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是中国大陆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大学，自其1911年成立以来，业已走过了百年。百年中，清华共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20多位大师。大师，大学问者。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大师不仅无一人出自1949年中共治下的清华，而且留在大陆的绝大多数大师都遭受中共侮辱伤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这些大师是：叶企孙、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唐敖庆、郭永怀、李政道、华罗庚、赵九章、彭桓武、周培源、张钰哲、侯德榜、梁思成、茅以升、杨廷宝、竺可桢、夏鼐、季羡林、张岱年、曹禺、钱钟书、陈岱孙和赵元任。他们的专业涉及物理、化学、数学、建筑、气象、哲学、语言学、考古、戏剧、文学等，堪称清华大学、乃至彼时整个中国在上述领域中的精英。
在这些大师中，除了李政道、赵元任等在中共建政后留在美国外，其余或是主动选择留在大陆，或是出于爱国之心，“自投罗网”，而他们的命运在他们选择接受中共领导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建筑大师梁思成被抽掉了灵魂
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工作，并系统的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颇具才气的妻子林徽因同样名震一时。
所幸的是，林徽因1955年早逝，躲过了中共发动的针对知识份子的一次次惨烈运动，而梁思成则在文革中黯然离世。据其第二任妻子林洙回忆，文革刚刚爆发，清华园就出现了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其与彭真是同伙，是“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非常痛苦，而林洙也充满了恐惧。
在中共中央派来工作组后，梁思成“交代”了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很快，他被挂着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的黑牌子被连番批斗，当时目睹的林洙从梁思成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屈辱，而萦绕在她脑中的惟有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梁思成被批判的四大问题主要有：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的城市建设指示。今天看来，这样的罪名真是可笑至极。
1966年8月“破四旧”运动开始后，红卫兵来到梁思成的家中，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还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声色俱厉的问梁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并称“肯定是要暴动”！林洙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
因为红卫兵从家中搜出了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林徽因弟弟林恒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佩戴的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从此，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梁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红卫兵还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梁思成和林洙“训话”并强迫林洙和梁思成离婚，但遭到拒绝。全家仅靠林洙的60元工资度日。一次次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明显的恶化。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好在北医三院的陈世吉大夫不仅没有区别对待，反而告诉林洙该如何注意梁的身体。
1967年2月，梁思成全家被迫搬进了一间阴暗潮湿、仅有24平方米的房子。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岁月中，梁思成都不愿承认毛和中共存在错误，他的灵魂似乎已经被中共抽掉。在苦苦熬过几年后，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离世，终年70岁。
与梁思成齐名的杨廷宝被关“牛棚”
任何中国建筑界的人士，都知道那个称呼“北梁南杨”。“北梁”，即梁思成；“南杨”，即杨廷宝。这个称呼，不仅包括他们的建筑成就，更蕴含着两人几十年的深厚友谊。
早在美国宾大读书期间，杨廷宝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古典建筑手法的训练和技术知识的教育。而晚于杨廷宝三年进入宾大读书的梁思成，非常仰慕杨，称杨廷宝为“内韧外秀，厚积薄发”，还提到学长的作业和笔记就像他本人一样，非常工整，赏心悦目，是同学们的范本。他们一同学习，一同在美国同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回国后，作为中国最大的民办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的合伙人和总设计师的杨廷宝，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尽情施展自己在建筑上的才华与抱负。在杨廷宝设计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中，体现了用西方建筑的比例原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乐台都是他的杰作。中山路更被称为“杨廷宝一条街”。此外，他还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梁思成回国后，基泰建筑事务所曾通过杨廷宝，邀请其加盟，但梁思成认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还是学术，婉拒了邀请，而是去大学教书。
文革中，梁思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次被批斗，而杨廷宝也同样被批斗，关进了“牛棚”。比梁思成幸运的是，杨廷宝挺过了文革，1982年去世。
桥梁工程奠基人茅以升被示众侮辱
茅以升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他在钱塘江上建造了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设的公路铁路两用大桥，结束了中国江河上的钢铁大桥由外国人建造的历史。由他主持设计的其它大桥最有名的还有武汉长江大桥、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1959年时亦担任中共人民大会堂修建工程的“结构审查组”组长。
在中共发动的一次次运动中，茅以升同样没有躲过厄运。据曾在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与茅以升一起工作的郭树荣回忆，1957年“反右”前，身为院长的茅以升响应中共的号召，向中共提了八条建议，其中有几条后来被认定属于“黑心”。1958年全院开展了对他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些还贴到了他办公室的墙壁上，他被迫在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查。
尽管其后茅以升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为了给其一个教训，他的晚辈中，有几个人被打成了右派。例如当时在院内铁道运输研究所工作，现在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他的侄儿茅于轼，就被打成了右派。
1958年，工程师茅于轼成了一名养路工，当年他撰写的《蒸汽机操纵与焚火》一书再版，却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变成了当时年仅一岁的儿子茅为星。据其侄女茅青说，当时茅以升的内心非常“苦涩”。
文革开始后，茅以升一度每天上班后，都要胸前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叉叉，先在院内示众一圈，然后从事拔草、清理卫生等惩罚性劳动。其妻子戴传蕙因为多次惊吓而骤然离世。
而茅于轼的弟弟茅于海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为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很快加入了中共。其后，因为有海外关系，他被禁止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落个了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恶名。
气象学家竺可桢经历丧子之痛
竺可桢，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他还曾经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据大陆《档案时空》2013年第7期的一篇文章介绍，1949年他离开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后，中共曾派人询问他对新政府的意见，竺可桢表示希望“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话音未落，浙江大学壁报上即出现对竺可桢的攻击，称其“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中共的狰狞面目初次在竺可桢面前显露。
竺可桢对政治本能的保持反感，他一心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子。当年蒋介石钦点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不屑为之”。后虽勉强答应，上任时又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各大学校长、院长都要加入国民党，但竺可桢却拒绝接受，成为当时少数几个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大学校长。
然而几十年后，竺可桢不得不在1962年以72岁高龄加入中共。1964年2月，毛泽东在卧室内接见了竺可桢，此后竺可桢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红色科学家之一”。
不知被迫加入中共的竺可桢内心作何感想，而且就在1961年，其长子竺津被打成右派，后在农场劳动时去世。彼时71岁的竺可桢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为此，他写了《哭希文》。
文革爆发后，竺可桢十分茫然。由于受到毛的保护，竺可桢本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为了避免脱离群众，竺可桢主动要求降低工作标准，并且上交沙发、地毯，遣散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钢琴馈赠幼稚园、合并使用一辆小车……这时他经常自己去一里以外的粮店去买大米，路上得歇好几次。
他60多岁的太太陈汲常被街道办事处撵到街上去跳“忠字舞”或参加游行、批判。这时，竺可桢就只好自己按照太太的吩咐，自己做饭。当他看到同事遭批判，他在日记中愤愤写道：“这样对待高级知识份子，实在过分了。”
内心愤懑的竺可桢因肺病于1974年去世，享年83岁。去世前两天，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7℃。”
古文字学家季羡林的“牛棚”之痛
执教北大六十余年的精通12国语言，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季羡林，曾写过《牛棚杂忆》，回忆了文革的痛苦经历。
文革初期，季羡林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但还可以参加一些接待外地红卫兵、游行示威以及到农村劳动等活动。
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季羡林受周培源影响，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组织“井冈山”。季羡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写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的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强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强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强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因为参加了这一组织，季羡林被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他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改。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被关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的“牛棚”中，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考古学家“夏鼐”被游街
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的夏鼐，1941年回国后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45年，在甘肃进行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甯定阳洼湾等遗址，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绍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中共建政后，在中科院考古所任职，主持了重要的挖掘明定陵的工作。
据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文革初期，夏鼐就被所里的“战斗小组”责令自我检查，写交代材料。其后开始被监督劳动，主要是所里盖房子的辅助劳动，递砖、送泥灰等。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和晚上在“牛棚”集中学习，晚上还要打扫厕所。
1966年8月23日，考古所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从北大学来的给人戴高帽子游街。“造反派”找来测量用的标杆，弄一块黑布挂在上面，让夏鼐打着这面“黑旗”在前面领队，又有行政副所长牛兆勋戴着个小“乌纱帽”，弯着个腰敲个小锣“鸣锣开道”，后面跟着头戴各式纸帽的“牛鬼蛇神”，极尽丑化之能事。当时的情形和被游斗的那些人，在《夏鼐日记》里面都记下了详尽的人员名单，以及被诬称的头衔，共计29人。当时考古所全所不到200人，所占比例相当高了。
此外，在9月上旬所里开的“斗争三反分子夏鼐大会”上，夏鼐再次被批斗。此后两年中，夏鼐等被关在“牛棚”中，白天出来劳动，主要是扫院子，再为冬季取暖搓煤球。这个活很脏，把手都弄裂了，但也不能停。1970年5月，考古所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夏鼐也在其中。
戏剧家曹禺文革之后精神上变残废
戏剧界一说到《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马上就会跳出曹禺这个名字。他一生共写过8部剧本，23岁的时候，因写出《雷雨》而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又因为写了《日出》，而被赞誉为“摄魂者”，其最为有名的戏剧都是创作于1949年前，这再次说明中共对于知识份子精神乃至肉体上的扼杀是何等的严重。
据《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撰文，他在采访曹禺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其“苦闷的灵魂”，从童年的孤寂到少年的郁闷，青年的焦虑，直到晚年的痛苦，以致他把访谈录定名为“苦闷的灵魂”。
曾经在曹禺身边工作42年的梁秉堃回忆了其在文革时的遭遇。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的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而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曹禺的家也被抄。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曹禺“认罪检查”以后，才能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对此，曹禺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然而，报告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曹禺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
一天中午，曹禺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在其身边的梁秉堃也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曹禺忍不住轻声对梁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十分不忍的梁秉堃灵机一动，决定代曹禺写。
由梁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看了以后，有些顾虑，因为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梁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妻子方瑞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随后，曹禺等被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由于受到长期折磨，曹禺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
貌似被改造的不错的曹禺，灵魂深处是厚重的痛苦。他曾经的灵气，在文革中被彻底抹杀了。当时，曹禺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的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真诚的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还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的彩色画像前，表示要向毛“请罪”，向人民“请罪”，甚至跪在地上，请求妻子说：“你就帮助我死了吧！”
文革结束后，曹禺在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盘托出。“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动。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成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文革后，曹禺被“平反”，恢复了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但他的灵魂再也无法找回了。
哲学家张岱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劳动
哲学家张岱年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7年，因响应中共号召，给中共提意见，而被批判并被打成右派。次年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黄村参加劳动。
1962年张岱年被“摘帽”，可以参加教学工作，但不能发表文章。1965年参加北京近郊区“四清”运动。文革开始后，又被“靠边站”。随后被抄家，强制劳动。1967年，因“检查的好”而被“解放”，可以不扫地不抄大字报了。
又过了一年，哲学系文革小组勒令张岱年原住房迁出，换住一间半的小房间。他不敢违抗，于是卖掉四平板三轮车的旧书，又卖掉沙发，勉强安置下来。
1969年9月，张岱年等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因年过六十，被编入老年组，从事种菜劳动。有一次滑倒，伤了左胫，痛了一百天才好。一年后，下放结束，回北大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张岱年的命运才发生了转折。
经济学家陈岱孙被彻底洗脑
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曾在清华任经济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与其他大师相比，文革中陈岱孙并未受到太多冲击，只是被抄了家，在北京郊区劳动。虽然陈岱孙在文革没有受到剧烈冲击，但受中共洗脑多年，他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陈岱孙在美国读的是西方经济学，到清华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可到了1953年，他必须要用马列主义思想写《经济学说》讲义，60年代编《经济学说》教材时，他参与了编写，也是用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70年代写《经济学说》专题提纲，也是贯穿着马列主义思想。文革结束后，他本可以适当恢复一些原来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但受多年洗脑，他自己已经觉得西方经济学说确实不行，马列主义经济学说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其晚年彻底否定了自己早年接受的西方经济学说。这样的悲剧无疑是中共造成的。
作家钱钟书被剃“十字头”
早年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而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钱钟书，其小说《围城》广为人知。他在文革爆发后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最初也是被批斗的，还被剃了“十字头”，房子也被迫让出一半给他人居住。
而他的妻子杨绛是最早受冲击的学者之一。在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的第二天，她就被揪出来，比钱钟书还早三天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杨绛被罚扫厕所，而且不时还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最令她尴尬的是剪“阴阳头”，头发剃去一边留一边，成为魔鬼似的半边发。为了遮丑，她只好把女儿剪下的旧发找来，自编一顶假发。
1970年7月，杨绛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这虽说能与先期下放的丈夫钱钟书团聚，但在一个穷乡僻壤，烧砖建房、打井引水、种粮为生，也是十分不易。不多久，杨绛就被累病了。在这里，夫妻俩一直呆到1972年，才被“特赦”回京。
至于他们的女婿，钱瑗的丈夫因不堪文革的侮辱而自杀。自杀的房间死后还被贴满侮辱的标语。
两弹一星功臣下场
“两弹一星”指的是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于1966年10月27日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中共能在建政后短时间内掌握“两弹一星”技术，除了有苏联的帮助外，还主要依靠大多是从海外归来的23名科学家，当局将他们视为“两弹一星元勋”，这其中就有早期毕业于清华的钱学森、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周光召、彭桓武。为中共做出重大贡献的他们，在遭遇文革时，除了钱学森受到特别保护但不得不违心说假话外，其他人和他们家人的命运都相当不堪。
如1971年，核子物理学家邓稼先等人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就是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是：“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而许鹿希则在文革伊始就被打成了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把数学、物理引入中国气象学第一人的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在文革爆发后，每天都被押到大街上游街，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看板，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1968年初，他又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同年10月26日，赵九章在凌晨写完检查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革时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等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著名核子物理学家钱三强在文革前被要求到河南搞“四清”，连名字也被改成了徐进。“四清运动”是文革的前奏，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文革爆发后的1969年10月，年逾花甲的钱三强又被下放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劳动，他的三个孩子也被下放到陕西农村。
此外，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因留学美国的经历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1968年因飞机失事丧生。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周光召文革几次被抄家，并遭到批判。帮其照顾孩子的岳父母也被赶走。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审查。
“大师的大师”叶企孙的陨落
作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叶企孙，创建了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执教。他亦是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陈省身等知名科学家的老师，因此被称为“大师的大师”。
文革开始后的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并被停发工资，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
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企孙发出逮捕令，并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但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企孙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中共当局发给他每月50元生活费。这时曾经风度翩翩的他被折磨的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了90度。他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乞讨为生。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吧，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1972年5月，北大对他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6月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据说，有一次，叶企孙在马路上遇上钱三强，钱过来打招呼，叶马上叫他离开，以免影响到他。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病情恶化，之后被送往北大医院和北医三院。1月13日，叶企孙去世。直到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档才正式被公布。一代大师就这样殒落！
其他理工科大师的厄运
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迫远离和告别了科技界。文革后，钱伟长再度遭到冲击，并于1968年至1971年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劳动，经常遭到“革命分子”的“耻笑、挖苦、戏弄”。这样的屈辱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打倒的知识份子都要经历的。
中国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文革期间，其被打倒，屡遭不测，当时的刘学铭老师（现吉大行政学院退休教授，）曾因为写以唐先生为背景的小说，而受到批判。据说，文革时唐敖庆被学生打过耳光，该学生后来向其道了歉。
中国现代数学家华罗庚，据称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文革期间，他曾在中国科学院和其他几位“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一起，被开大会批判。据其学生回忆，有一次，他竟然上、下午连续8个小时被批斗，并受到拉扯推搡，强迫弯腰低头。华罗庚本来有腿部残疾，在台上长时间罚站，受侮辱折磨，痛苦不堪。而贴大字报与上台“揭发、批判”先生的也有他门下的学生，他们誓言要与老师划清界限。
至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校长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因带头在文革中反对江青等支持的聂元梓，差点被打成“美国特务”，还被抄家。所幸在同情他的学生的保护下，躲过了进一步的迫害。
还有中国化学家、“侯氏制堿法”的创始人侯德榜，文革时被“靠边站”，最后在1974年抑郁而死。
长期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和轨道计算工作，和其所领导的行星研究室发现了许多星历表上没有的小行星和以“紫金山”命名的三颗新彗星的天文学家张钰哲，文革也被“靠边站”，所幸熬过了那段非人的岁月。
结语
无需多言，为何中共建政后出不了大师，我们从百年清华这些大师的不堪遭遇就可以得出。而中共迄今都欠被他们侮辱的这些大师、乃至更多遭受其迫害的中国人一个真诚的道歉。在中共垮台之前，这样的道歉大概不会出现，真正的大师也不会再有。
201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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