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极权社会与习近平的困境

 

习执掌中共最高权柄已届十年。有目共睹的是，十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层面，习近平全面推行国进民退，枉顾法治，排挤民营企业，肆意打压民营企业家，更加上中美交恶，抗疫清零，导致经济衰退、失业高企，民生艰难。在社会层面，习近平不遗余力毁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艰难发育尚处于幼芽阶段的公民社会，截断了中国社会的源头活水。在意识形态层面，习近平更是变本加厉，强力镇压公共知识分子和各种自由派人士，公然对抗人权、民主、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扼杀一切不同声音，致使中国再无敢言媒体，万马齐喑。与此同时，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一反韬光养晦国策，从南海造礁扩张到台海军事行动，从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摧毁香港一国两制到战狼外交、联俄反美，使得中国国际局势迅速恶化。

面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及其后果，近期论者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习近平本人。确实，习近平缺乏基础教育，他的无知横蛮，猜忌专断等性格特点是上述灾难性后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习的对外战略、战狼外交和不惜重创中国经济死不回头的清零防疫上更是如此。不过，过于强调习个人的作用也许有利于分化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硬与温和等不同派系，但因此也可能忽视中共极权体制的本质以及这一体制与习近平作为体制当下掌门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习执政的十年是中国极权体制走向衰败的后极权时期。而他的两个任期也可以看作是习在中国企图回归正统极权体制的两个阶段。2018年习近平强行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在第一阶段，习近平一方面以专制反腐的霹雳手段驯服党内不同势力，企图占领道德高地，收买民心，为其自身权势立威；一方面出台各种措施，全方位打压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新生力量，企图全面恢复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回到文革式的极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标志意义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4月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9号文件），此文件明确提出反对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习近平在当年的一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8・19讲话）更是杀气腾腾，指责普世价值是敌对势力与中共争阵地、争人心的阴谋，呼吁全党“敢于亮剑”、“主动出击，抢夺阵地”。在讲话中，习近平将互联网称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共的“心头之患”。同时，中共于2015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2016年出台的《网络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以法律的名义封死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及国外NGO组织的生存空间。2015年7月9日，中国发生震撼中外的709事件，中共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维权律师。据统计从7月到9月共有多达286名律师及法律人士被逮捕、带走、失联、约谈。中国律师是199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职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个不隶属于中共现有机构的独立职业，经此次大抓捕之后，维权律师阶层受到致命打击，几不存在。

整体看来，习近平执政的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倒退复辟阶段，是全力阻击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有生机体，扼杀社会创新力量，全方位扑灭刚刚露头的自由空间阶段。在这一阶段，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有着蛊惑人心的外表，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自由思潮，对新生的公民社会的反动同中共极权体制的根本利益是重合的，因此习的决策和行动受到中共党内强硬派、原教旨派甚至温和派的认同和支持。换句话说，习对改革开放的倒行逆施从中共党内来说有着必要的合法性。这是他在这一阶段向文革式极权主义倒退相对顺利的原因。

2018年习近平“诡诈修宪”（蔡霞语），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唯一制度性成果。习近平的修宪违反了中共党内制度规定，暴露了习近平长期独裁的野心，一方面再次证明中共宪法毫无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使习近平在党内失去道德高点和制度合法性。也同时在这一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并迅速扩及到中美全方位对抗。至此，习近平在执政的第二任期不得不面对来自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回顾习近平两个任期，我们发现，习在第一个任期野心勃勃，志在必得。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方位出击，企图恢复文革式极权主义。然而，习并没有如愿以偿，成就其个人独裁梦和中兴梦而回到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正统时期。他的黑社会式的选择性反腐不能使他获得道德正当性，他对思想多元的敌视，对公民社会的仇恨，对改革开放的反感更是使他将自己置放于民智已开的民众的对立面。他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控制国家的权力，但却无法获得他更加渴求的权威。他幼时缺乏基本教育的残酷事实而带来的自卑情结加剧了他的内心焦虑。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经济增长疲软，败象显露 ，他正在丧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政绩合法性。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习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由于第一任期不如所愿，他必须在新的任期内开辟新的疆域和寻找新的手段。正是在此时，特朗普反动了中美贸易战，习近平于是抓住良机，与美对怼，塑造大国崛起，鼓吹“东升西降”，以中华民族复兴梦煽动民族主义。2019年，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习近平不仅隐瞒真相，置中国和世界民众生命与健康于不顾，还利 用防疫推出清零政策，以防疫之名建立世所未有的全民控制机制，在社会信用控制体系之后再增高科技监控手段。与此同时，习近平动用宣传机器，复活个人崇拜，企图弥补本人权威不足之空白。习近平依据东升西降的错误判断欺骗民众，误导社会，加剧与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冲突。与西方的敌对，不仅彻底颠覆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决策，毁掉了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的经济，最终走上不惜摧毁香港一国两制的愚蠢与罪恶路途。习在国际上四处树敌，一方面加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扩张，毒化了与东盟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倒向俄罗斯，与伊朗暗通款曲，强化了这一反民主反自由与普世价值对垒的专制轴心。习的企图也许是以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凝聚国内的向心力，但他不了解中国的官式民族主义只能演戏而不能动真。这种愚蠢的外交战略辅之以狂妄的战狼外交，从中共党内说来，使得习的利益与党内利益集团的利益相背离，从中国社会来说，断送了中华民族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同时，这种螳臂当车的行为也使习近平偏离了后极权主义的轴心。正统的共产极权主义的核心要素是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后极权时代丧失了意识形态认同，没有人再会相信共产主义的高尚而为之献身。意识形态恐怖也因之沦为赤裸裸的法西斯暴力恐怖。这一演变决定习近平空有复辟极权主义之志，却无回意识形态认同之天的能力。也许习本人对此已有觉察，而其类似于自杀式的反美亲俄战略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抗疫封城举措更显示出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赌徒心理。

习近平是极权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从他父亲的经历中看到了权力的万能，他宁愿站在那个迫害他父亲的暴君的位置上而不质疑这个畸形的制度本身。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读懂毛泽东这个获得苏俄真传的中国极权大帝。现代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共产极权是对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全部垄断的“党天下”，而这个党天下的基本要素之一正是这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党天下的掌门人必须是政治领袖和精神导师兼于一身，失掉了精神导师的极权体制会迅速进入后极权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远比习近平有自知之明，他知道无法重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殿堂，而明言“不争论姓社姓资”。习近平永远不可能获得中共的精神导师的地位，中国的毛式极权主义也永远不可能死灰复燃。习近平可以继承毛的残酷和暴力，但却缺乏毛泽东编制意识形态谎言的能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启蒙的中国社会也不再会给习提供复辟正统极权主义的土壤。这是习近平的困境，也是后极权社会的困境。如果坚持狂妄而一意孤行将中国社会拉回到原教旨极权主义，那只能是将共产极权推向纳粹法西斯极权。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已经昭示了这一悲剧进程。希特勒将德国社会变成一架战争机器然后旋即灭亡的历史正是习近平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