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挑战。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战略，到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国面临怎样的经济政治学或制度挑战呢？多年来研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博士就这样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的见解。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所谓的Covid-19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
许成钢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即中国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构运作，制度决定了它只能管一件事。要它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它就都管不了了，全要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次暴露出它的死结。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尽管有种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中国毕竟在过去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看中国的这种惊人的发展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了呢？在许成钢博士看来，这个问题的靠谱答案清楚明了：No，没有。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疫情应对差异凸显制度差异
金哲问：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在2020年2月7日，许教授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印度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教授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许教授要如何反驳？
许成钢答：谢谢你提到我当年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当年那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在2020年1月，文章是后来发表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发生，还没有传到外面。那时的问题和后来疫情传开之后的问题有重大的本质性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好的政策来使它大大延缓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当时我讲的是防止扩散。为什么当时没能防止扩散呢？这就是我当时分析的问题。
我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在一个集权制度下会造成疫情不能及时的控制住，不能及时的防止它扩散？这就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是，这样一个集权主义大一统的官僚制度它是自上而下来统治的。它的下级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去主动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而且它甚至也没有动力主动去全面地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
因为地方官员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上级的最重要的命令。当突然来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要影响全局的事情，这都是上级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上级给的命令是做别的事情，所以下级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来隐瞒（突发事件）。
疫情应对 集权制迥异于民主制
因此，这种制度就导致了对突发事件反应很慢，而且层层的官员都有动力来隐瞒。当年我写的文章里提到了当年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个事故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这里性质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传染病。在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这传染病迅速的把疫情扩散到了全世界。因为当时武汉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就导致了它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才有了后面的问题。
至于疫情在全世界扩散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的经验教训背后也都有制度的影响，制度的影响就是你在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制度下，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业绩（即当权者力图要显示给百姓看的一件成就）。
要是在民主制度下，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由于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政客们如何对待选民，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是面对选民是怎么看的，选民愿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我们看到各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看的是民主制度国家，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地的选民要的是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
中国发展道路是否是死胡同
问：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就虽然有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前两天看到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嘛》。经济学人杂志的写手似乎也预设该杂志的消息灵通、教育良好的读者大都认为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了。你认为中国确实是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和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了嘛？
答：很好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发展的状况，我们关心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人圴GDP。
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世界国家有大有小，而经济发展的水平是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么中国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特别大，当它以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作为一个经济体就变得超级大。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比，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从历史上看，实际上是中国在回归它在历史上的一度的状态。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跟其它国家比，中国基本上是回归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清朝末年中国是如何如何衰败，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状态就相当于那个时候，也就是十九世纪末，1900年前后，是恢复到这个状态。
当今中国仍是今非昔比
这样的对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对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在恢复它在历史上的状态，而且还远没有恢复到它自己在历史上强的时候的状态。
如果我们要讲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快速经济发展实际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国际秩序国际市场在一起。因为改革里面的开放，对外的开放，以及对中国国民的开放。
这里所谓的中国国民指的就是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中国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部分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状态。这距离中国变成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整体的状态，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除了个别的很少的是以能源为主的国家以外，没有例外地完全都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是没有可能变成发达经济的。凡是市场经济都有它配套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
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市场经济是没有可能走远的。所以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才能变成发达的经济体。中国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
--------
许成钢博士（2）：谈人工智能也过不去的坎
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199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许成钢教授多年来研究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及其转变的问题。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很多重大问题，从人民切身福祉到社会发展走向问题，都可以从经济政治制度的视角获得很好的解释。这种问题也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为什么看似发展势头迅猛但其实名不副实。
作为经济学学者，许成钢博士认为，谈经济假如回避或忽视制度问题便会陷入文不对题、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境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以源自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为例说，这种提法太缺乏解释力，因为它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却可以前行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在许博士看来，中国如今回避宪执政民主这个制度问题谈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文不对题的无稽之谈和空谈。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当局越来越多地向全世界传达一种信息，这就是，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仁不让的榜样、领先者、领路人、指导者，以及世界新格局的塑造者。在许成钢博士看来，这种常常招致西方发达国家反感、甚至招致发展中国家反感的姿态或心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当权者的糊涂或头脑发热，更好的解释还是制度的解释——是制度决定了是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是制度决定了领导人会有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言行；假如不从制度上理解，其言行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在许成钢博士看来，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有政治制度的制约问题，在某些具体的技术行业发展方面，制度的制约也是不可否认、无法回避的。在这方面，当今中国得到国家大力加持、看似很红火的人工智能产业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那么，制度的变革是否可以循序渐进？在这个问题上，许成钢博士信奉他的导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雅诺什的观点，这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可以渐进的。不能渐进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但很多的人一直不明白。许博士在采访中就此提出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二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制度制约使人工智能弱智
金哲问：说到人工智能，近年来许教授发表了不少文章，表示不认同中国和俄罗斯把人工智能产业的领先地位视为可以决定其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乃至生死存亡。您强调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一揽子的技术问题。因为一两项技术是不是全球领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经济是不是整体领先。您说这些话之后好几年过去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您认为您的话还立得住嘛？为什么？
许成钢答：我这话应该还是立得住的，因为我说的就是历史。历史很长，从我说的到现在才是历史上短短的一瞬间。历史就是我们刚才刚说过的，历史上迄今为止的发达国家只有一类制度，没有另外的制度能变成发达国家。
人类社会上产生出来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和别的经济体能区别开，实际上历史都不长，都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起。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现在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多，第四次了。所有的产业革命，革命的发生地都是同一类的制度，这就是英美的制度。甚至连其他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都不产生产业革命。所以只有这样的制度才发生最前沿的技术带动经济整体往前走。
就具体的技术而言，比如说今天所谓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能不能在你的经济里发展和起作用，这仍然取决于你的制度，取决于你整个的经济、整个的社会是什么状态。当你的整个经济、整个社会状态不适合它发展的时候，这东西第一它也发展不起来，第二它发展起来也不能全面地应用。
这个问题稍微具体一点说，就要有一些技术内容。技术内容之一就是什么叫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非是三个东西合成的。第一是计算力；第二是数据；第三是算法。中国在这三个方面哪方面强呢？唯一可能（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还不是确定）强的方面是某些数据。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并不发达
算法方面中国并不领先，因为所有的最重要的算法都并不发明在中国。在计算力方面，计算力的基础就是芯片。中国芯片技术的落后状态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中国在芯片上追不上去，那也是制度问题。
所以，哪怕我不提算法，不提数据的问题，单纯从芯片的角度看，你不解决制度的问题，芯片的问题就解决不了。芯片的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的普及就无法实现。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学术论文发表，有很多的专利。但是它的应用只是局限在某几个很窄的领域。
那几个是什么东西呢？是头像识别，因为它是跟保安监控有关。另一个是语音识别，这两个是相似的技术。人工智能有非常宽的，很多很多的应用，其中包括研制新的药物，这方面中国几乎是零，但在国际上这已经走得很远了。比如我们现在所开发的应对新冠的疫苗的研发，这背后就有包括使用人工智能帮助了研发疫苗。这些东西在中国连影子也没有。
为什么中国的人工智能只局限在很窄的领域，在其它方面不见踪影？这就是制度问题了，不是单纯的是因为中国人聪明还是不聪明。在国外大量的从事人工智能产业的最聪明的都是中国人，但他们为什么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因为他们靠的是制度。是那个制度帮助了他们发展。这个问题要是展开讲，要花很多时间，我就不展开了。
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是装糊涂
问：改革要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渐进论在中国官方话语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你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导师和恩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雅诺什对所谓的渐进式改革的说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对你说这世界上并不是什么改革都是可以渐进的。他举出什么例子了吗？或者许教授可以举出可以清晰说明问题的一两个例子吗？
答：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有个重要的背景。这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里面其实是有个前提的。
这个前提就是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没有政治改革，没有基本制度的变化，又不允许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前提下摸索，才去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有一些重大的改革其它国家已经是有榜样了。其它的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你是知道的。你是有意地朝那个方向走，才去讨论摸石头。所以，科尔奈才说这样的话。
当时他具体讨论的是，如果你偏离了集权主义制度就意味着除了一个党以外还有另一个党，变成了多个党。那么，从1到2就没有渐进，因为你不可能有1.1个党，1.2个党。这世界没有这样的渐进。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这中间没有渐进。
无法治和有法治之间没有渐进
早年在苏联或东欧就已经有过讨论，说我们不讨论多党，那我们就在共产党里面正式讨论分派，因为是列宁不允许共产党里有派别，那我们党里从不允许有派别到允许有派别，这中间就是没有渐进的。你只有是一个派还是可以有两个派，不可能有1.1个派或1.2个派。
科尔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实际上就关系到有没有可能建立法治。
当你建立不起来法治的时候，那么你摸着石头过河，你这种半市场经济就走不了多远，最后一定是你的阻力就在这儿。这就是由于你没能建立法治，就使得你的市场经济不能继续发展。
比如说这次中国男子足球队在农历新年到来时大败于越南队，大家都开玩笑说国足怎么怎么样。这个玩笑马上就到A股上了。有人说，你去算一算A股，那A股还不如国足呢，比国足还差远了呢。你要笑话国足，要不要笑话A股呢？A股为什么是这样呢？
A股的问题（中国股市长期徘徊或不断惨跌的问题）就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问题上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法治（经济和股市都发展不妙）。
--------------------
许成钢博士（3）：谈严峻的制度和严峻的教育问题
美国之音 金哲 华盛顿 -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钢1950年出生于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他的学术性趣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在许多人抱怨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文革、大学教师人人自危不敢认真教学之际，许成钢认为，对有心上进的当今学子来说，他们的学习条件比他那一代人还是好多了。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许成钢多年来任教于美国、英国、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许成钢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现。
在中国的学校教学环境日渐恶化之际，在中国的新闻出版的禁锢越来越紧之际，经历过文革的许成钢认为，现在拥有好奇心并有心追求知识的年轻人仍是有充足的学习条件成为中国一流、世界一流的人才，而且现在的条件比文革时期好得太多。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三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
金哲问：您201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拿多少钱，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企业也没拿到，因此是国家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二十多年超过GDP增长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叫Kleptocracy，翻译成中文就是窃国政治体制。许教授说的这些很厉害的话能在中国公开发表究竟是因为这些话对中国当局没有什么损害，还是当今中国仍然有很多学术自由，言论自由？
许成钢答：我先解释一下你刚才引用的我的那些话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发表是跟我的数据从哪儿来有关系。
这个数据都是国际上相当权威的机构核算出来的，不是我说的。这些国际机构都是商业机构，这些机构的数据是中国的商业和跨国公司都要看的。它们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谈论中国的劳工成本的高和低是怎么核算的时候，他们的核算方式是按照你的产品来核算的。
比如说造一辆汽车，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成本在汽车里占多少比例，是这么来的。比如说同样一辆汽车，人工成本在中国是多少，在日本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工很贵，但是他们就发现在中国人工成本反而更贵，比日本、比美国、比欧盟都贵。
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多，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生产率不意味着这个工人三下两下跟日本人一样几下就把活儿弄完了然后付了他很多钱。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是因为一件活弄了半天弄不好或者还要返工，这是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是和劳工相关的企业要承担的负担，那就各种费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劳工拿到手的收入只是劳工成本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部分。大部分成本是压在企业头上了，不是劳工拿到家里去的钱。
中国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全世界最低
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讲的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来解释，我们必须要明白中国的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和它对应的像是一个镜子，镜子的另一面是中国政府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什么中国内需不足呢？原因是在这儿。
你刚才引用的就是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说的。这些话之所以能公开发表，我想是因为我相当地客观和具有科学性，我的数据来源都是国际上权威的商业组织。而且，那些商业组织都是他们自己也要看的。但如果我把这个问题高度简化，变成一个很政治性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一定早就被禁了。
（我的那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也是个动态过程。也就是，说当年比起现在还是要宽松的，现在就越来越紧了。在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原来可以表达的也慢慢不能表达了。
文革氛围重来 今天比那时如何
问：我这个星期刚刚采访了一位最近在中国大学任教五年的德国教授，她写文章说当今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基本荡然无存，教授在学校内外的一言一行和教授的学术发表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教授不能好好教学。许教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在文革期间通过自学打下后来上大学和到哈佛深造的基础。请问许教授，你觉得今天中国青年人追求真学问的条件比你年轻时如何？换话说，你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能像您当年一样通过自学和非学校正规教育来追求真识而不是人云亦云？假如能，如何自学？
答：如果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期对比，哪个更恶劣？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简单——当然是文革时更恶劣。
因为文革的时候绝大部分该上学的年轻人都没学可上。大都在农村，一些在工场，一些在军队。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那个时候可以读到书也非常少。现在虽然情况比起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可以读到的书仍然是很多。
文革挡不住有志者上进
但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就是，当年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当时的党中央的宣传从内心深处产生了疑问，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当他们对那些宣传和制度产生深刻的怀疑的时候，他们是自己在寻找答案，在寻找出路，而不是单纯为了就业或读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探索就会走得远。这样的学习就自动来了一个问题：学习是为了什么？
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升学，如果升学就是为了找工作，那么这个动力就相对比较机械，就很依赖于升学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找工作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人想要寻找的东西超过了这个，那么他就走得远了。所以为什么在文化革命期间人已经没地方读书了，没可能升学了，没可能靠学习才能找到工作。在那个情况下，还是有少数人能够学习而且走得很远，原因就是他们没打算用那个去升学，没打算用那个去找工作。他们只是为了或者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他觉得他有什么志向，有什么兴趣，是为了这些。这就使他能走得远。
其实在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这一代人里产生了相当一些有创造力的人。表现得特别突出的在科学上要少一些，因为科学更难。更突出的是在艺术上，比如说中国最好的作曲家几乎都是集中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导演、演员。还有美术、绘画、雕塑等等，还有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一大群人产生在那个时候。奇怪和不奇怪都在这儿。他们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自个儿的兴趣去专研的。我自己的体会就很深了。
好奇心决定你能走多远
说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学习能不能走得远，应当这么说。虽然今天的学习条件比起几年前来是逐渐变得不太好，但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不好奇那就没有可能了）如果人有好奇心，有探索的欲望，探索任何东西都行，无论你探索什么都行。有探索的欲望，有好奇心，在今天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好的机会。
我讲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三年以前有研究政治学的同事在北大清华做了个试验。这个试验就是发给北大清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给他们免费的（可以突破信息封锁的软件）VPN，然后记录给他们免费的VPN几十天之后看他们做了什么。
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大多数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使用VPN做任何有意思的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发现，让他们很吃惊。
因为给了他们VPN就意味着，他们从原来网络有阻碍变成可以跨过阻碍去了解他们本来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们没兴趣了解，有了这个工具他们也没兴趣。不是说所有人，而是多数人。
很不幸就是说这多数人不幸，少数人可以很有成就。也就是说，今天的少数的人有兴趣，有好奇心，愿意探索的人比我们当年文化革命时候的人条件要好得太多太多，要容易得太多。只要你愿意干，机会还是很多。就是怕你自己没有兴趣，不愿意干。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