们依靠德国的强大工业和军力，终于无可阻止地碾压向他们的邻国，杀向他们邻国的人民，以及邻国的邻国的人民。
事实上，德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和德国民族之间根本就不能划等号，但是，当人民把这个等号划上的时候，就意味着二者的嫁接已经不可更改。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当苏联红军已经攻到距离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几百米时，那些已经孤立无援的德国兵还在拼死抵抗。
只是结果无可避免，他们最终由德国人民变成战败了的德国的人民。
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如此。过去，为了突出日本某些人的战争罪责，总的说法是“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如如如何，采取二分法原则，将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分开，甚至更加强调，日本人民和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从政治角度考虑，这种分法不无道理，毕竟要追究战争责任，而不能追究普通民众的责任。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日本人民真的就完全无辜，他们也受到战争的摧残，但是他们绝对不像中国人这样，是纯粹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也参与了加害。
准确地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由上自天皇、下至被界定为战争罪犯的军国主义集团以及日本普通民众共同发起的全民族的对外侵略战争。
日本经历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民族自豪感急剧高涨，彻底击败大清和首次战胜白俄，使普通日本国民对本国方向的正确和实力的充足充满自信。而这种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暴涨的民族情绪狂热，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达到巅峰。他们一方面身体力行，一方面为政府提供道义支持，军人集团和一般民众日渐形成合力。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在《昭和五十年史话》中写道：“一般国民的大多数，虽然通过学校教育等途径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精神，但是他们自己主动地积极支持战争，尽可能为支持战争出力，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在书中，色川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怀有明确的厌战、反战意识的人是少数例外。”什么是人民？这才是人民！打起背包就出发，一声令下就冲锋，听说士兵在前线孤寂宁愿到前线慰问的，这才是人民。人民没有那么伟大，当雪崩的时候，人民的雪花漫天飞舞，那个时候才是人民的本质。
事实上，当历史的车轮驶向正确的方向时，人民往往还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带着迈向正确的方向，比如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相反，当历史的车轮冲向深沟悬崖的时候，人民往往像喝了小酒一样非常精神，情绪高涨，前呼后拥，比如二战当中的德国和日本，他们很自信地以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而某些政治家和学者为了实际的需要，常常不顾事实，非要说人民在前一种情况中是清醒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被欺骗的、蒙蔽的，甚至是被裹挟着的，因而让他们在历史告一段落后依然显得很无辜。这，才是这种歪曲最操蛋的地方。
日本人中也有反战的理性的，但是，在当时已经被北一辉的思想鼓噪起来的日本，这部分声音是极其微弱的，他们要么被这镇压下去，要么根本不被理会，甚至或许也有日本的左笔书法钱诗贵，打算给他们塑个日本秦桧的跪像。总之，这样的观点终于没能阻止大多数人的膨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最终全面开动了。
每个国家都是一艘船，人民是船上的乘客，也可能是各色船员，但不是船长。只是，船长不是天生的船长，他和人民有着解不开的关系。
希特勒身上发生的一件事很引人深思。希特勒幼年随父亲信奉天主教。1931年，希特勒参加德国大选，由于宣扬仇恨主张而被天主教逐出教会，教宗下令天主教徒不得投票给希特勒。至此，希特勒与天主教及其主要大党中央党彻底决裂。他后来上台即取缔天主教，统一德国教会，为此赢得了不少仇恨天主教的基督新教会的支持，使其可全面控制德国的宗教思想，为日后之政权打下基础。
因为一己之私怨就可以毁掉一个原则，同因为个人感恩就施舍出的宽容一样，毫无价值。希特拉的母亲克拉拉早年因癌症去世，曾经帮她治疗过的医生布洛赫是犹太人。1940年，希特勒为了向布洛赫医师表达感谢之意，特别准允其与其妻子移民至奥地利，并从那里迁往美国定居。
当怨和恩可以以个人意志，而不是遵循特定的原则，去施加时，这种社会必定是脆弱和危险的，因为那与专断只有一墙之隔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领袖愿意说，因为鼓舞士气；人民也愿意听，因为怎么说也是一种肯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作为一种后果的历史的埋单者。这话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听了。因为它暗含着不好的结局，要么是倒霉，要么是灾难。
可是，不愿听就可以不听了吗？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愿意听，但是面对失败，不仅要听，而且还得认真学习，转变思想，憋着泪，承受一切苦难，向昨天的历史挥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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