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丹說：「上海的人道危機可以追溯到大饑荒時代」，顯示他可以從中國現代史上找到當下危機的脈絡，雖然他是哈佛歷史系訓練出來的。這次瘟疫將淪陷多大中國，我們不可能知道，但是中國社會局部解體，是肯定的。中共黨內一向是極左者勝出，雙手血跡斑斑，因為毛澤東是最大的左王，而習近平偏偏向左轉要當「毛孫」，這才是今日中國的要害。說到大饑荒，《屠龍年代》有一篇『豫南：中國當代史』，詮釋了那一次的「社會局部解體、文明消亡」。】
在豫南這塊土地上，輪番、交替出現的，是社會須臾間局部解體、文明消亡、禽獸奔突，這現象當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的「烏托邦」全劇終場結局。
北京有個毛澤東，河南有個吳芝圃，而信陽則出了個路憲文。信陽是河南最靠南的一個專區，人口一千萬，在大躍進中很出風頭，有兩件事載入史冊：一是遂平縣的碴牙山衛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全國紛紛朝聖取經；另一件是西平縣和平社宣佈小麥畝產達7320斤，這是大躍進中放出的最大一個衛星——凡談及中國大躍進的荒唐，至今不可不舉此兩特例。
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是大躍進的極端激進派。信陽產生上述兩個出風頭的全國典型，是他的激進政策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資本，「廬山會議」後他就愈加瘋狂，據後來中央工作組關於路憲文所犯罪行的報告稱，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獄中；拘留一萬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嚴重的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鬥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個農民是被他吊起來活活燒死的，當地稱為「點天燈」。河南省委後來檢討時也不得不稱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個謎。今天人們所說的「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最早出處在中央工作組組長陶鑄1961年4月間的一個講話中，他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從中央工作組的檔案裡，我們只能看到兩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一是表面統計餓死十萬人的息縣，竟有639個自然村幾乎無人倖存，永遠從地圖抹去了；二是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的統計，家庭成人死絕後留下來的孤兒，竟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信陽提供了一個模型：毛澤東的大躍進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煞車的話，那麼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國都將出現「信陽模式」；則這場大饑荒餓死的人，就遠遠不止楊繼繩給出的「三千六百萬」，而注定將死上億人！
第二、幹部豺狼化、社會羔羊化、人倫底線洞穿。
信陽成鬼域世界的兩大特色，一是幹部打人成風，二是民眾吃屍體成風。幹部兇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路線的誘發下，河南省長吳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開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傾路線。省長敢鬥省委書記，下面各級班子大抓「小潘複生」，鬥得更凶。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廬山會議之後，帶頭批鬥另一位縣委書記張福洪，並親自動手毆打，以作示範，張福洪每次都被眾人揪住頭髮毒打，有一次大半頭皮竟被連髮撕下，頭部傷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處因破傷風而死。縣、社、隊各級幹部反「瞞產」中，對農民不惜活埋、點天燈；挨村搶光糧食後，眼看著人口死絕而不發一粒糧食；後來甚至發展到餓死人可賣屍體給醫院造標本，便推動「賣屍專案」；強迫化肥廠用餓死小孩屍體煉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聽說信陽大饑荒慘烈到「人相食」的程度，當時不敢置信。後來看到信陽事件的檔案，果然有此記載。在路憲文罪行的材料中，提到當時公安局以「破壞屍體」的罪名，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把埋掉的屍體挖出來吃。當時人們不僅吃別人的屍體，也吃自家人的屍體，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換別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歷史上「易子而食」的重演。檔案中還記載，當時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隊長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抬到溝裡，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裡死了人，屍體擺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陽西部和南部為桐柏山、大別山，自古民風強悍，習於揭竿而起，三○年代曾是張國燾、李先念割據的紅軍根據地，五○年代陷入如此酷烈境地，民眾卻馴服如羔羊，任憑宰割；底蘊何在，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學題目。
第三、中央災難性決策的終端放大，且屢試屢爽。
毛澤東的「大躍進」狂熱，導致大饑荒；蘇聯式治水模式「水庫大壩」狂熱，導致大水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盲目性，導致大血疫。這三項中央的災難性決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謬到盡頭。如此反復試煉，無論多麼慘烈的後果，卻都不能絲毫啟動這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因此，豫南勢必難逃下一輪災難的降臨。
災難性決策之下，法度、倫理均消失，社會倒退至前文明狀態。黨幹部在大饑荒中的殘忍，已如前所述；儘管「信陽事件」敗露後，北京逮捕了那裡上萬名基層幹部，但這並不妨礙「七五八」大水災後，他們照樣浮誇、貪污，把農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飯。到了「經濟改革」的九○年代，河南地方各級政府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各級政府都辦血站，終於釀成艾滋病的血液傳播災難。但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謊稱艾滋病的傳染渠道是性病，將責任全推給受害者——輪番的人禍爆發，都是制度性根源，人民卻莫可奈何。
從歷史或社會學的角度看，五○年代飆過一場「共產主義」大躍進狂熱，八○年代再飆一場資本原始積累的另類血腥狂熱，幾乎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長度，在我的年齡段上，就是從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進式社會折騰，我們看不到什麼過渡，而社會、人文、民眾心理、生命尊嚴所支付的巨大代價，從未被統治者計算過——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國度！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的作者——美國進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說，他和學生們經常討論一個困惑的問題：為什麼人類明明知道嚴重後果，還會做出災難性決策？即使具有資訊處理能力的複雜社會，也總是決策錯誤。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理性的惡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們經過推理分析，發現對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為，雖然明顯對他者有害、長程有害，並在道德上受譴責，但如可以躲開制裁，他們就會一意孤行。
這方面更驚人的顯例，是在「亞洲第一大河」長江上耗時十五年（1994—2009）建造的三峽大壩，論證目標是發電，誇口解決整個南中國用電；建成後又改為「防洪第一」，但「只攔上游來水」，只保荊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湖/鄱陽湖……。如今人們甚至懷疑，這座世界第一大壩，可能引發四川大地震；屆時「垮壩」將死多少人？
濫用民力，中國自古已然，如長城、大運河等。這種巨型工程，到現代又發現其破壞環境的新問題。戴蒙在書中專闢一章講中國，特別提到三大「超級工程」（megaprojects），「無疑加重了環境問題」；除三峽大壩，另外兩個是南水北調工程（五千億）和更大的西部開發（八千五百億）。
戴蒙寫那本書時還沒有看到一份更驚人的計畫書，叫作《中國近期的超級工程目錄》，上列一〇六項工程，如世界最大電力項目「西電東送工程」，投資五千二百六十五億；世界最大規模高速公路「五縱七橫」國道主幹線，總投資九千億元；農村「村村通」工程，總投資一萬億元以上；中國十二大水電基地發展規劃，總投資兩萬億元以上……。中國的「經濟起飛」，還不到兩個十年，環境已全面惡化，其生態托架還能支撐多久？這個民族，將永遠失去她的家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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