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奉命聚集于北京体育馆内，准备参加一个特殊人物的批判大会。此人就是刚被革职审查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在那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年代，世事总爱和人开玩笑——今天你还主持大会批判某人，明天你就被群众押着被大家批判。现场的人们大概还记得，就在一年多前，刘传新曾经威风凛凛地在这里主持过市公安局镇压"四五"运动的庆功会和批斗会。可是今天，轮到他当批判的"靶子"了，他将有何表现？相信很多人都抱着"看戏"心理，想目睹这位昔日"领导"的现场表演。然而到了预定时间,主角仍然没有出现……随着时间的迁延，会场的人们开始坐立不安，交头接耳。终于，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刘传新于上午在自家院子里自缢身亡！应该说，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公安局长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用自杀逃脱了惩罚并保护了最后的尊严，否则，让他怎样去面对台下几千部属的眼睛呢？
不过，他留下的遗言却有点"苍白"，他曾说："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说这样的话，革命理想哪里去了？英雄气概哪里去了？当然，更没有一丝忏悔和觉悟。
公安局大换血
建筑物是有记忆的，位于天坛公园东侧、体育馆路的北京体育馆，建成于1954年，是1949年改朝换代后建起的第一座综合性体育馆。在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之前，它承担了国家大型会议、领导人接见外宾的任务。文革中，这里还举行过数不清的批判大会。在某个寂静的时刻，那些激奋的场面、铺天盖地的口号是否会重新被人听见看见？2007年底，北京体育馆建筑被列入《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 这座体育馆也见证了刘传新人生的兴衰起伏。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这里主持市公安局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宣布对前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等24名局领导逮捕法办。当时他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把手"，风头正键，这次大会意味着军管会在公安局"夺权"的胜利。 此前两年，全国公安系统经历了一系列风云突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刚掀开帷幕，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领导干部即被停职，不久，大中院校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和支持下，造反和夺权运动很快在各单位兴起。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积极响应，甚至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这口号受到最高领袖的赞扬）。很快，一支工作组就被派到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不久，冯基平、邢相生等主要局领导都被隔离审查，全局84名处级干部中有32名被戴上"走资派""黑帮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特务"的帽子。 公安局既然成了"黑窝子"，就必须"大换血"。1967年2月11日，大约1400名军队干部奉命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军代表接管了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原南京军区某部军副政委刘传新就是在这时候进入市局的。他最初是军管会副主任，因在运动中敢于冲锋陷阵,颇受上级赏识,很快就擢升为军管会"一把手"，从此开始了主政市局的十年。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刘传新表现出军人不怕死的精神，据说他在市局军管会党委扩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对公安局彻底改造。搞不好死不瞑目。" 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市局军管会于1967年底先后编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声称市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全局有1000多坏人"。 军管会组织大量人员,用一年多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 刘传新等人从中编造了市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其他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总之，北京市公安局坏透了，"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 军管会又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最高领袖在此件上批示"请各地军管部门注意此类情况"，由国发第 142 号文件下达，由此开始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随之而来的是对公安干警的大清洗：1968年8月23日，市局的814名公安干警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此后两年，先后有7000多干警被下放到农村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公允地说，被批为"敌特机关"的北京市公安局实际上对新政权的保驾护航发挥了很大作用。 北京市公安局的前身是中共中央社会部1948 年 9月举办的"情报保卫人员训练班"。12 月13 日， 训练班全体学员和领导114人北上参加北平接管工作，这批人就成为市局的创业元老。进城前夕，市局又接管了"八大情报系统"的情报人员、"燕山大队"学员和华北局的干部等，这500余人构成市局的主要力量。 北京市公安局承担的第一次重大任务是保卫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此后，又出色地完成了肃特、保卫开国大典等任务。 以肃特为例，从1949年2月至9月，市局共侦破重大特务案 156起，逮捕特务首要分子 600 余名，保障了新政权的安全。 但是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些擅长抓"特务"的人却被人抓了"特务"。这些专政过"反动分子"的人也被作为"反动分子"给专政了。用刘传新的话来说："前17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
庆父刘传新
也许刘传新自己也没料到，他疯狂地迫害异己，急功近利地"挣表现"，只是一点点拉紧了脖子上的绳索。尽管这个历程长达十年之久。为了给当时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一方提供迫害对手的黑材料，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专门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构陷罗瑞卿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1968年8月,刘传新竟然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谭震林等人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贺龙之女贺晓明后来在一篇文章（《在和平里5号楼的日子》）里回忆：北苑少管所位于立水桥附近。"文革"时期，这里设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以各种名义被关押在此，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他们。 1968年暑假，贺晓明的兄妹——贺鹏飞、贺黎明及贺龙的侄孙贺兴洲，邀约了几个朋友一道去天津游玩，很快就被警察盯上，押回北京关进了少管所，几个月后才放出来。贺兴洲的档案里还写进了"投敌叛国嫌疑"。 另一方面，刘传新又十分卖力地效忠于当时的特权集团。 文革末期，社会上悄悄流传着江青等人的丑闻，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这些流言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市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 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人民司法》期刊1978年3月号记录了安徽省同时期的一个案例。1976年5月,在追查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期间，安徽省安庆市水运公司学员工徐天放被群众检举。他曾说"江青在北京想调军队没有调动,毛远新想夺李德生的权，现在被抓起来了"等等。公安人员找徐谈话，徐承认讲过这些话，同时表达了同情、支持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意见。当宣布要送徐进学习班时，徐不满地问道:"只许他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公安人员追问徐说的"他"是指谁,徐说他就是毛**。这下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徐天放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立即拘留审查。所幸不久四人帮就倒台了，他才保住了一条命。徐天放提到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正是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四人帮"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对之进行"镇压"。公安局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蹲守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刘传新特地布置手下"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要大干一场。据统计，在天安门事件中，市局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先后拘捕388人，涉及群众则数以万计。 …… 以上只是刘传新主政市局期间主抓的几件事，其对法治和人权的危害可想而知！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刘传新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1977年1月的一天，有人在市局大楼里贴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并接受审查。几个月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一幕。
国家机器的伦理困境
叙述完刘传新大起大落的一生，我感兴趣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刘传新除了立功挣表现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吗？答案是有的，但选择会很艰难。当时局把他推到那个位置，如果他表现平庸或消极怠工甚或不听话，等待他的将是两种命运：其一，被淘汰，泯然众人，幸免于难。其二，被迫害，成为专政对象，生死由人。而根据刘传新的思想观念和性格特点，他还是会按照现在的道路走下去。 那么，换一个人又怎样？同样会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机器都出问题了。 文革期间，不仅北京市公安局，全国公检法系统都经历了被砸烂后再按照某种意图重组的过程。难道它们此前的工作不得力？非也。文革前17年，中央对公检法非常重视，完全将其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尤其是强势的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在配合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中公安机关不惜制造过大量冤假错案。从维护统治阶级专政的角度来说，它无疑是战功卓著的。为什么党国要砸烂自己的国家机器？ 尽管是谢富治首创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如果不是得到最高领袖的首肯和支持他既没有胆量提也没有胆量这样做。尹曙生在《毛**与砸烂公、检、法》一文里分析认为： 一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文革主要目的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罗瑞卿都曾主管过政法工作，在这一领域影响深远。彭、罗被打倒，公、检、法，尤其是公安机关自然难逃厄运。 二是在文命开展起来后，各地造反派都要打倒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他们手中夺权，但不少造反派慑于公安机关的威力，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不清除这个障碍，文革就进行不下去。 三是毛**过去信任公安机关，文革爆发后就不信任了。这时的毛**疑神疑鬼，认为有人要发动政变。彭真、罗瑞卿在公安机关的追随者会不会这样干呢？ 四是1949年后公安机关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敌伪档案，文革发动起来后，红卫兵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专案审查，都离不开在敌伪档案里找黑材料。各派都想把公安机关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五是窃听器风波又起，公安机关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不过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上面却没有提到，那就是法治观念和法治制度的缺失。正因为没有"法治"，国家机器才会沦为权贵进行权力斗争、实施"人治"的工具。 现代社会"法治"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具有三项要素： 一、它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或普遍的利益而非某一阶级或者个人的利益的统治。 二、它是合乎法律的统治而非基于专断的意志和命令。三、宪制统治意味着对自愿公民的统治，以区别于仅仅凭靠武力支撑的专制统治。 如果没有"法治"，任何人的安全都将得不到保障，包括自认为掌握了暴力机器的警察。 据统计，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 如果不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这样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刘传新似的人物也将会不断涌现。
主要参考文献：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 蔡明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治工作钩沉》 曹守亮
《北京市公安局建局的历史故事》 北宫轩
《法治的现代意义及其与传统风习的相互融合》 陈昊
《法治政府建设的国外经验》 叶俊
《公安结构变革70年历程成就思考》 赵炜
《国外法治文明成果和教训》 汪晓华
《刘传新—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蔡明忠
《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尹曙生
《为祸惨烈的"公安六条"》 崔敏
《文革 死刑—极左路线下的乱捕乱杀》丁抒文
《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施义之
《文革中的谢富治其人其事》 赵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部队的组建与发展》 姬文波
《在和平里5号楼的日子》 期杨敏
《砸烂公检法和清理阶级队伍》 杨宪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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