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知的批评最为激烈的莫过于著名思想家哈耶克。"这些家伙总喜欢故作高深，实则贩卖观念的高手"，他接着骂道："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之后，这帮家伙便到处唧唧歪歪。"美国著名法律学者波斯纳对公知的批评更加刻薄。他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社会的公知们："你们这些家伙们不要自作聪明，轻易超出自己本专业，对公共问题发表见解。"没有人把身兼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波斯纳教授貌似严厉的警告当一回事。在欧美国家，优秀的文科教授，仍然热衷于当公知，用优雅的文体，为大众媒体写作。不时出现在聚光灯下，激情飞扬地参与公共讨论，几乎是所有文科教授共同的梦想，尽管他们经常故作矜持地表示，自己最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欧美文科学者的文章大都文笔优美、逻辑严谨，叙事流畅，结构精妙。唯有接受优质文科教育的长期熏陶，才能培养出如此杰出的教授学者。随着学问和研究的深入，哈耶克终于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社会机体的健康而言，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数年之后，他自己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公知队伍，并和文学家萨义德、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和公共写作最杰出的代表。时代发展到今天，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公众仍然普遍存在两个严重的认识误区。
一是坚持认为，指出社会存在问题的公知，必须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否则就是耍嘴皮子，空谈误国。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观点必须正确，否则就是误国误民。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一般由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由专业知识分子提供。对于社会健康而言，两种判断均不可或缺。与活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专业知识分子活在专业期刊，除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写的论文，外行几乎不会阅读，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媒体写作与公众保持接触。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专业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就像是指出你的气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们善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影响舆论，但是未必都能解决问题。生了病应该如何治疗，需要诉诸于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专业判断。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大婶、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气色不好，他们总是最早发现。正是他们基于生活常识，主动提醒你，你身体可能有病，你才会考虑该不该去医院看医生，寻求专业诊断。基于常识的判断为社会提供了及时的预警，其意义在于，通过制造舆论提醒政府和大众，哪些地方可能出了问题，并把危机感传导给决策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你们注意问题所在，做出专业判断，提出解决对策。"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一定正确，那更是蛮狠加无知，尽管他们的判断经常是貌似煞有介事，实则漏洞百出。正如大妈大婶大伯大叔们基于常识的判断时常不够准确一样，你气色不好，只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的身体其实非常健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时刻在身边关心你，哪天你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不至于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医院看医生。真到那个时候，恐怕医学提供的专业治疗也回天无力，你只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谨记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使整个社会不停止思考，并在自省中良性发展。读书人对公共问题的广泛参与与热烈讨论，是一个社会肌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美国院校过度深陷专业化的泥沼，导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问题，社会学家让.雅阁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雅阁比指出，对于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导致社会陷入危机的，绝非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断不够正确，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逐渐消失。是的！是过度的专业化，导致教授们普遍把关注点落在了本领域，对公共问题缺乏热情和思考。专业化制造的职称等级，进一步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屈从于金钱和权力，心甘情愿地执着于专业研究而放弃公共情怀。在大学任教六七年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学生一届比一届更加不愿意读书和思考。除了关心一米之内的个人利益、成绩、就业，他们的精神视野无法超越个人生活，不知道人文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普遍对广阔的社会缺乏真正的好奇心。我深切痛心地体悟到，比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错误的观点更加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公知和公共讨论的长期缺席，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陷入了精神的冬眠。 这个学期初，我迎来了第一批00后学生。在我的第一堂课上，我开篇就问这些大二历史专业学生："你们知道陈平，知道张维为和金灿荣吗？"
这些年轻学子面面相觑。在两个班总共120多个学生中，知道这三位著名"专家"的人，不超过五个。"你们平时都看些什么新闻？"我揪心地追问道。他们全都不说话。当我在思想界和写作者的大多数同道中人担心，年轻一代大学生有可能普遍沦为陈平、金灿荣和张维为收割的韭菜时，我更为担心的问题却是，除了偶尔一时兴起，凑凑热闹，加入抵制这个、抵制那个的集体抒情，平时他们连关注和讨论公共议题的兴趣都没有一丝半点。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第一堂课结束，我心情沉重地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表达深切了期望："我宁愿你们成为张维为、陈平、金灿荣的粉丝，也不希望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你们，如此毫无现实关怀。"
一是坚持认为，指出社会存在问题的公知，必须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否则就是耍嘴皮子，空谈误国。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观点必须正确，否则就是误国误民。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一般由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种是基于专业的判断，由专业知识分子提供。对于社会健康而言，两种判断均不可或缺。与活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专业知识分子活在专业期刊，除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写的论文，外行几乎不会阅读，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媒体写作与公众保持接触。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专业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就像是指出你的气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们善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影响舆论，但是未必都能解决问题。生了病应该如何治疗，需要诉诸于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专业判断。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大婶、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气色不好，他们总是最早发现。正是他们基于生活常识，主动提醒你，你身体可能有病，你才会考虑该不该去医院看医生，寻求专业诊断。基于常识的判断为社会提供了及时的预警，其意义在于，通过制造舆论提醒政府和大众，哪些地方可能出了问题，并把危机感传导给决策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你们注意问题所在，做出专业判断，提出解决对策。"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一定正确，那更是蛮狠加无知，尽管他们的判断经常是貌似煞有介事，实则漏洞百出。正如大妈大婶大伯大叔们基于常识的判断时常不够准确一样，你气色不好，只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的身体其实非常健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时刻在身边关心你，哪天你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不至于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医院看医生。真到那个时候，恐怕医学提供的专业治疗也回天无力，你只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谨记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发出质疑的声音，使整个社会不停止思考，并在自省中良性发展。读书人对公共问题的广泛参与与热烈讨论，是一个社会肌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美国院校过度深陷专业化的泥沼，导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问题，社会学家让.雅阁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雅阁比指出，对于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真正导致社会陷入危机的，绝非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断不够正确，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逐渐消失。是的！是过度的专业化，导致教授们普遍把关注点落在了本领域，对公共问题缺乏热情和思考。专业化制造的职称等级，进一步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屈从于金钱和权力，心甘情愿地执着于专业研究而放弃公共情怀。在大学任教六七年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学生一届比一届更加不愿意读书和思考。除了关心一米之内的个人利益、成绩、就业，他们的精神视野无法超越个人生活，不知道人文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普遍对广阔的社会缺乏真正的好奇心。我深切痛心地体悟到，比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错误的观点更加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公知和公共讨论的长期缺席，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陷入了精神的冬眠。 这个学期初，我迎来了第一批00后学生。在我的第一堂课上，我开篇就问这些大二历史专业学生："你们知道陈平，知道张维为和金灿荣吗？"
这些年轻学子面面相觑。在两个班总共120多个学生中，知道这三位著名"专家"的人，不超过五个。"你们平时都看些什么新闻？"我揪心地追问道。他们全都不说话。当我在思想界和写作者的大多数同道中人担心，年轻一代大学生有可能普遍沦为陈平、金灿荣和张维为收割的韭菜时，我更为担心的问题却是，除了偶尔一时兴起，凑凑热闹，加入抵制这个、抵制那个的集体抒情，平时他们连关注和讨论公共议题的兴趣都没有一丝半点。这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第一堂课结束，我心情沉重地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表达深切了期望："我宁愿你们成为张维为、陈平、金灿荣的粉丝，也不希望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你们，如此毫无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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