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史，难免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短短几十年便冲出亚洲，"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最终失败，从此国祚日衰，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百多年来，这两场几乎同时兴起，却结局完全不同的改革，对中日两国命运的影响穿越时空，至今不绝。按理说，中日两国国情相似：同样古老的政治体制，同样落后的经济技术，同样闭关锁国，同样东亚文化。而且，中国一度还是日本的老师。为什么学生干成的事，老师干不成？
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因为饿死太多人，连毛主席都下了"罪己诏"，一时思想管制有所松动。上海的黄逸峰、姜铎等人，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虽然限于历史条件，那时的讨论难脱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窠臼，把一切不是归因于封建主义，便是阶级斗争，读来令人昏睡。但在那个年代，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已属不易。"改革开放"后，此事再度重提。这次适逢思想解放，西学东渐，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纷至沓来。这里面有几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一种说法有点像地理环境决定论（geopolitical explanation），认为日本的成功归因于幸运。日本是岛国，固守弹丸之地，独处一隅；而中国则地大物博，耸立在世界东方。那时的中国，真的"蹲着都比日本高"。但恰恰因为这点，树大招风，被"西方敌对势力"首先选中，于1840年一顿炮轰，打出了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算起，到1853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这中间十三年的时间，为日本赢得了可贵的缓冲期。日本眼看中国的四书五经不敌西方船坚炮利，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决定摆脱中国模式，主动走"脱亚入欧"的西方道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里，通过"明治维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另一种说法，接近文化决定论（cultural explanation），这有点像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崛起一样。日本曾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其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的例子，历史上俯拾即是。例如，日本有部小说《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相当于日本的《红楼梦》。小说里随处援引的中国典故和唐诗，不胜枚举。仅仅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据说就达九十多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读着这样的句子，让人真以为在看《红楼梦》。日本和中国文化"连理枝"到什么程度？元灭南宋后，连中国人都已经"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纷纷归顺。但日本却非但不向忽必烈俯首称臣，还继续把蒙古人看作蛮夷，而自视为唐宋文化的真正传人。就像四世纪罗马化的英国人，把自己看得比正在衰败的罗马人更罗马一样。就这样一个好学生，为什么在东西方文明交叉的历史时刻，能毅然决然，幡然悔悟，告别旧文明，拥抱新文明？答案恰恰是因为日本是"学生"，不是"老师"。日本历史上从来都是"学生"，习惯于"拿来主义"。汉学对日本来说是舶来品，是洋货。既然同样是舶来品和洋货，向东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习有什么差别？中国洋务运动的最高境界，所以跳不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体用之辨"的后面，是"夷夏之辨"。汉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何抛弃？汉学对日本来说，本来就不是"体"，而是"用"；不是"身体发肤"，而是一件衣服。扔掉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不但不会伤筋动骨，还会容光焕发。
再有一种说法，相当于制度结构决定论（institutional or structural explanation）。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被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折腾得面目全非，历史写得根本不像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经历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根据的是欧洲的历史情况，对错不论，但自圆其说。把这种史学观套用到中国，却变得削足适履，不伦不类。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建立起来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不是以分封为特征的封建制。像钱穆这样不容于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对此早有定论。但不巧马克思主义自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同意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间，可以留出一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空白，所以断定自秦至清这两千多年，都算"封建主义"。可见，枪杆子里面不仅出政权，还出"真理"。在共产党统治下，这种"真理"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平日讲话，常说"封建思想"、"封建意识"。把自己不喜欢，认为愚昧落后的一切，都归之于比资本主义更坏的"封建主义"，是我们的口头禅。其实，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封建主义。欧洲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今天权力制衡的多元社会。日本有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政治制度有一个重大区别。中国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实行的是"定于一尊"的中央集权制，上面一个皇帝，下面全是奴才。而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日本天皇虽然高高在上，但在"明治维新"前夕手中并无实权，而手握实权的德川幕府又不能一统天下。在幕府统治下，日本存在三百多个割据一方的藩国，其中称为"外样大名"的诸藩国，更是幕府将军鞭长莫及的势力。正是在这种封建割据下，在谁都不能一家坐大的环境里，才有竞争和博弈的自由，才有新生事物成长的空间，才有可能诞生名为"尊皇攘夷"，实为"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
以上说法，用中日间在地理、文化、制度各方面的差别，来解释"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结局，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说法，忘记了中日间其实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差别：即中国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进行统治的政权，实行的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在少数统治多数的大背景下，清朝的"洋务运动"，难免会遭遇日本"明治维新"所没有的种种困境，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
满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不到汉族的百分之一。而且入关前满人文化极其落后，直到1599年，才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创立文字。我们平日说"八旗子弟"，好像今天"高干子弟"一样，听上去很"高大上"。但翻翻历史，"八旗"其实土得掉渣。所谓"八旗"，以前叫"牛录"。"牛录"是个什么东西？原来满人狩猎，规定十人一个组，每人各出一支箭。"牛录"是十个人中的组长，意思是"大箭"。满人后来生意做大，有了旗帜，才在"牛录"基础上发展出"八旗"。但生意尽管做大，性质并没有改变。"八旗"和"牛录"一样，都是部落基础上军政合一的原始组织，平时狩猎，战时打仗，和毛主席创办的"五七干校"差不多。但就是"八旗"，每"旗"也就七千五百壮丁，"八旗"共六万战士。靠这点人，怎么打败汉人？"八旗"能打败汉人，是靠以汉制汉，用汉人打败汉人，用"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来打败汉人。
靠汉人打江山，靠汉人保江山，又怕汉人夺江山。既要用汉人，又要防汉人，这种两难局面，时刻挑战着满清朝廷，构成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间，挥之不去的政治纠结。盛世时，固然要削藩国，荡平吴三桂；到了末世，也忘不了释兵权放逐袁世凯。其中错综复杂，恩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就拿保江山来说，先是"八旗子弟"进城后，温饱思淫欲，丧失了战斗力，只好代之以汉人的"绿营"。到了太平军造反，"绿营"也不顶用时，便起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臣办团练。不靠他们，怕保不住江山；靠他们，又怕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实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更要命的是，在逆贼和汉臣之外，还有第三者洋人。差不多在汉臣办团练，讨逆贼的前后，洋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首都北京，把咸丰皇帝赶到热河老家，差点从"八旗"，被打回"牛录"。
正是在如此不堪的背景下，诞生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咸丰皇帝拍拍屁股逃出北京后，留下御弟恭亲王奕欣收拾烂摊子，去和英法联军谈判。恭亲王是道光皇帝第六个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正宗皇家血脉，清廷红二代。他天生聪明，读书比咸丰皇帝好，道光一度想传位给他。但就算书读得好，学的终究不是"四子，六经之阶梯"，便是"仁孝治天下"。"洋务"，从来没办过。这次勉为其难，在洋人枪口底下谈判，开始也是一头雾水。但"洋务"办着办着，还办出点新鲜事，感觉洋人与众不同。首先是守信用，条约签订后，真从北京撤兵，把首都还给了大清。按大清祖例，不管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都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哪有抛头颅洒热血抢来的地盘，再还回去的？更令人惊讶的是，洋人所以厉害，是靠洋枪洋炮。但洋人不仅愿意卖洋枪洋炮给大清，还愿意帮助训练清军。这些都让恭亲王惊讶之余，不能不对洋人刮目相看。都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无论是实践还是影响，都不如恭亲王奕。而且，奕这位"睁眼看世界"的人，姓爱新觉罗，是无可争议的自己人。于是，由奕领衔的"通筹夷务"奏折上达天听，经咸丰皇帝圈阅批示，在大清帝国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帷幕。
帷幕既已拉开，总要有演员上台表演。就像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总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摇旗呐喊，付诸实施。但不巧的是，当年大清帝国"洋务运动"的胡耀邦、赵紫阳们，都是汉臣。除了奕、文祥等根正苗红的满人坐镇中央外，在各地积极推动"洋务运动"的实权派，绝大多数都是汉人。例如，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个个是汉人。他们本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如今又成了"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拥兵自重外，还可能挟洋自重。这种局面，满人看在眼里，难免心惊肉跳。这些汉臣，本来只是满清统治下的亡国奴。现在要靠这些亡国奴，来保卫主子不至于亡国；要靠他们组成的"中兴功臣"，来推动变法图强的"洋务运动"。这等于是起用不是共产党员的胡耀邦、赵紫阳，来搞"改革开放"。
一个政权，到了衰落的时候，最难容忍异己力量。这不是胸襟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体弱多病，就怕喧宾夺主，被取而代之（现在的刃猪头正是这种心态）。清朝搞"洋务运动"时，正是极度"体弱多病"。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们，难免被当成"异己力量"。曾国藩攻克南京打败太平军后，本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功高盖世，名动天下。咸丰皇帝曾有遗诏："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但清廷只封曾国藩一等侯，防范之心，昭然若揭。打败太平军后，曾国藩为避嫌，急流勇退，把一手建立的湘军悉数解散，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也昭然若揭。可见，清廷和汉臣，心里想到的，都是同一件事；辗转反侧的，都是同一层疑虑。
清廷该不该对汉臣心存疑虑，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该。认为清廷这么做，不是出于愚昧，便是出于狭隘。其实，清廷的疑虑恰恰是对的。清廷的疑虑如果不对，其中的心结还有可能解开。但正因为清廷的疑虑是对的，所以这才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曾国藩一度总督两江，节制四省，长江一带尽入彀中，麾下大将彭玉麟曾以"东南半壁无主"的话试探过他。后来，英国洋枪队长戈登更劝李鸿章："中国今日之情形，终不可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如果彭玉麟还只是隐晦的试探，那么戈登对李鸿章的劝进，则是直截了当的"谋逆"。曾国藩、李鸿章虽没有"谋逆"的行动，但有"谋逆"的实力，或许还有"谋逆"的动机，足以让满人胆战心惊。再往后，"谋逆"的行动也日益明显。八国联军时，清廷向西方各国宣战，汉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发起"东南互保"，拒不奉诏，公然抗旨。等到造反的汉人孙中山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后，"各省相应，九夏沸腾"，汉臣袁世凯终于图穷匕首见，把爱新觉罗的孤儿寡母，赶下了皇帝的宝座。可见，清廷对汉人的猜忌，是有道理的。而这种"猜忌"，恰恰构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重要区别。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目的，都是变法图强。但究竟图谁的"强"，强大后到底保谁的"国"？这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一个比在日本更为复杂的问题。在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晚清，在变法图强的历史变动中，不要"徒保中国，而置大清于度外"的呼声，不能不在许多满清贵族的心中激起共鸣。随着满清统治日益风雨飘摇，大清不等于中国，保中国不等于保大清，对中国有利的，未见得对大清统治有利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主要由汉族功臣推动实施的"洋务运动"，对清朝最高统治层存在潜在威胁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对"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产生影响和埋下伏笔。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另一个区别，可能因为不太"政治正确"，更少被人提到。那就是"洋务运动"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仅是满人，还是女人。如果说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不正常，那么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统治男人，更在少数统治多数的不正常里面，又添了一层不正常。慈禧是咸丰皇帝的小老婆，人聪明、好强、但没多少文化。咸丰死后，她在小叔子奕鼎力相助下，通过"辛酉政变"击败敌手，当上了满清"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个27岁的小寡妇，成天混在男人堆里，满朝文武，王公大臣，乌黑一片全是男人，局面自然不易驾驭。尤其是奕，既对慈禧有拥戴之功，又能和洋人打交道，加上真宗皇家血统，哪天心血来潮，真要取而代之，自己坐上皇帝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对奕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小叔子，慈禧抚抱幼帝，孤儿寡母，真的是离又离不开，防又防不胜防。其心态，活脱是"洋务运动"中，满清贵族对汉人功臣心态的翻版。
当然，对奕主持的洋务工作，慈禧都给予必要的支持。慈禧恨洋人，一生两次逃难，最狼狈不堪的境遇，皆因洋人而起。但慈禧是个聪明女人，懂"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对奕他们挂在嘴边"以夷制夷"的话，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洋务"在慈禧心里，就像一个有钱的老男人，爱虽然爱不起来，但还有利用价值。否则，晚清就产生不了"洋务运动"。但"洋务运动"虽然可以"运动"起来，防却不能不防。所以，慈禧在支持奕的同时，又庇护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用来平衡奕的"洋务派"。倭仁是慈禧儿子同治皇帝的老师，"四子，六经之阶梯"的学问，背得滚瓜烂熟，不买洋务派的账。在朝堂上和奕吵起来，就喋喋不休"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慈禧也和奕吵，但她讲不出倭仁那番春秋大义，吵起来就是"你反对我，你以为你是谁"？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拌嘴。
对倭仁的"春秋大义"，慈禧心里未必真信。但她重用倭仁，另有一番深意。慈禧的"垂帘听政"本来不合祖制，她所以能当上最高统治者，是因为肚子争气，生了个皇帝儿子。用西方的话讲，慈禧的统治"合法性"（legitimacy），完全来自于6岁的儿子同治皇帝。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小皇帝是她抱大的，每日里对她长跪请安，聆听慈训，等于是她的奴才。大清是一姓之天下，小皇帝是她一人之奴才。只有小皇帝孝顺，甘愿做"一人之奴才"，慈禧才能在帘子后面坐稳，颐指气使，君临天下。所以，慈禧对"以孝治天下"格外重视。而倭仁的学问，恰恰能充分供应"以孝治天下"的道理，为慈禧的合法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张之洞很讨人喜欢，他所以讨人喜欢，是因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辨，是因为"体用之辨"符合慈禧的需要。对慈禧来说，"洋务运动"是"用"，而倭仁的"以孝治天下"才是"体"。就像对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是"用"，而"四项基本原则"是"体"一样。"用"再好，触犯"体"，就不能再用。因为，"体"没了，"用"再好，那是好别人。
但就算小皇帝"以孝治天下"，他总还是要长大。小皇帝长到18岁，就要"亲政"，慈禧便得"撤帘"。而晚晴的"撤帘"，往往闹得朝野震动，祸及"洋务运动"。先是亲儿子同治长大"亲政"，不知是谁给他出的馊主意，说只要把洋人烧掉的圆明园再修起来，让慈禧住进去游园听戏，便能玩物丧志，不再干政。同治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听这计策，心想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修园子，听上去更孝敬老娘？借孝顺之名行夺权之实，简直是神来之笔。于是，执意要修圆明园。奕是当家人，知道柴米油盐物力维艰，坚决反对胡乱花钱。同治一怒之下，便要撤奕的职。最后闹得"两宫垂涕于上，皇帝长跪于下"，家事国事混为一谈，乱成一锅粥。奕是主持"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却在这对皇家母子的勾心斗角中，在女人+小孩的任性胡闹下，一会撤职，一会复职，几乎和邓小平同志一样，三起三落。
同治死后，慈禧抱个假儿子光绪继位。假儿子的故事，和亲儿子如出一辙。光绪长大亲政，光绪的生父，是奕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奕譞望子成龙，希望慈禧"撤帘"后，儿子独揽大权。于是苦思冥想，想出来的计策，居然也是修园。但这次不是修圆明园，是修颐和园，名义上也是"以孝治天下"，庆祝慈禧60大寿。但"天子万年，百姓花钱"，钱从哪来？奕譞就打"洋务运动"功臣李鸿章的主意。李鸿章负责建设北洋水师，对付日本海军，手里有钱。奕譞要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李鸿章不敢得罪皇帝他爸，只好照办。谁知这次真的"玩物丧志"，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大清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平心而论，这仗打得一点不冤。"甲午战争"时，日本是举国体制，从天皇到平民，纷纷捐钱捐物，同仇敌忾。而大清却在歌舞升平，游园惊梦，"一人庆有，万寿疆无"。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李鸿章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日本国。这样的战争，哪有不败之理？随着"甲午战争"硝烟散尽，李鸿章"一人之战"黯然终结，"洋务运动"也终于落下帷幕。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些假设，还真令人遐想，发人深思。如果"洋务运动"时，坐在皇帝位子上的，不是少数民族的满人爱新觉罗，而是汉人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史将如何发展？如果"洋务运动"时，最高统治者虽然是少数民族的满人，但不是"垂帘听政"的慈禧，而是"睁眼看世界"的奕，中国的"洋务运动"，会不会更接近日本的"明治维新"？这种假设所以发人深思，不是因为汉人比满人聪明，奕比慈禧能干。而是因为这种假设，揭示了一种政治现实：即汉人比满人，奕比慈禧，拥有更显然的执政合法性，具备更广泛的统治基础，因而有自信实行更彻底的改革。托克维尔（Tocqueville）说："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问题其实不是因为"改良"而"危险"，而是因为"危险"到一定程度时，才开始"改良"。就像"虚不受补"，根本问题不是"补"，而是"虚"。
晚清的"洋务运动"，是一种改革开放。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新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几十年，真正"改革"的地方不多，"改革"是靠"开放"推动，"改革"那些和"开放"不相适应的地方。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为一次新的洋务运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始于"文革"结束不久。当时共产党已经执政将近三十年，执政的结果是人民贫穷，百废待兴。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坏政府开始改良之刻"。但说来奇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并没有给"坏政府"带来危险。恰恰相反，一时间似乎还蒸蒸日上，充满希望。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渴望好皇帝，"万里江山万里尘，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天子便是换了人间，相信一声爆竹，万象更新。第二，邓小平继承的"坏政府"，实在太坏。它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只要你反对它，别人就支持你；只要你反其道而行之，便能在全体国民中激起广泛共鸣，获得改革共识。
可惜，这样的好事，终不能持久。先是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接着，更严重的是，有人公开要求"自由民主"，相当于要彻底推倒"坏政府"。不久，到了1989年，本来还有"改革共识"的土地上，突然剑拔弩张，血雨腥风。"六四事件"不仅葬送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有良知的共产党人的改革事业，而且暴露了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就像满人搞"洋务运动"一样，都有绕不过去的坎，都有自己特殊的困难。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本来是定义矛盾。真正的共产党，不应该搞"改革开放"；真正的"改革开放"，必定和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水火不容。
共产党不能"改革"，因为共产党是没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而共产党正是这种必然规律的体现。"规律"怎么可能有缺点？怎么可能要"改革"？从斯大林到金正恩，从毛泽东到齐奥塞斯库，他们哪个有一星半点缺陷？他们没有缺陷，只有光芒万丈，不是红太阳，便是金太阳。你说太阳有黑点，那便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毛主席一样，是不能被批评的。为什么不能被批评？因为他们完美，并且"伟大光荣正确"。一个完美到"伟大光荣正确"的东西，为什么需要"改革"？但恰恰是这种"完美"和"伟大光荣正确"，是共产党最大的弱点。它使共产党不仅不能"改革"，而且经受不起"改革"。不完美的东西，时不时地需要"改革"，同时也经得起"改革"。完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完美的东西，和"改革"自相矛盾，所以经不起"改革"。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会导致对它执政合法性的全面质疑。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碎成一地鸡毛。国民党可以"改革"，国民党成功地把台湾"改革"成了政权和平交替的两党制。共产党不能"改革"，一"改革"，要么是"六四"惨案，北京屠城；要么是苏联东欧分崩离析，灰飞烟灭。
共产党更不能"开放"，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封闭系统。共产党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和"民主"这种弱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主义是无比强大的意识形态。从商品的两重性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从经济学到哲学再到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黑格尔逻辑学的驱动下，从细胞生物学到宇宙天文学，建立起一座无所不在（omnipresent）、无所不能（omnipotent）、无所不知（omniscient）的宏伟大厦。但恰恰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是封闭的。正像"完美"不能改革一样，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理论，无法对外开放，因为它没有外部。
共产党不仅有一个封闭灵魂，还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封闭肉体。为什么共产党的肉体是封闭的？因为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造反起家，环境险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外部，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讲，外部就是一片漆黑的话，那么对共产党来说，外部就全是敌人。共产党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所以，共产党以外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党的手段是"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怎么可以"开放"？"改革开放"全盛时期，有人提议要把共产党从"革命党"，改造成为"执政党"，显然是看到了问题所在。"执政党"可以开放，"革命党"不能开放。开放的起码条件是透明，共产党没有透明，只有机密。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到"六四"流了多少血；从右派的遭遇到病毒的起源，都是国家机密。一个充满机密的地方，怎么可以对外开放？
一个和"改革开放"充满矛盾的政党，后来为什么又提倡"改革开放"？那是因为迫不得已，就像咸丰皇帝迫不得已，批准"洋务运动"一样。咸丰是迫于逆贼和洋人，共产党是迫于"文革"。"文革"的"坏政府"，"坏"到出乎共产党自己意料之外。"文革"以前的"坏政府"也"坏"，大鸣大放打了那么多右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共产党没有要"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把共产党自己给打倒了，即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都打成了"走资派"，把邓小平儿子打成了残废。这下"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再漠然视之，痛定思痛，决定"改革开放"。
但"改革开放"和共产党自相矛盾，一"改"一"开"，就"改"出了"六四"。"六四"一来，邓小平第一个念头便是杀人。毕竟革命党造反起家，有这种想法不足为怪。但陈云和邓小平不同，想的不完全是杀人。陈云在党内负责组织系统，他想到的是让自己子弟接班，因为只有这些人可靠，不会挖祖坟。就像慈禧死后宣统年间的清廷，信得过的只有"世袭罔替"的满洲亲王。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只能相信"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也不足为怪。
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陈云，和处于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特别注重维护高级干部的家族利益。不是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不维护这种利益，而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一个忙于"继续革命"，一个忙于"改革开放"，想得比较多的是自己青史留名。周恩来和陈云没有实现"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机遇，所以比较有集体情怀，更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大家庭的集体利益。今天因为红色基因登上历史舞台的红二代们，心中更加缅怀的，肯定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周恩来和陈云。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周恩来和陈云，是孟子这句话在共产党内的身体力行者。
陈云怎么个"不得罪于巨室"呢？这可以从"文革"后他重新掌权说起。"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中都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对"文革"造反的红卫兵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麻烦问题是，"文革"中最早造反的红卫兵，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子弟，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红二代。红二代们在"文革"初期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北京乃至全国，制造过令人谈虎色变的"红色恐怖"。他们的所作所为，用全世界任何文明国家的标准看，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刑事犯罪（criminal）。这批罪犯中，有一个人叫孔丹，父母都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勉强也算"无产阶级革命家"。孔丹曾在北京伙同一批红二代，创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深受周恩来赏识。红卫兵纠察队，顾名思义，便是普通红卫兵的管理者，是红卫兵的太上皇。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普通无产阶级的太上皇一样。"文革"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清算红卫兵。按理说，"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首先应该清算的当然是红卫兵的太上皇。但这时孔丹给陈云写了封颠倒黑白的信，说他们这些红卫兵和普通红卫兵不同。在"文革"中保护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叔叔伯伯，也就是保护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非但无辜，而且有功。陈云和当年赏识"红色恐怖"的周恩来一样，不顾红卫兵太上皇当年对普通百姓的残害，批示对孔丹这样的红卫兵，不仅不能清算，还要大力提拔。
陈云的批示，不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且闹出了大笑话。原来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有个儿子叫陈楚三。陈潭秋的资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应该算首屈一指。可惜，陈潭秋很早就被杀害，没有福气看到他的政党夺取天下。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了陈楚三这辈，便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文革"中也混过几天红卫兵，大概命中注定，"文革"后他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于是，陈云在提拔孔丹的同一批示里，为了划清界线，区分敌我，就把陈楚三当作对立面，说像这样的红卫兵，就应该清算。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批示，陈楚三自然飞来横祸，倒了大霉。一年后，陈云得知名不见经传的陈楚三，原来是陈潭秋的儿子，也属于"巨室"之后，于是大骂秘书，说"你要早告诉我他是潭秋同志的儿子，我就不会那样批示了"。如此罔顾事实，不分是非的昏话，居然说得云淡风轻，不以为耻。
有其父必有其子。陈云的儿子陈元，子承父业，不仅接过乃父衣钵，而且发扬光大。陈元有句名言："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从红二代的沙龙讲到中组部的庙堂，翻来覆去就讲这句话。陈元的"统治阶级"，自然指像他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总要标榜"为人民服务"。这在陈元看来，不够有"统治意识"。有"统治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首先想到怎样照顾子女，为子女当官、经商、出国开方便之门。陈元把这种普通人眼里的"开后门"，叫做"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如果说陈元老爸的"不得罪巨室"，还算老成谋国，想的是"挖祖坟"的大事。到了陈元这辈，"挖祖坟"的事，他们不管。和历史上任何纨绔子弟一样，眼里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国内普通人家，把自己不争气，要靠父母接济的孩子，称为"啃老族"。陈元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家里的"啃老族"。不过普通人家"啃"的是私产，他们"啃"的是公权。
陈元初试锋芒，"文革"后啃"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第一口，发生在1979年。那时陈元所在的清华大学，有公费出国名额。别人公费出国，要参加考试。陈元不考试，跑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家里，请他下道手令，特批出国。消息传到清华，舆论哗然，一片骂声。清华大学党委有个人叫罗征启，后来当过清华的党委副书记。罗征启不仅是有资格的清华学生干部，曾是胡锦涛的老上级。而且是胡耀邦看中的培养对象，要他接班胡启立，当团中央书记。所以，他参加过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培训班，和他同期的学员有田纪云、尉健行等，而罗征启是他们的头。大概多年接受正统教育，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出于对自己政党的责任感，罗征启便给陈云写信，反对他儿子开后门出国。也许那时许多干部，还不具备陈元提倡的"统治意识"，罗征启一挑头，支持的人不少，搞来搞去，真把陈元出国的事给搅黄了。罗征启搅黄陈元出国，陈元就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搅黄罗征启的仕途。罗征启本来仕途看好，是中共第三梯队的佼佼者。谁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从此仕途黯淡，一贬再贬，中央党校毕业后，居然成了"待业高干"，直至最后被开除出党。有人说罗征启如果不给陈云写信，后来当上党中央总书记的，可能不是胡锦涛，而是罗征启。如果罗征启真的当上总书记，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就像晚清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换成恭亲王奕，"洋务运动"会不会另有一番景象？
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庙堂，陈云把罗征启这样潜在的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于摇篮，是不是都昏了头？不是。邓小平、陈云没有昏头，恰恰相反，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危险。晚清的满族统治者猜忌搞"洋务运动"的汉臣，如果这种猜忌是空穴来风，那这种猜忌还有可能消除，"洋务运动"也可能因此获得生机。但恰恰因为满族统治者的猜忌是对的，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成了"洋务运动"绕不过去的坎。同样道理，正因为邓小平、陈云头脑异常清醒，正因为他们看到的危险是真实的，正因为他们预见到了"挖祖坟"的可怕前景，所以他们绝不允许胡耀邦、赵紫阳，或者罗征启，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扼杀了大大小小的罗征启，剩下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己子弟接班"。于是，"自己子弟"风起云涌，呼朋唤友，成批量成建制地进入接班队伍，造成了红二代全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奇特现象。陈元从政，官至政协全国副主席；孔丹经商，和胞弟双双成为央企董事长，号称"兄弟两央企，一门四部级"。但别看这些人干得红红火火，表面风光，其实都是末世统治的回光返照。晚清到了国将不国之时，总是危机加深一步，满人的民族意识便跟进一步。光绪年间，中央内阁虽然满人占多数，但总还有汉人一席之地。到了末代皇帝宣统，皇帝他爸载沣亲领禁军，皇帝他叔载洵亲领海军，皇帝他又一叔载涛亲领总参谋部，一切"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整个内阁不仅满人占绝大多数，而且都是皇族近亲。你以为这是强大吗？这是无比脆弱。越脆弱，越要抱团取暖；越抱团取暖，统治基础越小；统治基础越小，危机就越加深。这是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满人因为是少数统治多数，给"洋务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共产党"自己子弟接班"，更是少数统治多数，能不给"改革开放"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说"洋务运动"诞生于两个挑战，一内一外，即逆贼和洋人。那么，"改革开放"也催生了两个挑战，同样一内一外。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外部的挑战都远甚于内部的挑战。邓小平可以镇压"六四"，陈云能在摇篮里扼杀罗征启，但他们都无法镇压和扼杀洋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拥有一个相当友善的国际环境。这种友善的国际环境，不是白捡的，是得益于美苏冷战，得益于中国在美苏冷战中的表现。自从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中国便在"冷战"中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现在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是全世界最反共的政府。当年无论西方如何努力遏制苏联，中国都感觉不过瘾，都批评西方对苏联不够狠，都担心美国会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弄得美国政府不好意思，不时出来安抚中国，说请你们放心，我们对苏联一定够狠。中共如此"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做法，固然出于革命党的一贯作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希望西方为自己火中取栗。但不管动机如何，在实际行动中，中国毕竟在当年的国际舞台上，扮演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从而晋升为西方的准盟国。
但世事难料，谁都没想到，貌似强大的苏联不扛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不堪一击。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共阵线合围下，苏联一夜垮台。这事来得太快，中国共产党还没反应过来，苏联已经城头易帜，"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苏联既没有敢对人民群众开枪的"男儿"，又没有能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扼杀于摇篮的陈云，整个苏东集团就这样悄然逝去，消失在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追悔莫及，一面感到唇亡齿寒的阵阵凉意，一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硕果仅存，被戴上了全世界最大共产主义国家的帽子。
苏联东欧垮台，和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比，中国"蹲着都比别人高"，突然成了西方潜在的最大敌人。邓小平是聪明人，知道大事不好。所以一再强调"韬光养晦"，"不扛旗不出头"，坚定不移地当缩头乌龟。这中间国际上发生了9/11恐怖主义事件，为中国赢得了一段缓冲期。可惜，在"自己子弟接班"思想指导下，红二代终于全面登上中国政坛。红二代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大的区别，是红二代没有打过江山，却自认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到头来虽然黄袍加身，水平总还是原来的水平：或者组建过红卫兵纠察队，或者跑去王震家里要过手令。没有水平不要紧，没有水平加上自以为是，就犯兵家大忌。于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的肆意妄为：从对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到在第三世界的一带一路；从东海的咄咄逼人，到南海的四面出击；从对香港一国两制的背信弃义，再到武汉病毒起源的颠倒黑白。桩桩件件，时时刻刻，满世界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垮了苏联，平定了恐怖主义，你就是不折腾，西方也要转而对付你这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更何况你折腾得昏天黑地。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由于是满人执政，更由于是满人中的女人执政，构成了"洋务运动"中特殊的困难。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是共产党执政，更由于是"自己子弟"红二代执政，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中特殊的困难。共产党不可以"改革开放"，因为共产党和"改革开放"互相矛盾。共产党不能"改革开放"，因为一个敌意的外部世界，不允许共产党"改革开放"。共产党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资本主义开放。但共产党之所以是共产党，就是要埋葬资本主义。你要埋葬别人，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记载在全世界所有的历史教科书上。共产党若要改弦更张，不再埋葬资本主义，不仅要改写所有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改写自己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一个在娘胎里就视资本主义为天敌的共产党，人家凭什么向你开放？
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如果双方开诚布公，坚持原则，不挂羊头卖狗肉，本来水火不容。中国共产党创造出一句"改革开放"，忽悠别人几十年。如果说"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还是理想，那么到江泽民时代就是腐败，到胡锦涛时代只剩下口号，而到习近平时代则变成了反动。今天，在中国还有谁喊"改革开放"？今天在中国喊"改革开放"，等于喊反动口号，是在表达对现政府的不满。今天要"改革开放"，等于在邓小平时代要"民主自由"，明摆着是现政府的异己分子。一个"堕落"成异己分子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已经一文不值。"改革开放"在国际上曾一度惊艳，迷倒过一些人。但经过"红二代"的折腾，尤其是经过新冠病毒的折腾，"改革开放"已经成了忽悠的代名词。一个堕落成骗子的"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同样一文不值。时至今日，不知是出于自作多情，还是假痴真呆，有人还在说什么"中美谁也离不开谁"，什么"中美是夫妻关系"。你见过和强奸犯成亲的夫妻？一个人可以暂时地欺骗所有人，也可能永久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人。现在再要"谁也离不开谁"，再要"夫妻关系"，那就是想永久地欺骗所有人。
在西方资本主义眼里，共产党是纳粹，等于洪水猛兽。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全盛时期，西方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这种观点。现在，通过红二代的执政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种观点更将成为西方坚定不移的共识。所以，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还有更多机会。共产党就是不做任何改变，就改一个名字，譬如不叫"共产党"，叫"阿猫阿狗党"，世界也会对中国更加开放。当然，这只是梦想。但最希望这种梦想成真的人，恰恰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如果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他们比谁都更愿意丢弃共产党这块招牌。可惜，他们的利益和这块招牌血肉相连。丢弃这块招牌，就意味着丧失利益。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晚清的时候，满人不是不想改革，不是不想中国进步。但仅仅因为是满人当政，就给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任何改革，制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的满族统治者，或许也曾梦想，如果一觉醒来，他们都变成汉人该有多好。这样，晚清季世会不会变成汉唐盛世？晚清的时候，满人和汉人渐渐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满清，对中国好，不等于对满清好。到某个时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概也会意识到，救中国不等于救中共，对中国好，不等于对中共好。当年困扰过"洋务运动"的问题，今天同样困扰着"改革开放"。一百多年前的教训，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不同命运，才会穿越时空，不绝如缕，影响至今。
（2021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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