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根性」是一個太陳舊的概念，任何民族都有劣根性，那是文化、習俗的一部份，無人能免，晚清民初或五四時代，中國文人痛感西強中弱，而移情於文明落後、文化糟粕，卻迴避政治制度落後的要害，這個五四弊端，至今主宰中國，沈從文一語中的。今天我們需要對劣根性做新的描述，比如「巨嬰」就是一個不錯的新概念，我在《鬼推磨》中寫了『血肉』一章，便試圖從幾個不同角度，重新詮釋劣根性。】
2015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预测「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也有说此乃兰德公司的一个报告，有七个依据：
2、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3、中国人所说的政治就是欺骗和背叛；
4、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5、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中，因为劳动力和商品都廉价，以及恶性竞争；
6、中国人还停留在动物本能上，追求食性两端；
7、中国式教育是失败的。
从西方价值观剖析中国人的「民族性」，会跟鲁迅、柏杨的「丑陋」说大相廷径，显然更准确，因为连鲁迅都对「权利义务」那一套不甚了了，我还看到林语堂说了别有意味的另一套：
『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
林语堂这个统计，其实要算太粗略的，四千年文明有几个「八百年」，而所谓「太平」又何曾有五百年的？不过百年就会乱世，大约是一个常规，中国这个民族则熟视无睹，早已惯了，近代百年的外祸从甲午耻辱算起，大凡也是读书人叫得凶点，寻常百姓还得讨生活，繁衍后代，只求逃过乱世便罢，哪里顾得许多，也只有硬起心肠而已，所以林语堂有个形容极深刻，他说中国就是一张不动声色的「老婆婆脸」，不过在四九后的七十年里，中国又出了一个新词：「吃瓜大众」。
那么，三十年前有过一场大屠杀，然后中国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接下来就是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晚近的中国人又如何应付的呢？有谁书写过这三十年的狂澜、污浊、惊悸、血泪？又有谁认真梳理过思潮风俗、世态百媚、幽史秽闻、精灵魍魉？
接下來，我分類农妇、蝼蚁（民工）、文革群众、巨婴（人格）、山寨（網民）、异人（信仰）、文人、东亚病夫（健康）等幾大類，重新描述劣根性。
最後，對中華民族前途的描述，最徹底也最簡潔的，是人口角度：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至1.18。这是双重的"超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危机。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约30年）减少百分之四十五，三代（约90年）减少百分之八十三，五代（约15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五，十代（约300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五，也就是说，一两百年内，中国新生儿数量退回到五千年的水平；三百年后中国剩下不到400万人。中华民族衰退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这是2013年出版的《大国危途》一书的结论，作者刘忠良，他对中国人口崩溃式萎缩发出警讯。
首先是中国劳动力从2013年开始加速萎缩，2028至2038年将减少1200多万，再伴随产能过剩危机，经济将面临长期的低迷，中国将未富先老；对绝大多数农民和占城市人口多数的中低居民来说，未来他们将又穷又老，缺少儿女，生活在一个又老又穷的可悲社会。
长期超低生育率、"只生一个孩子"所衍生的"四二一"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结构，将给未来中国带来沉重的养老压力，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据说，中国可能起码有办法养活自己到21世纪中叶，但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加速转向工业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筑，中国也只能很惊险地与灾难擦身而过。这种极端的困境，使得中国格外脆弱。一场大洪水或大干旱，或作物病虫害，都可能让中国的经济体系崩溃，而中国的庞大人口，亦令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无力援救……。
附：
「九如巷四才女」
【按：前貼談到杭州林徽因，說她身後無人，有點誇張，這裡就補上「合肥四姐妹」，乃是活到四九後的民國佳麗，其夫婿皆一時之選，其中周有光、沈從文，尤其傑出，據傳瑞典曾有意頒諾貝爾文學獎給沈從文，而他與林徽因，亦因散文和徐志摩，互相青睞，真可謂「惺惺惜惺惺」，二人長期通信，林直呼沈「二哥」。「九如巷四才女」在近期的「民國熱」中被炒作，其實是一副毀滅給你看的「民國淒涼晚霞」，而活得最久的，是二婿周有光，得年112歲；最「才女」的四女充和，得年102歲。我寫西齋時稍稍涉及到這個話題。】
「五四」北大紅樓，要到一九一八年八月才落成，所以開創中國新世紀的那場「新文化運動」，最初發端不在紅樓，而在她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即景山東街的那座公主府裡，因為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接任校長後，聘請胡適、陳獨秀、魯迅、郭沫若等新派人物任教，遂開風氣之先。此地舊稱馬神廟，因明朝乃是御馬監，至清初仍稱為「馬神廟」，直到乾隆年間，這一帶統統劃歸「四大家族」之首的傅恆作為府邸；後乾隆又下嫁四女和嘉公主與傅恆子福隆安，此地便又稱作公主府，而我在前文潑墨甚重的西齋，只是它的一個附院而已。所以「新文化」發源地，三百年前不過是皇家馬廄，可見時代變遷之烈。未知何時起，此府邸標為景山東街四十五號，琉璃瓦頂，三開紅漆大門，門口一對石獅蹲伏，頗接續西邊皇宮後苑、黃瓦紅牆的氣勢，但是在兩根紅色門柱上，一邊招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另一邊是「文字改革委員會」。
如此說來，景山東街有兩個大院，都跟「文化」有關─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可謂「鴻儒袞袞」；最東頭的「沙灘大院」，中宣部和《紅旗》雜誌所在地，則滿院子的文藝官僚、宣傳幹部，說好聽點是「秀才」、「筆桿子」，不好聽點就是「刀筆吏」，還出了一批「變色龍」、「小爬蟲」，是那個大院的特產。我們家後來搬進那裡去了。那個大院的人，對於路中段的這個「四十五號院」，都叫「人教社」大院。一九七九年我攜新婚妻子傅莉回北京沙灘大院家中，她走到景山東街中間，指著公主府說：「我姑姑一家人就住這大院裡，文革初我來北京大串聯，也住這裡。」原來她的姑姑姑父都在文改會工作。我卻從未走進過這個大院。
四十五號院的子弟中，出了一個人物，叫盧元鎮，八○年代跟我有一面之交，當時他是北京體育學院的教師，特來邀我和趙瑜、鄭義，去給體院的學員演講，因為《河殤》開篇講「一個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就是從體育競技場上講起的，甚為轟動；他後來成為體育社會學家，在國內名氣很大，他的父親當年是人教社總編輯室主任，葉聖陶的助手，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六一年竟在東北勞改中餓死；他寫了一篇〈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往事雜錄〉，我在網上讀到，是關於人教社大院罕見難得的回憶。
他說，葉聖陶秉承當年開明書店的做法，即中小學教材必須由這一領域中的頂級專家來編寫，所以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時，他邀集了中國人文界的一時之選，如語文專家張志公、張畢來、朱文叔、隋樹森、張中行、余文等，數學家劉薰宇，歷史學家陳樂素、李賡序，地理學家陳爾壽、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心理學家曹孚、教育家學專家陳俠等，其他學科，如物理、化學、音樂、體育都聘來了國內最優秀的人才，體育請來的就是蘇競存、王占春等人，就連為畫教材插圖請來的也是著名畫家劉旦宅。「當時的人教社真可謂人才濟濟，景山東街四十五號出現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文化繁榮景象。那時的教材品質真高，每學期幾十種教科書竟無一錯字，更沒有像今天的教材會出現那麼多匪夷所思的『硬傷』。」
文中還有一段，我不妨引錄在此：
『還有一對夫婦不能不留下一筆，就是周有光伉儷。周不在人教社任職，是文改會的專家，同住在四十五號大院。在我們眼裡周先生是一位萬能學者，學貫中西，幾乎無所不知，人稱「周百科」。他性格剛正不阿，但為人十分謙和，所以朋友很多。他的夫人張允和是我母親的好朋友，她們都喜歡「拍曲子」（唱崑曲）。五○年代「一齣《十五貫》，救活了一個戲種」，南北二崑都活躍了起來。八○年代成立了北崑曲社，她們每逢週末都要趕去參加演出活動，張負責張羅組織，我媽媽當會計兼出納，二人經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張長得嬌小秀麗，並精於裝扮，是一個典型的南方美人。她們夫婦十分恩愛，在院子裡經常可以見到他們挽臂同行的身影，是四十五號院裡的一道風景。在為我父親懇請平反改正的艱難時刻，周先生挺身出手幫助我們三個無助的兄妹去找人說情，他的仗義執言讓我們終身銘記。』
這裡提到的張允和，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民國年間蘇州有個名門之後張武齡，富庶卻不思經商，而醉心教育，膝下四個女兒，被葉聖陶稱為「九如巷張家四個才女」，長女元和，精崑曲，嫁崑曲名家顧傳玠；次女即允和，善長詩詞格律，也是崑曲藝術家，嫁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三女兆和，作家、《人民文學》編輯，嫁散文大家沈從文；四女充和尤多才，兼通書法、崑曲、詩詞，與夫婿漢學家傅漢斯終身執教耶魯大學，得壽102歲。
周有光享年一一二歲，其實他的壽數是一一一歲加一天，因為生日忌日幾乎在同一日，亦可謂奇蹟。「周百科」說過幾句話，振聾發聵：一、中國大陸很幸運，第一是毛澤東死得早，第二沒有兒子；二、列寧是德國間諜；三、馬克思主義是錯的；四、葉爾欽了不起；五、毛澤東有古代知識沒有現代知識；六、中國地大物博就是人不行。
下面要說文字改革委員會、中文拼音、簡體漢字，是一個頗敗興的話題。中國文字改革一百年，歸結為一句話：折騰漢字。錢玄同呼籲「廢除漢字」；魯迅斷言：「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於是就有了「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承「五四」反傳統思維，漢字難學、漢字落後、中國落後三者互為因果；與此對應的則是，拼音先進、拼音好學、西方強盛，三者也是互為因果的。四九後成功的是創制拼音、推廣普通話兩件事，但是「文革」中造反派推行第三批簡化漢字，將「雕」字簡化成「刁」字，語言學家王力反對，說「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寫成『毛主席刁像』，我豈不成了反革命？」
今天，漢語走拼音化道路，被無限期推遲。然而，人們漢語水準日見退化，漢語在外（英）語面前節節敗退，也無可否認。文字改革還有其血腥的一面。一九五七年考古所的文字學家陳夢家，批評一九五六年的《簡化字方案》：「若要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會引起天下大亂。大家考慮這個問題時，可以從吃麵包好還是吃饃饃好這個面來考慮。能吃什麼好就吃什麼，吃什麼不能飽嘛！」他因此被「戴帽子」，乃史學界五個大右派之一，遭到猛烈批判。文革中陳夢家兩次自殺，第一次服安眠藥，卻因藥量不足沒有死；十天後他再以自縊的方式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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