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邓丽君还在世，今年应该60岁。她也许会像当年一起溜冰、唱歌、看日落的成龙一样，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深情款款地歌唱……18年前的那个黄昏，她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42岁。
4岁时，邓丽君就敢一个人冲进照相馆拍照。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加入了唱片公司。
1979年“护照风波”之后，邓丽君来到美国
1982年邓丽君在新加坡为专辑拍摄照片。
1984年，她也曾在英国求学。
1987年，邓丽君旅居法国
1990年，她逐渐淡出演艺圈
伯宁顿被偷之后，邓丽君又在洛杉矶买了房子
邓家在北投附近买下了第一栋自己的房子。
邓丽君喜欢穿短裙，她曾说能穿的时候要赶紧穿
邓丽君在东京新桥市民会馆演出。
开始歌厅驻唱的生活后，邓丽君也开始讲究衣着
演出时，她经常会即兴表演长笛。
在法国，她遇见了小自己15岁的摄影师史蒂芬
在戛纳，邓丽君和林青霞尝试了裸泳
1973年，邓丽君在香港领到金骆驼奖。
1985年在东京的演唱会成为对日本的告别。
邓丽君喜欢在泰国可以肆无忌惮做自己
工作之余在东京浅草她玩得很开心。
如果邓丽君还在世，今年应该60岁。
她也许会像当年一起溜冰、唱歌、看日落的成龙一样，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深情款款地歌唱；也许会像当年一起在戛纳裸泳的闺蜜林青霞一样，归隐江湖相夫教 子；抑或继续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时光，退居幕后随性而为……一切只是如果，18年前的那个黄昏，她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42岁。
过去的18年，人们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怀念邓丽君。为她正名——《菲靡靡之音》，为她呐喊——《告别的摇滚》，为她去爱这个世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但也有人在不断消费、误读甚至中伤她——死因成谜、私生活混乱……“一咒旺三年，不要去计较它”，她记得母亲对她说过的这句话，关于委屈、误解，生前不曾 做任何辩解。
“先前在大陆出版的一些邓丽君传记并没有得到邓家人的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对邓家人造成了伤害”， 三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长富说道。于是作者姜捷受托，耗时10年，遍走中国台湾、大陆、香港以及日本、美国、泰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访遍邓丽君 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合作者、歌迷等200多人，捧出《绝响——永远的邓丽君》，洋洋洒洒15万字，配上百幅照片，还原一个真实的邓丽君。恩师左宏元 说，这是写得最好的邓丽君传记，深入且完整。“就用这本书为她‘庆生’吧”，邓长富说道。
这里的邓丽君，不是极力隐藏受伤恋情的她，不是被谣言、八卦包裹的她。是她的心，她的性情，她的爱，她的理想；是她身后的荣光与无法掩饰的苍茫；是她的歌声以及被歌声影响的人间。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序中，林青霞这样写道。的确，邓丽君从未离开，她的声音依然能超越时代，冲破藩篱，穿透每个人的内心。
童年之逝
还没有挥别多姿多彩的十七岁，邓丽君就唱红了《再见！十七岁》，就像她过早消逝的童年。
在邓妈妈眼里，女儿是一个浪漫而早熟的女孩，“小时候跟伙伴玩扮家家游戏她总要扮妈妈或者姐姐，她喜欢照顾别人。”小学五年级时，邓丽君就喜欢上了一 个常在家附近出入的大学生，那时她们住在芦洲的家附近有个侨大先修班，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个个脸上架副眼镜，胸前抱本书，很文艺。其中一个特帅，小邓丽君每 天盼着能见到他，还故意跑到侨大先修班附近玩，或是唱歌，希望大哥哥能注意到自己。暗恋了两年，直到帅哥毕业离开，她也搬离芦洲，从头到尾，连人家名字都 不知道。
六岁时，邓丽君开始四处演出，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邓妈妈还记得当可口可乐刚进台湾那会儿，几乎每个小孩都想喝上一瓶。一次演唱完，她们赶公交车回家，邓丽君突然说，“妈妈，我好想喝一瓶可口可乐，一 瓶就好。”“不行，那是有钱人家才能喝的东西”，邓妈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小邓丽君一句话也没再说，她知道，省下一瓶7块钱的可乐可以让家人吃得更好。
那一夜邓妈妈辗转难眠，“邓家现在能过得稍微宽裕些不都是这个小女儿唱歌、赶场挣来的吗？”第二天她一起床就去买了一打可口可乐回家。
上中学后，演出接得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回家已经疲惫不堪，白天上课就精神涣散、瞌睡连连。老师们看不下去了，责备家长，“小小年纪就放弃学业，去声色 场所抛头露面，让小孩为家里赚钱，太虚荣了。”他们对邓丽君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好好上学，要么干脆退学。”那段日子很纠结。邓爸从头到尾就不希望女儿这 么小就走上演艺的路子，邓妈则尊重邓丽君自己的意愿。
“要出人头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现在没有办法读书，将来总可以弥补”，思考很久，邓丽君终于做了决定——休学唱歌。
紧随其后，密密麻麻的演出行程让她来不及咀嚼走出校门的失落。一路她从翻唱到有了自己的歌，从歌厅唱到纽约林肯中心，从台湾唱到日本、北美，从国语唱 到粤语、日语、英语、印尼语。她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七大女歌星”，收获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入了日本大众音乐殿堂，即使从未踏足大 陆，也被评为“建国60周年最具影响力文化人物”。
直到成名后，仍然有媒体指责邓丽君的父母只要钱、不顾孩子的前途，小小年纪就被生活逼迫休学，负担全家生计，“全家经济都要靠她小小的肩膀，哥哥、爸 爸难道不能分担吗？”邓妈委屈，“丽君从小就很有主见，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路，是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的风光来的。”一次接受采访时邓丽君也开玩 笑道，“这位大哥，我是成年人诶！”
但邓妈始终觉得亏欠女儿太多。“好几次我们一起从外地赶回家，看她睡在摇摇晃晃的车里，我就会在心底悄悄地说，谢谢你啊，乖女儿”，但这句“谢谢”邓 妈妈始终没有说出口，“丽君对家里真是没话说，她走了以后，我只要一个人待在家里，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影子，她买的房子，我身上穿的衣服，盖的被 子，甚至家里的杯子都是她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对她说谢谢，可是，她听不到了……”
2004年，邓妈妈追女而去，也许在天国，她会对女儿说出那句“谢谢”。
东瀛起伏
1973年，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的佐佐木幸男到香港玩耍，香港宝丽金制作部部长招待他到歌厅听歌。佐佐木幸男还记得那晚有10个人唱，但直到邓丽君登 台，他完全被震撼了，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喝多了。第二天又找了个最前排的位置，点了瓶可乐，等邓丽君出场。“那种歌声给我的感受只能用冲击来形容，让我全 身都专注到麻痹。”他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请到日本签到手不可。”
休假还没结束，他就带着邓丽君的唱片提前赶回日本，把歌放给全公司的人听，请大家立刻决定要不要签。“公司几乎全数无异议通过，在我印象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任何阻力地签一个新人”，时任公司管理部部长的舟木稔回忆道。
当年11月，舟木稔飞到台湾准备说服邓丽君。“日本是歌手考验自己最好的地方，在日本成功，能证明你的实力，很有挑战”，他劝说道。邓丽君动心了，但邓爸坚决反对，他不愿意女儿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新开始。事实证明，邓爸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刚到日本，语言不通，饮食不惯，生活习性也不同，邓丽君哭过好几次。一同陪伴的邓妈看她天天不开心，也很难过，说，“算了，我们不用忍受这些，回家吧。”但邓丽君不想认输，回去的话就表示被日本歌坛打败了。
为了说好日语，她把注音符号、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用上，歌谱上密密麻麻写着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批注，读起来都吃力，更别说配合音乐唱出来。
日本人非常重效率，宣传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掐时间拼命赶，演唱、上节目、访问、办活动，有时候一天要赶六七个场子，中间连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1975年1月，邓丽君溜冰跌伤，即使打着石膏，坐着轮椅，也得上节目。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还必须常常接受公司安排的夜总会或是银座演唱，就是俗称的“热 海”。夜总会听歌的人常常不尊重歌者，闹酒、喧哗、起哄，大喊“脱！脱！”，还有些有势力的客人会要求唱完后到他们桌台去“坐一下”，甚至还要帮客人倒 酒，还有醉客毛手毛脚。邓丽君全部忍受下来，回到家就抱着妈妈痛哭。
就在单曲《空港》、专辑《夜雾》《夜的乘客》将她一步步推向成功时，突如其来的“护照风波”几乎断送了她的前程。
1979年2月13日，邓丽君从香港返回台湾，想在这里转机飞日本。但当天下午飞日本的航班全部客满，只能第二天走，但她的护照当月已经办过一次过 境，按规定不能再办第二次，于是她拿出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上面是印度尼西亚名字“邓古蒂丽”。海关官员当然认识她是邓丽君，怎能就这样蒙混过关？于是拒 绝她入境，她只好再飞回香港，第二天从香港飞到羽田机场，入了日本境。
印度尼西亚当局得知此事，15日通过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馆通知日本入境机关，说有一名中国女子持假护照通关。后者迅速在酒店找到邓丽君，把她关进了收容所。“刚开始邓丽君难过得哭，但不久就恢复正常了，还和里面的人打成一片”，收容所警备课官员回忆道。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终于查清真相。原来，一位印度尼西亚友人曾送给邓丽君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护照确实是政府正式核发，并非伪造。最后日本入境管理局裁定“无罪开释”，但依规定必须践行“一年内不能再进入日本国境”的限制。
刚刚走出收容所的邓丽君惊魂未定，台湾媒体便传出报道，说她“被日本永远驱逐”，甚至还冠上泛政治化的背叛罪名。一时间，邓丽君成了无家可归的惊弓之鸟，跌入人生低谷。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紧接着的北美巡回演唱会上，邓丽君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高峰。“那是我生命中最感动、最难忘的一夜”，时隔二十多年，一位歌迷在接受 访问时还能详述邓丽君在洛杉矶音乐中心演出的情景。而一年限制期满后，邓丽君重回日本，发行单曲唱片《偿还》，销量超百万张，持续保持在年度十大金曲之 列。《偿还》和之后的《爱人》《任时光从身边流逝》分别拿下了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日本有线大赏”及“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破天荒的三连冠，直到 今天仍无人能破。1985年12月15日，在东京的NHK大会堂，一场名为“ONE AND ONLY”的演唱会点燃整个城市，门票在三天内售罄，5000日元的入场券被黄牛炒到30000日元。
“名字定为ONE AND ONLY，没想到一语成谶，这场演唱会真的成了唯一一次。不管时光过去多久，想到她已经走了，我这里都还在发疼”，已经80岁的舟木稔指着心口说道。
美国惊魂
“护照风波”后邓丽君从日本来到美国，等待她的不仅是北美巡回演唱会，南加州大学的学生生活，还有鲜为人知的重重劫难。
刚到美国时，她住在当时旅居美国多年的好友朱小芸家中，不到半年，她的英语已经讲得很溜了，于是搬出去自己住。她在伯宁顿市买了一栋房子，家里也有保 安系统，没想才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她和邓妈妈回到家，发现整个家都被翻过，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枕头上还插了一把刀。吓得母女俩不敢再住，连夜 投奔朱小芸家。
后来，她又在洛杉矶买下一栋房子，那时邓妈妈已经回台湾。一天，邓丽君回家，发现家门口挂了一个袋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四颗子弹和一卷录音带，录音 带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要她开车把10万美元送到指定地点，而且不许报警。邓丽君当晚就离开了洛杉矶，还联系了当地华人警察去处理这件勒索案， 后来不了了之。
邓丽君一直很爱开车。一天晚上11点，她开车去朱家，刚踏进朱家门不到两分钟，就听到外面一声巨响，等冲出去一看，只见她开的那辆跑车被三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墨西哥人撞得稀烂。后来保险公司理赔，说，如果人在车里，绝对会压成肉酱。
而最恐怖的一次是，有一次朱妈妈来旧金山，邀邓丽君一起小住。一天清晨，朱小芸出门去接朋友，离开了一个多小时，等回家时，发现家里完全是一副被洗劫过的样子，她在浴室里找到了邓丽君和她的妈妈，两个人被电话线捆在一起。
原来在她刚刚离开，就来了两个持枪的歹徒。一个挟持朱妈妈在客厅翻箱倒柜，抢走了朱妈妈的钻戒、手表和保险箱里的现金；一个到楼上客房拍醒酣睡中的邓 丽君，抢走项链和现金。邓丽君表示不会报警，只求他们放一条生路，两个歹徒拉断电话线把两人捆起来，反锁在浴室，扬长而去。后来警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抢 劫案再次不了了之。
这些可怕的经历让邓丽君非常怀疑美国的治安，所以始终没有久居美国的打算。
情路迷途
邓丽君一生不乏追求者，情路却走得坎坷，一生未婚。高凌风、秦汉、秦祥林、钟镇涛、成龙的名字都曾跟她连在一起。有些是发乎情，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 是无疾而终。她曾公开坦承过两段感情，一段是论及婚嫁的马来西亚富家子郭孔丞，一段是死前陪在她身边的法籍男友史蒂芬。
1981年，从美国回到台湾的邓丽君与大马糖王二代郭孔丞相恋，两人很快订婚。戴着钻戒的邓丽君脸上溢满了幸福，甚至在香港新伊馆举行了“告别歌坛最后演唱会”，准备嫁为人妻。那一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但随之而来从高处跌落的痛楚，也成为她一生的伤痛。
郭家是南洋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就在准备举行婚礼时，郭家老祖母突然跳出来提出条件：“提出身价报告，停止一切演唱活动，专心做妻子，断绝和演艺圈的 所有关系。”邓丽君应了所有要求，但只要求郭家能允许她做一个单纯的唱片歌手，因为如果连这个底线都弃守，她就不再是她了。此时的郭家公子也没有出面支持 她，随后，郭家便传出解除婚约的消息。当时的邓丽君默默离开，隐忍不发，没有人知道她伤得有多重，只是在多年后去世前，她在清迈跟朋友聊天时说起，“别以 为我是一个人人称羡的名歌星，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身份，不论再成功，再努力，再自爱，在别人眼中也不过是个歌女”，她一边说，一边哭得很伤心。
多年后，郭公子带着女儿造访邓丽君在香港赤柱的家。“那是1989年，家里来了一位很体面的陌生客人，小姐客气地引他进客厅，坐谈了一阵子，她一直微 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小姐还直夸来人的女儿很可爱，很漂亮”，一直照顾邓丽君饮食起居的明姐回忆道。直到送走客人，邓丽君才淡淡地对她说，“那位 就是郭先生。”一副云淡风轻。
在郭家公子之前，邓丽君也刻骨铭心地痛过。那时她18岁，已是当红歌手。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唱时认识了实业家林振发，“小林先生是个很守本分的孩子，从 福建过来的华侨，家世很不错，兄弟姐妹多”，邓妈妈回忆道。小林个儿不高，交往时，邓丽君总会贴心地穿平底鞋。两人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马来西亚，虽是谈着 聚少离多的距离恋，但感情稳定。不幸的是，小林有先天性心脏病，在一次去新加坡出差途中，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不治而亡。邓丽君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哭得 死去活来。
成龙是邓丽君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当时成龙到美国拍《杀手壕》，两人异地相逢，分外开心，一起看看日落，拍拍照，溜溜冰，唱唱歌，玩得很是开心。但成 龙心中一直有莫名的自卑在作祟，觉得邓丽君高贵而浪漫，感觉自己配不上她的纯真和热诚，拍完电影后他回到香港，两个人感情变淡。
一次在香港音乐节，邓丽君获“最佳女歌手”奖，上台领奖时，颁奖人竟是成龙，她立马掉头就走，成龙也愣了一下，随即追了上去，于是颁奖仪式上，一个逃，一个追，观众都看傻了。后来邓丽君对经纪人说，“颁的是音乐奖，为什么要从电影界人士手中领奖呢？”
再后来，邓丽君也为成龙有个好妻子而高兴，在去世的前四天，她还给他打电话，当时成龙正在日本仙台拍戏，邓丽君只说稍后再打，却再也没有打过去。成龙 在自传中曾提起这段缘分，称自己太粗心大意，不会替别人着想，忽略了一段好感情。邓丽君过世时，他成为被追逐采访的对象，“她心地非常好，连蟑螂都不忍心 踩死，她一定可以上天堂。”
和保罗·史蒂芬的相识是在1989年后。那时邓丽君已萌生退意，几乎没有公开演出，她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买了栋房子，一边学法文，一边在伦敦上声 乐和歌剧方面的课，日子过得惬意滋润。扎个马尾的史蒂芬和邓丽君在录音室里不期而遇，他完全不知道眼前的东方女人竟是国际巨星，这也是邓丽君最看重的一 点。“那段时间，小姐变得特别年轻快乐，她会开心地哼着歌，拿出一件件衣服在镜子前比来比去，还问我穿哪件才显得年轻一点”，明姐回忆道。史蒂芬比邓丽君 小15岁，这段感情被炒得沸沸扬扬。
1992年，邓丽君带史蒂芬回台湾过春节，“这是我的摄影师”，她向媒体解释，并说“终身大事”是自己最不想提的问题，“人过四十，早已不是适婚年 龄，一切随缘，不再想追求什么，强求什么，过得快乐就好。”她也曾告诉闺蜜，说生活中有人关怀、相伴、谈谈心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用婚姻的枷锁把自己羁绊起 来。
事实上，史蒂芬始终没有走进她的内心，“小姐生前爱干净，从来不准史蒂芬进她的卧室”，明姐回忆道。《欧洲日报》记者郭乃雄曾报道过两人的爱情故事。 一次在酒店用完餐，邓丽君在桌上放了200法郎小费，没想到史蒂芬当众取走200法郎，换了20法郎丢在桌上。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邓丽君从来对身边的人 都很大方，但在史蒂芬看来却是太过挥霍。
邓丽君比谁都渴望婚姻和孩子。一直非常信任的林云大师曾为她调整婚姻之气，说粉红色是她的本命色，常穿容易遇到理想的对象，于是她的衣服基本上清一色 的粉红、紫红、桃红。在香港赤柱的闺房也是粉色系，连浴室的瓷砖也不例外。她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好友透露，自己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养儿育女，如果有自己的孩 子，一定会好好打扮、教育他们。
邓妈妈一直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一年过春节她和儿女们开玩笑，“将来丽君出嫁，你们四兄弟抬花轿，声势该有多浩大啊！”不承想等待兄弟四人的不是花轿，却是灵柩。
客死异域
清迈的5月已经有些湿热了，并不适合气喘病人。但邓丽君喜欢这里。这里没有人注意她，不用乔装打扮也能自在出门，没事她会在林间走走，去市场逛逛。偶 尔，会找昆明翡翠玉器店老板娘杨太太聊聊天，她喜欢玉器，也异想天开地说要用玉碗来请客，问她会请谁呢，答，“成龙夫妇啊！青霞夫妇啊！”
她果真买了一套玉碗，老坑玉，还用毛笔字写了自己名字做版打算刻在碗底，加上刻工要上百万，她只说没关系，没想这套玉碗等不到主人宴请贵客。
4月中，邓丽君和史蒂芬住进了清迈梅坪酒店。
“她平时深居简出，顶多出去租录像回房间看，晚上偶尔出来逛逛。她喜欢点番石榴、香蕉、果汁和简单的三明治当餐点，吃得很少，还特别声明不愿被打扰”，酒店经理Pichaisat还记得邓丽君的每一个小细节。
他也曾仔细观察过这对恋人，觉得他们甜蜜、登对，当然，偶尔也吵架。“他(史蒂芬)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和服务员争执，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把气出在服 务员身上，邓丽君随后会出来替他向受委屈的服务员道歉”，在酒店经理看来，史蒂芬脾气不好。一天晚上，史蒂芬出去很久都没有回来，邓丽君大概是生气了，就 把房门反锁，不让他进门，史蒂芬在门外大吼大叫，拼命踢门。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一次，但两人往往能在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手牵手出去逛。
5月8日下午4点左右，史蒂芬拎着装录像带的袋子出门了，好像是要去换片子，邓丽君没有同行。快5点时，在总统套房外的两三个服务生突然看见邓丽君挣扎着冲出房门，脸色发青，大口喘着气，用中文呼唤“妈妈”，才跑了几步，就跌倒在长廊。
服务生吓傻了，其中一个立刻到房间找了件睡衣七手八脚地给她穿上，一个怕她咬到舌头拿了一只汤匙让她咬住，她们用大床单把她抬进电梯下楼。这时的邓丽 君不断抽搐，眼泪、鼻涕不能控制地往下流，手里紧紧抓着一瓶气喘喷剂。经理一见事态严重，立刻给医院打电话请求救护车救援。等了一会儿不见救护车，他们坐 不住了，就用床单做了个担架，四个人抬着四个角把她扶上酒店载客巴士，由三个服务生护送去医院。
巴士上，一个女服务生为了让她舒服点，把邓丽君的头轻轻放在自己怀里。“妈妈，妈妈！”刚开始的一两分钟，邓丽君还低声地唤着，后来就渐渐睡着了。服 务生们都松了一口气，“睡着了就好，可以减轻痛楚。”尽管距离最近的兰姆医院只有10分钟车程，但正是下班高峰，车行得很慢，看着她那么安静，服务生们也 不那么焦急了。等好不容易赶到医院，检查完瞳孔和心跳后，医生说，“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刚刚抱着邓丽君的服务生吓得说不出话来，当场痛哭不止。
“如果早到20分钟，其实能救回来的”，医院主治大夫苏美医生回忆道，“她来医院时，瞳孔已经扩散、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院方还是紧急做了点击、按摩、 注射等抢救治疗。一般只做半个小时就宣布放弃，但为她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放弃，医院真的已经尽全力了。”医生还说，死前邓丽君紧握在手中的那罐气管扩张喷 剂也是致死的主因之一，“喷剂不能喷太多，顶多喷两次，没有效果就不能再用，因为这种喷剂的原理是压缩心脏使气管扩散让空气涌入，有可能会引起心脏停 顿。”
死讯迅速传遍世界。这时，远在台湾的邓妈妈正在为5月9日邓爸爸的忌日忙碌，接到消息时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此前，邓丽君已被媒体谣传死了好几 次，1972年被传暴毙，1990年被传自杀，1991年被传死于艾滋病……邓妈妈多希望这一次又是媒体的恶意传言，多希望女儿能像以往打来电话报平安， 说一句，“妈，别担心，我没事啊。”但那通电话没有，也再也不会打来。
就在全家沉浸在悲痛中时，伤害没有停止。有媒体以大幅照片刊出邓丽君的遗容，更有甚者以遗容上的尸斑为由指邓丽君死于艾滋病。
“你们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我很困惑，也很痛心”，说到这件事情苏美医生很激动，“一般而言，除了警方，我们不随便把任何病人的数据拿出来给访问 的人看，我可以破例一次，把她的血液报告影印本给你带回台湾去，这是千真万确的检验报告，可以解除你们流传的疑虑，证明她的确不是死于艾滋病。”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 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我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唱得柔肠百转，是道别，是难舍，也是放下，这就是人生。
一生璀璨精彩的邓丽君可有什么遗憾？当作者姜捷把这个问题抛给邓妈妈时，满以为可以套出她辉煌的情史或是为什么始终没有结婚等大家爱谈的问题，却得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也不懂为什么她从小就关心大陆那边的事儿，老问我们为什么会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天性吧！她是很想回去看看的，不是去开演唱会、赚大钱，她没那心思，只是想回去看看。回去看看，我想，这是她永远也圆不了的终身遗憾……”
4岁时，邓丽君就敢一个人冲进照相馆拍照。
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加入了唱片公司。
1979年“护照风波”之后，邓丽君来到美国
1982年邓丽君在新加坡为专辑拍摄照片。
1984年，她也曾在英国求学。
1987年，邓丽君旅居法国
1990年，她逐渐淡出演艺圈
伯宁顿被偷之后，邓丽君又在洛杉矶买了房子
邓家在北投附近买下了第一栋自己的房子。
邓丽君喜欢穿短裙，她曾说能穿的时候要赶紧穿
邓丽君在东京新桥市民会馆演出。
开始歌厅驻唱的生活后，邓丽君也开始讲究衣着
演出时，她经常会即兴表演长笛。
在法国，她遇见了小自己15岁的摄影师史蒂芬
在戛纳，邓丽君和林青霞尝试了裸泳
1973年，邓丽君在香港领到金骆驼奖。
1985年在东京的演唱会成为对日本的告别。
邓丽君喜欢在泰国可以肆无忌惮做自己
工作之余在东京浅草她玩得很开心。
如果邓丽君还在世，今年应该60岁。
她也许会像当年一起溜冰、唱歌、看日落的成龙一样，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深情款款地歌唱；也许会像当年一起在戛纳裸泳的闺蜜林青霞一样，归隐江湖相夫教 子；抑或继续她人生最后的那段时光，退居幕后随性而为……一切只是如果，18年前的那个黄昏，她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42岁。
过去的18年，人们始终以不同的方式怀念邓丽君。为她正名——《菲靡靡之音》，为她呐喊——《告别的摇滚》，为她去爱这个世界——邓丽君文教基金会。 但也有人在不断消费、误读甚至中伤她——死因成谜、私生活混乱……“一咒旺三年，不要去计较它”，她记得母亲对她说过的这句话，关于委屈、误解，生前不曾 做任何辩解。
“先前在大陆出版的一些邓丽君传记并没有得到邓家人的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对邓家人造成了伤害”， 三哥，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长富说道。于是作者姜捷受托，耗时10年，遍走中国台湾、大陆、香港以及日本、美国、泰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访遍邓丽君 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合作者、歌迷等200多人，捧出《绝响——永远的邓丽君》，洋洋洒洒15万字，配上百幅照片，还原一个真实的邓丽君。恩师左宏元 说，这是写得最好的邓丽君传记，深入且完整。“就用这本书为她‘庆生’吧”，邓长富说道。
这里的邓丽君，不是极力隐藏受伤恋情的她，不是被谣言、八卦包裹的她。是她的心，她的性情，她的爱，她的理想；是她身后的荣光与无法掩饰的苍茫；是她的歌声以及被歌声影响的人间。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序中，林青霞这样写道。的确，邓丽君从未离开，她的声音依然能超越时代，冲破藩篱，穿透每个人的内心。
童年之逝
还没有挥别多姿多彩的十七岁，邓丽君就唱红了《再见！十七岁》，就像她过早消逝的童年。
在邓妈妈眼里，女儿是一个浪漫而早熟的女孩，“小时候跟伙伴玩扮家家游戏她总要扮妈妈或者姐姐，她喜欢照顾别人。”小学五年级时，邓丽君就喜欢上了一 个常在家附近出入的大学生，那时她们住在芦洲的家附近有个侨大先修班，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个个脸上架副眼镜，胸前抱本书，很文艺。其中一个特帅，小邓丽君每 天盼着能见到他，还故意跑到侨大先修班附近玩，或是唱歌，希望大哥哥能注意到自己。暗恋了两年，直到帅哥毕业离开，她也搬离芦洲，从头到尾，连人家名字都 不知道。
六岁时，邓丽君开始四处演出，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邓妈妈还记得当可口可乐刚进台湾那会儿，几乎每个小孩都想喝上一瓶。一次演唱完，她们赶公交车回家，邓丽君突然说，“妈妈，我好想喝一瓶可口可乐，一 瓶就好。”“不行，那是有钱人家才能喝的东西”，邓妈妈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小邓丽君一句话也没再说，她知道，省下一瓶7块钱的可乐可以让家人吃得更好。
那一夜邓妈妈辗转难眠，“邓家现在能过得稍微宽裕些不都是这个小女儿唱歌、赶场挣来的吗？”第二天她一起床就去买了一打可口可乐回家。
上中学后，演出接得越来越多，每天晚上回家已经疲惫不堪，白天上课就精神涣散、瞌睡连连。老师们看不下去了，责备家长，“小小年纪就放弃学业，去声色 场所抛头露面，让小孩为家里赚钱，太虚荣了。”他们对邓丽君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好好上学，要么干脆退学。”那段日子很纠结。邓爸从头到尾就不希望女儿这 么小就走上演艺的路子，邓妈则尊重邓丽君自己的意愿。
“要出人头地，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现在没有办法读书，将来总可以弥补”，思考很久，邓丽君终于做了决定——休学唱歌。
紧随其后，密密麻麻的演出行程让她来不及咀嚼走出校门的失落。一路她从翻唱到有了自己的歌，从歌厅唱到纽约林肯中心，从台湾唱到日本、北美，从国语唱 到粤语、日语、英语、印尼语。她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世界七大女歌星”，收获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入了日本大众音乐殿堂，即使从未踏足大 陆，也被评为“建国60周年最具影响力文化人物”。
直到成名后，仍然有媒体指责邓丽君的父母只要钱、不顾孩子的前途，小小年纪就被生活逼迫休学，负担全家生计，“全家经济都要靠她小小的肩膀，哥哥、爸 爸难道不能分担吗？”邓妈委屈，“丽君从小就很有主见，如果不是她自己愿意走这条路，是不可能高高兴兴走出成功的风光来的。”一次接受采访时邓丽君也开玩 笑道，“这位大哥，我是成年人诶！”
但邓妈始终觉得亏欠女儿太多。“好几次我们一起从外地赶回家，看她睡在摇摇晃晃的车里，我就会在心底悄悄地说，谢谢你啊，乖女儿”，但这句“谢谢”邓 妈妈始终没有说出口，“丽君对家里真是没话说，她走了以后，我只要一个人待在家里，看到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影子，她买的房子，我身上穿的衣服，盖的被 子，甚至家里的杯子都是她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对她说谢谢，可是，她听不到了……”
2004年，邓妈妈追女而去，也许在天国，她会对女儿说出那句“谢谢”。
东瀛起伏
1973年，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的佐佐木幸男到香港玩耍，香港宝丽金制作部部长招待他到歌厅听歌。佐佐木幸男还记得那晚有10个人唱，但直到邓丽君登 台，他完全被震撼了，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喝多了。第二天又找了个最前排的位置，点了瓶可乐，等邓丽君出场。“那种歌声给我的感受只能用冲击来形容，让我全 身都专注到麻痹。”他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请到日本签到手不可。”
休假还没结束，他就带着邓丽君的唱片提前赶回日本，把歌放给全公司的人听，请大家立刻决定要不要签。“公司几乎全数无异议通过，在我印象中，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任何阻力地签一个新人”，时任公司管理部部长的舟木稔回忆道。
当年11月，舟木稔飞到台湾准备说服邓丽君。“日本是歌手考验自己最好的地方，在日本成功，能证明你的实力，很有挑战”，他劝说道。邓丽君动心了，但邓爸坚决反对，他不愿意女儿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新开始。事实证明，邓爸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刚到日本，语言不通，饮食不惯，生活习性也不同，邓丽君哭过好几次。一同陪伴的邓妈看她天天不开心，也很难过，说，“算了，我们不用忍受这些，回家吧。”但邓丽君不想认输，回去的话就表示被日本歌坛打败了。
为了说好日语，她把注音符号、汉字、英文音标、罗马拼音全用上，歌谱上密密麻麻写着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批注，读起来都吃力，更别说配合音乐唱出来。
日本人非常重效率，宣传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掐时间拼命赶，演唱、上节目、访问、办活动，有时候一天要赶六七个场子，中间连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1975年1月，邓丽君溜冰跌伤，即使打着石膏，坐着轮椅，也得上节目。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还必须常常接受公司安排的夜总会或是银座演唱，就是俗称的“热 海”。夜总会听歌的人常常不尊重歌者，闹酒、喧哗、起哄，大喊“脱！脱！”，还有些有势力的客人会要求唱完后到他们桌台去“坐一下”，甚至还要帮客人倒 酒，还有醉客毛手毛脚。邓丽君全部忍受下来，回到家就抱着妈妈痛哭。
就在单曲《空港》、专辑《夜雾》《夜的乘客》将她一步步推向成功时，突如其来的“护照风波”几乎断送了她的前程。
1979年2月13日，邓丽君从香港返回台湾，想在这里转机飞日本。但当天下午飞日本的航班全部客满，只能第二天走，但她的护照当月已经办过一次过 境，按规定不能再办第二次，于是她拿出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上面是印度尼西亚名字“邓古蒂丽”。海关官员当然认识她是邓丽君，怎能就这样蒙混过关？于是拒 绝她入境，她只好再飞回香港，第二天从香港飞到羽田机场，入了日本境。
印度尼西亚当局得知此事，15日通过印度尼西亚驻日本大使馆通知日本入境机关，说有一名中国女子持假护照通关。后者迅速在酒店找到邓丽君，把她关进了收容所。“刚开始邓丽君难过得哭，但不久就恢复正常了，还和里面的人打成一片”，收容所警备课官员回忆道。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终于查清真相。原来，一位印度尼西亚友人曾送给邓丽君一本印度尼西亚护照，护照确实是政府正式核发，并非伪造。最后日本入境管理局裁定“无罪开释”，但依规定必须践行“一年内不能再进入日本国境”的限制。
刚刚走出收容所的邓丽君惊魂未定，台湾媒体便传出报道，说她“被日本永远驱逐”，甚至还冠上泛政治化的背叛罪名。一时间，邓丽君成了无家可归的惊弓之鸟，跌入人生低谷。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紧接着的北美巡回演唱会上，邓丽君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高峰。“那是我生命中最感动、最难忘的一夜”，时隔二十多年，一位歌迷在接受 访问时还能详述邓丽君在洛杉矶音乐中心演出的情景。而一年限制期满后，邓丽君重回日本，发行单曲唱片《偿还》，销量超百万张，持续保持在年度十大金曲之 列。《偿还》和之后的《爱人》《任时光从身边流逝》分别拿下了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日本有线大赏”及“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破天荒的三连冠，直到 今天仍无人能破。1985年12月15日，在东京的NHK大会堂，一场名为“ONE AND ONLY”的演唱会点燃整个城市，门票在三天内售罄，5000日元的入场券被黄牛炒到30000日元。
“名字定为ONE AND ONLY，没想到一语成谶，这场演唱会真的成了唯一一次。不管时光过去多久，想到她已经走了，我这里都还在发疼”，已经80岁的舟木稔指着心口说道。
美国惊魂
“护照风波”后邓丽君从日本来到美国，等待她的不仅是北美巡回演唱会，南加州大学的学生生活，还有鲜为人知的重重劫难。
刚到美国时，她住在当时旅居美国多年的好友朱小芸家中，不到半年，她的英语已经讲得很溜了，于是搬出去自己住。她在伯宁顿市买了一栋房子，家里也有保 安系统，没想才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她和邓妈妈回到家，发现整个家都被翻过，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枕头上还插了一把刀。吓得母女俩不敢再住，连夜 投奔朱小芸家。
后来，她又在洛杉矶买下一栋房子，那时邓妈妈已经回台湾。一天，邓丽君回家，发现家门口挂了一个袋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四颗子弹和一卷录音带，录音 带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要她开车把10万美元送到指定地点，而且不许报警。邓丽君当晚就离开了洛杉矶，还联系了当地华人警察去处理这件勒索案， 后来不了了之。
邓丽君一直很爱开车。一天晚上11点，她开车去朱家，刚踏进朱家门不到两分钟，就听到外面一声巨响，等冲出去一看，只见她开的那辆跑车被三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墨西哥人撞得稀烂。后来保险公司理赔，说，如果人在车里，绝对会压成肉酱。
而最恐怖的一次是，有一次朱妈妈来旧金山，邀邓丽君一起小住。一天清晨，朱小芸出门去接朋友，离开了一个多小时，等回家时，发现家里完全是一副被洗劫过的样子，她在浴室里找到了邓丽君和她的妈妈，两个人被电话线捆在一起。
原来在她刚刚离开，就来了两个持枪的歹徒。一个挟持朱妈妈在客厅翻箱倒柜，抢走了朱妈妈的钻戒、手表和保险箱里的现金；一个到楼上客房拍醒酣睡中的邓 丽君，抢走项链和现金。邓丽君表示不会报警，只求他们放一条生路，两个歹徒拉断电话线把两人捆起来，反锁在浴室，扬长而去。后来警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抢 劫案再次不了了之。
这些可怕的经历让邓丽君非常怀疑美国的治安，所以始终没有久居美国的打算。
情路迷途
邓丽君一生不乏追求者，情路却走得坎坷，一生未婚。高凌风、秦汉、秦祥林、钟镇涛、成龙的名字都曾跟她连在一起。有些是发乎情，有些是捕风捉影，有些 是无疾而终。她曾公开坦承过两段感情，一段是论及婚嫁的马来西亚富家子郭孔丞，一段是死前陪在她身边的法籍男友史蒂芬。
1981年，从美国回到台湾的邓丽君与大马糖王二代郭孔丞相恋，两人很快订婚。戴着钻戒的邓丽君脸上溢满了幸福，甚至在香港新伊馆举行了“告别歌坛最后演唱会”，准备嫁为人妻。那一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但随之而来从高处跌落的痛楚，也成为她一生的伤痛。
郭家是南洋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就在准备举行婚礼时，郭家老祖母突然跳出来提出条件：“提出身价报告，停止一切演唱活动，专心做妻子，断绝和演艺圈的 所有关系。”邓丽君应了所有要求，但只要求郭家能允许她做一个单纯的唱片歌手，因为如果连这个底线都弃守，她就不再是她了。此时的郭家公子也没有出面支持 她，随后，郭家便传出解除婚约的消息。当时的邓丽君默默离开，隐忍不发，没有人知道她伤得有多重，只是在多年后去世前，她在清迈跟朋友聊天时说起，“别以 为我是一个人人称羡的名歌星，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身份，不论再成功，再努力，再自爱，在别人眼中也不过是个歌女”，她一边说，一边哭得很伤心。
多年后，郭公子带着女儿造访邓丽君在香港赤柱的家。“那是1989年，家里来了一位很体面的陌生客人，小姐客气地引他进客厅，坐谈了一阵子，她一直微 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小姐还直夸来人的女儿很可爱，很漂亮”，一直照顾邓丽君饮食起居的明姐回忆道。直到送走客人，邓丽君才淡淡地对她说，“那位 就是郭先生。”一副云淡风轻。
在郭家公子之前，邓丽君也刻骨铭心地痛过。那时她18岁，已是当红歌手。一次在马来西亚演唱时认识了实业家林振发，“小林先生是个很守本分的孩子，从 福建过来的华侨，家世很不错，兄弟姐妹多”，邓妈妈回忆道。小林个儿不高，交往时，邓丽君总会贴心地穿平底鞋。两人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马来西亚，虽是谈着 聚少离多的距离恋，但感情稳定。不幸的是，小林有先天性心脏病，在一次去新加坡出差途中，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不治而亡。邓丽君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哭得 死去活来。
成龙是邓丽君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当时成龙到美国拍《杀手壕》，两人异地相逢，分外开心，一起看看日落，拍拍照，溜溜冰，唱唱歌，玩得很是开心。但成 龙心中一直有莫名的自卑在作祟，觉得邓丽君高贵而浪漫，感觉自己配不上她的纯真和热诚，拍完电影后他回到香港，两个人感情变淡。
一次在香港音乐节，邓丽君获“最佳女歌手”奖，上台领奖时，颁奖人竟是成龙，她立马掉头就走，成龙也愣了一下，随即追了上去，于是颁奖仪式上，一个逃，一个追，观众都看傻了。后来邓丽君对经纪人说，“颁的是音乐奖，为什么要从电影界人士手中领奖呢？”
再后来，邓丽君也为成龙有个好妻子而高兴，在去世的前四天，她还给他打电话，当时成龙正在日本仙台拍戏，邓丽君只说稍后再打，却再也没有打过去。成龙 在自传中曾提起这段缘分，称自己太粗心大意，不会替别人着想，忽略了一段好感情。邓丽君过世时，他成为被追逐采访的对象，“她心地非常好，连蟑螂都不忍心 踩死，她一定可以上天堂。”
和保罗·史蒂芬的相识是在1989年后。那时邓丽君已萌生退意，几乎没有公开演出，她在法国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买了栋房子，一边学法文，一边在伦敦上声 乐和歌剧方面的课，日子过得惬意滋润。扎个马尾的史蒂芬和邓丽君在录音室里不期而遇，他完全不知道眼前的东方女人竟是国际巨星，这也是邓丽君最看重的一 点。“那段时间，小姐变得特别年轻快乐，她会开心地哼着歌，拿出一件件衣服在镜子前比来比去，还问我穿哪件才显得年轻一点”，明姐回忆道。史蒂芬比邓丽君 小15岁，这段感情被炒得沸沸扬扬。
1992年，邓丽君带史蒂芬回台湾过春节，“这是我的摄影师”，她向媒体解释，并说“终身大事”是自己最不想提的问题，“人过四十，早已不是适婚年 龄，一切随缘，不再想追求什么，强求什么，过得快乐就好。”她也曾告诉闺蜜，说生活中有人关怀、相伴、谈谈心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用婚姻的枷锁把自己羁绊起 来。
事实上，史蒂芬始终没有走进她的内心，“小姐生前爱干净，从来不准史蒂芬进她的卧室”，明姐回忆道。《欧洲日报》记者郭乃雄曾报道过两人的爱情故事。 一次在酒店用完餐，邓丽君在桌上放了200法郎小费，没想到史蒂芬当众取走200法郎，换了20法郎丢在桌上。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邓丽君从来对身边的人 都很大方，但在史蒂芬看来却是太过挥霍。
邓丽君比谁都渴望婚姻和孩子。一直非常信任的林云大师曾为她调整婚姻之气，说粉红色是她的本命色，常穿容易遇到理想的对象，于是她的衣服基本上清一色 的粉红、紫红、桃红。在香港赤柱的闺房也是粉色系，连浴室的瓷砖也不例外。她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好友透露，自己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养儿育女，如果有自己的孩 子，一定会好好打扮、教育他们。
邓妈妈一直希望女儿有个好归宿，一年过春节她和儿女们开玩笑，“将来丽君出嫁，你们四兄弟抬花轿，声势该有多浩大啊！”不承想等待兄弟四人的不是花轿，却是灵柩。
客死异域
清迈的5月已经有些湿热了，并不适合气喘病人。但邓丽君喜欢这里。这里没有人注意她，不用乔装打扮也能自在出门，没事她会在林间走走，去市场逛逛。偶 尔，会找昆明翡翠玉器店老板娘杨太太聊聊天，她喜欢玉器，也异想天开地说要用玉碗来请客，问她会请谁呢，答，“成龙夫妇啊！青霞夫妇啊！”
她果真买了一套玉碗，老坑玉，还用毛笔字写了自己名字做版打算刻在碗底，加上刻工要上百万，她只说没关系，没想这套玉碗等不到主人宴请贵客。
4月中，邓丽君和史蒂芬住进了清迈梅坪酒店。
“她平时深居简出，顶多出去租录像回房间看，晚上偶尔出来逛逛。她喜欢点番石榴、香蕉、果汁和简单的三明治当餐点，吃得很少，还特别声明不愿被打扰”，酒店经理Pichaisat还记得邓丽君的每一个小细节。
他也曾仔细观察过这对恋人，觉得他们甜蜜、登对，当然，偶尔也吵架。“他(史蒂芬)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和服务员争执，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把气出在服 务员身上，邓丽君随后会出来替他向受委屈的服务员道歉”，在酒店经理看来，史蒂芬脾气不好。一天晚上，史蒂芬出去很久都没有回来，邓丽君大概是生气了，就 把房门反锁，不让他进门，史蒂芬在门外大吼大叫，拼命踢门。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一次，但两人往往能在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手牵手出去逛。
5月8日下午4点左右，史蒂芬拎着装录像带的袋子出门了，好像是要去换片子，邓丽君没有同行。快5点时，在总统套房外的两三个服务生突然看见邓丽君挣扎着冲出房门，脸色发青，大口喘着气，用中文呼唤“妈妈”，才跑了几步，就跌倒在长廊。
服务生吓傻了，其中一个立刻到房间找了件睡衣七手八脚地给她穿上，一个怕她咬到舌头拿了一只汤匙让她咬住，她们用大床单把她抬进电梯下楼。这时的邓丽 君不断抽搐，眼泪、鼻涕不能控制地往下流，手里紧紧抓着一瓶气喘喷剂。经理一见事态严重，立刻给医院打电话请求救护车救援。等了一会儿不见救护车，他们坐 不住了，就用床单做了个担架，四个人抬着四个角把她扶上酒店载客巴士，由三个服务生护送去医院。
巴士上，一个女服务生为了让她舒服点，把邓丽君的头轻轻放在自己怀里。“妈妈，妈妈！”刚开始的一两分钟，邓丽君还低声地唤着，后来就渐渐睡着了。服 务生们都松了一口气，“睡着了就好，可以减轻痛楚。”尽管距离最近的兰姆医院只有10分钟车程，但正是下班高峰，车行得很慢，看着她那么安静，服务生们也 不那么焦急了。等好不容易赶到医院，检查完瞳孔和心跳后，医生说，“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刚刚抱着邓丽君的服务生吓得说不出话来，当场痛哭不止。
“如果早到20分钟，其实能救回来的”，医院主治大夫苏美医生回忆道，“她来医院时，瞳孔已经扩散、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院方还是紧急做了点击、按摩、 注射等抢救治疗。一般只做半个小时就宣布放弃，但为她做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放弃，医院真的已经尽全力了。”医生还说，死前邓丽君紧握在手中的那罐气管扩张喷 剂也是致死的主因之一，“喷剂不能喷太多，顶多喷两次，没有效果就不能再用，因为这种喷剂的原理是压缩心脏使气管扩散让空气涌入，有可能会引起心脏停 顿。”
死讯迅速传遍世界。这时，远在台湾的邓妈妈正在为5月9日邓爸爸的忌日忙碌，接到消息时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此前，邓丽君已被媒体谣传死了好几 次，1972年被传暴毙，1990年被传自杀，1991年被传死于艾滋病……邓妈妈多希望这一次又是媒体的恶意传言，多希望女儿能像以往打来电话报平安， 说一句，“妈，别担心，我没事啊。”但那通电话没有，也再也不会打来。
就在全家沉浸在悲痛中时，伤害没有停止。有媒体以大幅照片刊出邓丽君的遗容，更有甚者以遗容上的尸斑为由指邓丽君死于艾滋病。
“你们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传言？我很困惑，也很痛心”，说到这件事情苏美医生很激动，“一般而言，除了警方，我们不随便把任何病人的数据拿出来给访问 的人看，我可以破例一次，把她的血液报告影印本给你带回台湾去，这是千真万确的检验报告，可以解除你们流传的疑虑，证明她的确不是死于艾滋病。”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 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我和你分离
我会永远永远
爱你在心里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唱得柔肠百转，是道别，是难舍，也是放下，这就是人生。
一生璀璨精彩的邓丽君可有什么遗憾？当作者姜捷把这个问题抛给邓妈妈时，满以为可以套出她辉煌的情史或是为什么始终没有结婚等大家爱谈的问题，却得到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也不懂为什么她从小就关心大陆那边的事儿，老问我们为什么会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天性吧！她是很想回去看看的，不是去开演唱会、赚大钱，她没那心思，只是想回去看看。回去看看，我想，这是她永远也圆不了的终身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