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开初的所谓黄金五年过后，中国模式论开始浮出水面，试图用中国经济的成就来为现行体制最为人诟病的那部分辩护，并逐渐演变成为了今日执政者吹嘘
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早有论者指出，中国经济的成就，恰恰来自于对体制核心逻辑也就是全面控制的背离，正是因为通过引入市场
机制，摆脱了对人身、资金、信息的全面控制，才有了中国经济的所谓成就，中国经济的成就说到底是部分自由化的产物，现行体制依旧保留了对核心资源的控制，
这实际上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势头，只不过在特定的要素优势和经济环境之下，经济发展获得了额外的动力，制度劣势被掩盖了而已。
中国经济发展的额外动力，大半要归功于天量的廉价劳动力。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将天量的劳动力束缚在了乡村。1980年代，这部分劳动力主要通过“离土不 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通过乡镇企业加以消化，在廉价劳动力的有力推动下，乡镇企业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就做到了全国GDP近三分之一的贡献额。 1990年代尤其是世纪之交以后，农民工从乡镇企业并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批涌入沿海地区，又极大地推动了外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人曾经统计，在长达10 多年的时间之内，由于打工者源源不断的涌入，沿海民工的工资并无实质上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奇迹是由这些生产线上的农民工创造的。（即出口市场/外向经济的推动力）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也与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关。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展；新经济等产业创新，又加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拥有天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先行一步，成为了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并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外来资本、管理、技术与本土劳动力的结合，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最重 要的推动力，同时也推动着各种基础设施的升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并共同形成了加入WTO后的多年荣景。
但是，随着时针的转动，这样的有利因素也逐渐消散。在劳动力的一端，再庞大的蓄水池也有枯寂的一天，早在2004年，沿海地区就发生过民工荒，如今，随便 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看到招工的招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劳动力价格的一再攀升，也已经驱使相当多的企业 开始转移到越南等地，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出现了回流的趋势。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经济也遭遇重挫，不再有可能重复此前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失去了 这一最重要推动力的中国经济，经济的放缓已经不可避免。
早在2008年，这一前景就异常清晰可辨，许多经济学者因此大力呼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呼吁体制放松对核心资源的控制，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执 政者的应对策略却是在维持核心资源控制的情况下，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相关领域的投资，以此来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确实伴随着基础设施和相关基础产业的不断发展，但是，从根本而言，是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对于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的庞大需求，反过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进一步投资升级，却不可能刺激出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而只会堆积出庞大的无效产能。随着外向型 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可避免的放缓，各种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也势必陷入到日益衰退之中，山西等地当下的经济困局，其实早就埋根在了五年多以前。
雪上加霜的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还将挤占其他领域的资源。即使是经过这么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核心机制其实并未有任何根本 的改变，依旧是根据权力而不是市场加以配置，各级政府以及其麾下的企业，依旧拥有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优先权，而也正是它们在从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的投资，也由此，一种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机制就浮现出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最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在政绩和个人利益的冲动下，各种无效产能和超前基础建设 的堆积难以遏止；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最能够带来真实的经济增长，却最难以获得有利的资源，甚至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融资成本、税务成本乃至腐败成本。这样的 冰火两重天之下，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是重病之身。
在具有劳动力优势和有利经济环境的阶段，尽管也存在相当的无效成分，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还是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 的核心，是所谓制度优势的某种展现，但是，随着劳动力优势和外向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外向经济和民营经济走弱的情况下，又没有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 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不仅更多地成为了无效堆积，同时还挤占了资源，这个时候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制度劣势而不是制度优势，而这样的制度劣势持续下 去，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额外动力，大半要归功于天量的廉价劳动力。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将天量的劳动力束缚在了乡村。1980年代，这部分劳动力主要通过“离土不 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通过乡镇企业加以消化，在廉价劳动力的有力推动下，乡镇企业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就做到了全国GDP近三分之一的贡献额。 1990年代尤其是世纪之交以后，农民工从乡镇企业并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批涌入沿海地区，又极大地推动了外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人曾经统计，在长达10 多年的时间之内，由于打工者源源不断的涌入，沿海民工的工资并无实质上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奇迹是由这些生产线上的农民工创造的。（即出口市场/外向经济的推动力）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也与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关。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展；新经济等产业创新，又加速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 拥有天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先行一步，成为了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并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外来资本、管理、技术与本土劳动力的结合，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最重 要的推动力，同时也推动着各种基础设施的升级、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各种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并共同形成了加入WTO后的多年荣景。
但是，随着时针的转动，这样的有利因素也逐渐消散。在劳动力的一端，再庞大的蓄水池也有枯寂的一天，早在2004年，沿海地区就发生过民工荒，如今，随便 走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看到招工的招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劳动力价格的一再攀升，也已经驱使相当多的企业 开始转移到越南等地，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出现了回流的趋势。此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经济也遭遇重挫，不再有可能重复此前十多年两位数的增长。失去了 这一最重要推动力的中国经济，经济的放缓已经不可避免。
早在2008年，这一前景就异常清晰可辨，许多经济学者因此大力呼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呼吁体制放松对核心资源的控制，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执 政者的应对策略却是在维持核心资源控制的情况下，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相关领域的投资，以此来保证经济的增长速度。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 高速增长确实伴随着基础设施和相关基础产业的不断发展，但是，从根本而言，是基于劳动力优势的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对于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的庞大需求，反过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进一步投资升级，却不可能刺激出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相应发展，而只会堆积出庞大的无效产能。随着外向型 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可避免的放缓，各种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也势必陷入到日益衰退之中，山西等地当下的经济困局，其实早就埋根在了五年多以前。
雪上加霜的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量投资，还将挤占其他领域的资源。即使是经过这么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核心机制其实并未有任何根本 的改变，依旧是根据权力而不是市场加以配置，各级政府以及其麾下的企业，依旧拥有包括融资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优先权，而也正是它们在从事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的投资，也由此，一种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机制就浮现出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最能够获得各种资源，在政绩和个人利益的冲动下，各种无效产能和超前基础建设 的堆积难以遏止；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最能够带来真实的经济增长，却最难以获得有利的资源，甚至必须要付出更多的融资成本、税务成本乃至腐败成本。这样的 冰火两重天之下，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是重病之身。
在具有劳动力优势和有利经济环境的阶段，尽管也存在相当的无效成分，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还是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当的促进作用，这也是所谓中国模式 的核心，是所谓制度优势的某种展现，但是，随着劳动力优势和外向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外向经济和民营经济走弱的情况下，又没有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变， 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不仅更多地成为了无效堆积，同时还挤占了资源，这个时候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制度劣势而不是制度优势，而这样的制度劣势持续下 去，经济衰退乃至经济危机，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