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在制度

从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亲政开始，我就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换届能够形成毛泽 东去世那种强烈的政治冲击效应。理由如下：独裁政治选拔接班人的最大特点是任人唯亲，其标准自然以听话服从为主，其才能注定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状态。观 中共60多年的统治，毛时代是魅力型领袖主宰的强人政治，邓小平是魅力加实干的半强人政治。在强人政治中，领袖人物的个人谋略对政治的影响占压倒性影响， 半强人政治中，领袖作用仍在，但影响减弱；江泽民时代则进入“常人政治”，基层政治呈现黑社会化倾向；胡锦涛执政时，上层进入“庸人时代”，基层政治进入 “恶人统治”。江、胡统治时期，中共的政治已经形成制度性框架，日常运作依靠制度惯性。
这种权力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基层政治关系盘根错节， 形成了政治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高层领导换届无助于地方政治整体改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在《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中，很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政治 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这种结构下，不仅无法达成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甚至无法寻求司法公正。无论是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还是颜色革命或者颠覆社会秩 序的暴力革命，都必须从制度到社会结构进行变革，松动这块板结的社会土壤，才能达到民生、民权的改善。这是个大题目，今后我还会写文章分析。
从目前状态来看，第四、五两代权力平稳交接似大局已定。这从赖昌星这张据说牵涉了无数黑幕的“政治牌”在去年年末翻成明牌已可看出。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高层人事变动有异动，政治的惯性运作也不会马上停止，今年内肯定各种苛政依旧。

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今年最大的“坎”就在财政。
房 地产下滑与地方财政及地方债务三者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房地产下滑与民生关系不大，因为以现在的房价水准，就算再下滑，许多老百姓仍然买不起，但与地方财政 却直接相关。《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 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2010 年中国地方债务余额就已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经济中期最大系统性风险。首先是债务违约风险。2011年底共有2.62万亿债务到期。据彭博 社12月19号报导，已经有11个省级政府平台正在延期支付301亿的利息。这些地方债券都是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来偿还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很多到期债务 就会无法偿还，其结果就是政府违约。如果政府不想违约，还有一条出路，即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的办法就是多发行钞票，其结果就是通胀危机。相比之下，地 方政府债务违约是显性危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通胀则可将地方债务隐形转嫁给全国人民，时间滞后，短期内不易引发矛盾。从策略考虑，政府会选择后者。
不 过上述办法用来解渴可以，不能当作长流水，五年十年地用下去，因为目前中国税负之沉重，也已经接近临界点。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税收占 88%，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再增加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说，财政危机苗头初现，这才是中国政府今年真正难以跨过去的“坎”，因为无论是 花钱买安定，还是高压维稳，那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对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