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家韡（Mila）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國家管理系政治學博士、台灣淡江歐洲研究所社會學博士。多年來把俄羅斯當成第二個家，長期台灣、俄羅斯兩邊居住，關注於俄羅斯社會之變化。平日也喜愛日本傳統樂器三味線演奏，考有日本三味線堀派小唄師範執照，並定期在大阪演出。
習近平接收掌權後，必須以中央極權政治藉口，收回這些經濟諸侯的權力，這造成如同蘇共歷史一樣，經濟問題與政治鬥爭混在一起的無解習題。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100歲生日，現在中國共產黨是全球最有權威的政黨，在中國黨國一體的體制下，所有的政治權力皆由一黨專政的中共所掌握。習近平為中共總書記，是權力核心。他掌權後的中國經濟、政治、外交皆發生了天搖地動的變化。
回顧中共的歷史，這個由蘇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簡稱「蘇共」；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a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扶持的中國政黨，在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年間（1949至今），由毛澤東創國的中央集權及國有化政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至今天習近平回歸黨及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和蘇聯共產黨長達70餘年（1917－1991）的一黨專政歷史，有極為相似的政治循環。
大致上，蘇共與中共有相同的統治體制，即是在行政上要求國家高度極權專制，但中央又講求集體領導的個人權力鬥爭系統。
蘇共在史達林長達約30年的執政下，雖然大肅清（Big Purge，1934－1938）時期的血腥鎮壓在歷史上惡名昭彰，但蘇聯經濟在五年計劃的高速發展，確實奠定蘇共與西方對抗的實力。從1953年的多頭領政到1955年接班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執行修正主義，在之後10年裡，也持續蘇共的經濟成長。
但在美俄冷戰環境下，蘇聯經濟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時期由盛轉衰，經濟成長停滯，並在內憂外患的衝擊下，最終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時期，改革無力造成蘇聯解體的悲劇。
根據蘇聯經濟專家Gur Ofer教授的研究，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四分之一，1955年（赫魯雪夫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40％，1977年（布里茲涅夫執政中期）蘇聯經濟體達到美國經濟的60％，1975年蘇聯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52％。
事實上，蘇聯在冷戰期間，一直到80年代後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80年代末期，日本才取代了蘇聯成為第二大經濟體。1950年代，蘇聯經濟成長率約為5.2％，但1980年代降為2.0％。
蘇聯經濟由盛轉衰的歷史結果，是否代表了中央極權及計劃經濟的宿命？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如同蘇聯前期一般，1980年從鄧小平改革開放至2020年，40年裡經濟迅速起飛，中國現在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率持續減緩，必須不斷藉著基礎建設投資解決短期成長停滯問題，高額計劃經濟的資本投入，是否能如期提升長期成長，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是否會重新與美國形成冷戰格局，習近平是否將如布里茲涅夫，位於國家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最終中共會重蹈蘇共覆轍；亦或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能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成為獨樹一格的永續共產政權？
蘇共的歷史與政治循環
蘇聯共產黨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等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者，於1898年建立於明斯克（Minsk，現在的白羅斯首都）。1903年分裂為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與少數派（孟什維克派），後來列寧主持的布爾什維克派於1917年正式建黨，並於十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政權；1918年布爾什維克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後於1952年再度改名為蘇聯共產黨。
蘇聯為黨國一體制度，蘇共一黨專政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被葉爾欽（Boris Yeltsin）將權力收回至俄羅斯總統身上，結束了20世紀蘇聯及創造全球政治傳奇的政黨。
「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經濟循環似乎是共產國家的極權政府的定律。以蘇聯的歷史來看，史達林的暴力形式及極權政府，形成了權力集中於黨中央的領導階層。共產黨對基層的嚴密控制，在每一個經濟計劃裡，使得國家資源在執行大型建設極有效率。這也是史達林時代（1920年代末期至1953年），在暴力摧毀地方勢力及私有財產制度後，得以迅速發展大規模國家建設而使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
但蘇共官僚制度的僵化成為創新的障礙，底層也缺乏市場規範而無法自由發展的動力。經濟在極權控制下最終成為貪污的官員與無作為基層的共生體。這便是「一抓就死」的經濟問題。此時民生物資的缺乏產生民怨，黨的集體領導經鬥爭後產生新的領導，往往以改革開放的修正主義進行經濟改革，但在缺乏市場規範及法治的環境下，物價波動及政商勾結又產生「一放就亂」的社會動盪，此時的政治鐘擺又將回到黨紀及極權。
這樣的政治經濟循環在蘇共歷史得到證實：史達林的國有化政策及農業集中制、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布里茲涅夫的回歸中央計畫經濟與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政策，這樣的經濟與政治循環成為蘇共70年政權解不開的死結。
布里茲涅夫時期由盛轉衰的蘇聯經濟
布里茲涅夫當政期間正是蘇聯經濟轉捩點。之後蘇聯領導人，曾批評布里茲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是來自對赫魯雪夫時期採行的修正市場經濟政策的扼殺。
蘇聯經濟在史達林長達30年的執政期，經過建國初期內戰（1917末－1921）、國有化、大肅清的混亂過程後，計劃經濟使得蘇聯避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在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蘇共以中央集權方式進行大規模的建造新城市與人口遷徙，推動了工業的迅速發展。二戰雖然造成蘇聯的重大傷亡，但軍工製造及戰後重建也使得蘇聯的經濟成長超越西歐。
史達林去世後，1955年赫魯雪夫接手，此時農業集中制度已經造成民生物資不足的嚴重問題。赫魯雪夫批鬥史達林的中央集權的經濟政策，開始實施讓地方分權及部分私有化的修正主義。此段期間經濟雖有所恢復，但也造成物價高漲的問題。赫魯雪夫十年執政，最終在布里茲涅夫運作的政治鬥爭後下台。
布里茲涅夫由1964年開始以集體領導方式執政，一開始仍採自由派領導人柯西金（Alexei Kosygin）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方式運行，但在政權穩固後，布里茲涅夫便回復史達林式的中央集權，並回到蘇共控制的計劃經濟，停止對史達林路線的批鬥。
布里茲涅夫執政18年之久，是僅次於史達林執政期的蘇共領導人，70年代西方國家步入石油危機，而蘇聯因石油蘊藏量豐富，藉此獲利，暫時解決了計劃經濟成長不足的問題，但80年代石油價格崩盤，使得蘇聯經濟一蹶不振。美蘇之間的經濟實力也開始迅速擴大，使得蘇共最終在冷戰中敗北。
在外交軍事上，為了彰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宗主權力，蘇聯於1968年對捷克「布拉格之春」軍事鎮壓，以及1979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顯示出布里茲涅夫強硬的軍事行動底層原因，可能和蘇共的高層政治鬥爭有一定的關係。
布里茲涅夫上台之初，雖處於集團領導核心，但權力並不穩定。強硬的外交及軍事行動，有助於凝聚內部政治權力，而1979年蘇聯在石油危機後期，成長經濟動能已經衰退，布里茲涅夫執政晚年，需要藉著對阿富汗戰爭來平息軍方及內政壓力。
後來有人認為，蘇聯是因為阿富汗戰爭，耗損國力太大而導致80年代的經濟衰退。其實，蘇聯早在70年代就陷入經濟成長緩慢的危機，石油危機使得石油蘊藏豐富的蘇聯，藉著外銷石油暫時解決經濟問題，但70年代後期，蘇聯長期的經濟衰退已經浮上檯面。
中共與中國政經未來的發展
今天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經濟也有同樣的問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配合中共的中央極權的計劃經濟，在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及全球產業鏈對廉價勞工的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40年間飛速成長，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但過去的開放政策在缺乏真正市場機制的情況下，成為國進民退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使得官二代為主要的得利者，也形成了政治接班的鬥爭籌碼。
習近平接收掌權後，必須以中央極權政治藉口，收回這些經濟諸侯的權力，這造成如同蘇共歷史一樣，經濟問題與政治鬥爭混在一起的無解習題。正如同布里茲涅夫重新祭出史達林的神主牌，號召保守派歸隊，最終蘇共的領導權鬥爭與經濟體制的選擇，有著不可分割但又不可明示的關聯。
一直以來，中蘇在經濟發展上的模式類似，皆是以中央集權及計劃經濟的方式，調動生產資源及國家資本達到成長目標，中國及蘇聯經濟與西方發達經濟體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GDP組成中，中蘇的私人消費比例皆不足50％（美國約70％），國家主導的投資可以高達40％（美國約不足20％）。
高度投資多發生在經濟成長初期，經濟成長穩定後自然會滑落，此時必須有穩定的私部門消費支撐經濟主體，這也是蘇聯（未來中國）發生的長期經濟問題。
當高速成長已經到了盡頭，但政治鬥爭的壓力來自經濟停滯時，蘇領導人為鞏固權力中心，更加強了個人崇拜與黨領導，大肆整頓官商勾結的大型企業。但令西方不解的是，黨機器進入企業與黨組織指導董事會的共產黨特色，使得對經濟的未來發展產生疑慮。
習近平在中共領導核心，雖然表面有絕對的權威，但中共集體領導的傳統，也給習近平相當的不安全感。習近平藉著南海衝突及台海武力升級，以鞏固領導核心及軍事控制，正是內政影響外交軍事的投射。
事實上，中共對蘇共的最終失敗深深地引以為戒，中共加強中央控制及黨紀，主要是在維持黨國制度，但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是建築在經濟的基礎上」的論述一樣，過度的中央監控會造成長期經濟的停滯，這可能是中共最大的長期危機。
——The News Lens 关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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