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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0 January 2015

"瓦良格"秘辛

香港商人徐增平与“瓦良格”号航母(即今天中国的第一航母辽宁舰)的不解之缘,始于17年前在冰天雪地的乌克兰黑海船厂的“初次邂逅”。

这位前广州军区蓝球队队长,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是1998年1月28日,当时从未见过航空母舰的他,在登上“瓦良格”号航母甲板的那一刻,马上被眼前的巨无霸给震慑住︰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时,就对自己说︰我必须不惜代价把它买回去给我们的海军”。

“瓦良格”号确实来头不小,它是当年仍然辖属于前苏联的乌克兰黑海马卡洛夫造船厂,于1985年授命为苏联海军建造的第三代航母。可惜1992年航母工程完成68%时,因为苏联解体,船厂失去财政来源而被逼停止航母建造工程。

这是徐增平首次向媒体承认,他是授命于海军前往乌克兰去执行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并且亲自详细他是如何布署航母购案的种种细节。

徐增平是在其名下公司独资拥有的广州南湖酒店接受南华早报采访。这家酒店是广州军区在1970年为中央领导人到南方渡假而修建的。但受航母购案拖累,酒店的经营和发展已经荒废多年。

徐增平于1983年从广州军区退役,5年后移居香港。当年只有45岁的他,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投资2.1亿港元买下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深水湾37号山顶豪宅而享誉一时。

他坦言,接受购买航母任务时,并不清楚这宗买卖需要付出多少代价。虽然知道会有政治风险,但从未预料到,这单交易需要耗他长达18年。


其实,早在1992年,“瓦良格”号的兴建工程被逼中断后,黑海造船厂已马上透过船舶学院和中国主动接触。据当时与乌方接触的时任海军总装部部长郑明少将表示,乌克兰船厂的负责人曾经对中方代表团说,希望中国造船厂能够把“瓦良格”号——这个他们比喻为“即将夭折的儿子”救活。

中国海军获悉后,马上派出一个考察团到黑海造船厂考察,郑明就是其中一人。

郑明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说:“这个船可是艘新船,一切都是新的,钢板都是新的,我们当时就建议(买)。我回去写报告,就建议这艘船应该把它买回来。但考虑到当时情况,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它买回来。”

中国海军反应如斯快,是因为197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美军频频派遣无人机到南海侦察,毛泽东在中国成功研发“两弹一星”项目后,即下令全军随时准备与美苏两大巨头打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中央同时下令海军着手研究航母方案,由1954年赴前苏联学​​习专业海军技术的刘华清上将亲自带领。

有“中国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称号的刘华清从1980年即不断上书中央,建议尽快研发航母。然而, 40多年来,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却因国际形势的转变而摇摆不定。刘华清的建议多番被北京高层否决,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当年中国经济不许可,国家负担不起研发航母这类“烧钱”的武器。

到了96年,当徐增平接受这项任务时,他也清楚知道,自己当时是逆国家政策而行。因为90年代,中国无论国内或国外都倍感孤单,为了不刺激美国,江决定采用亲美外交政策。为了不刺激美国,航母方案迟迟未能立项。

据国务院所属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透露,1998年,朱镕基总理在刘华清领导的海军研究院提交的航母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航母项目” 。

然而,海军从未放弃他们的“航母梦”。既然国家不能负担巨额的研发经费,买一座现成的航母似乎是更好的选择。碍于国家当时的财政状况,海军不甘心“瓦良格”号落于其他国手中,一方面不敢向国家要钱买,私底下却派人到香港找人想办法。

《中国航母》一书透露,当时海军在​​香港找了两名知名商人,可惜均遭拒绝,最后才找到徐增平。

徐增平的创律公司当时已经涉足投资﹑贸易﹑餐饮﹑房地产﹑文艺等项目,尤其以擅长举办跨境﹑跨国的大型文艺活动而广为人知。当中包括1997年为了庆祝香港回归,他邀请已故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在黄海壶口驾驶汽车“飞跃黄河”,以及组织解放军的总政歌舞团﹑俄罗斯红星歌舞团和澳洲军乐团来香港演出等等。

“当年我自己也认为成功购船的机会率连万分之一也没有,但为什么选我,不选别人去啊?正因我是军人出身的商人,才有这个傻劲!”徐告诉南华早报,他一直很自豪,因为是他的坚持,才有了今天的“辽宁舰”。


“为什么会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使命感在逼使我必须去做。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新造的航母卖出去,美国﹑法国﹑英国都会造航母,即使航母退役后,宁愿把船拆了,毁了,也不会卖出去,这在这100多年的航母历史上,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不是碰上苏联解体,瓦良格号是绝对不会被卖的。”

徐增平表示,为了买航母,他从1996年6月份开始做准备工作。他在乌克兰首都基库设立一家公司,聘请了船舶工程师等相关人员一共12 人长驻在当地做调研。这个公司直至1999年9月份航母离开黑海船厂才撤离。他本人则从1998年1月到1999年,四次亲自到当地参与洽谈﹑交涉和谈判。

当他在基库的公司获悉乌克兰政府规定航母售卖后不能用于军事用途之后,他告诉乌方,他计划把航母改装成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赌场酒店。

为此,1997年8月,徐增平的香港创律公司到澳门设立一个空壳公司-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据徐增平透露,他花了600万港元找人办妥所有手续,包括一份由澳门政府批核他的“海上巨型赌船”项目的官方文件。

四个多月后的98年1月底,他拿着200万美元现金,带齐所有有关证明文件,以及50多瓶62度的二锅头,和两名助手飞往乌克兰开始他难忘的航母谈判之旅。


“在与船厂管理层和乌克兰官员谈判的主要四天里,我几乎每顿饭都要喝2到3公斤的二蜗头,那种感觉就是整个人都泡在酒精里头。一个饭局十来个人,一喝就是十几瓶。在零下20多度严寒中,开着门窗,还满身大汗。”回亿起当年的情景,徐增平愈说愈起劲。

“对方(乌克兰人)中有军方,政府和船厂的,他们喝酒是被动的,我们的酒量比他们大,因为我们是带着目的去喝的啊!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灌醉,所以我们愈喝劲头愈大,好达到目的。”

目的确实达成了,凭着二锅头建立的友情,乌克兰政府和船厂答应他以2,000万美元的价钱,连船和40吨重的图纸一起卖给他。

不料,两个多月后,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乌克兰官方突然通知徐增平,由于其他国家对航母也有兴趣,为公平起见,航母必须通过公开拍卖出售,拍卖会三天之后举行。

这明显是乌方为敷衍美国而想出来的办法。因为在1998年3月19日的拍卖会上,只有徐增平的澳门创律旅游娱乐公司是唯一符合招标条件和预备所有官方文件的竞投方。因此,徐增平轻易地击败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的竞投对手,非常巧合地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投得航母。

“当时讲要把(航母)建成最大的海上赌场酒店,不做军事用途,只是为了符合招标条件。”徐强调,即使航母于2012年9月25日正式服役于中国海军,也不代表他违约。

“我不认为我有违约。因为凭我个人能力,根本没能力去把它变成军事用途。合同没有说不能转让,后来把它搞成军事用途的人不是我,所以与我无关。”

同时,他强调,“瓦良格”号从他手上转到中国海军手中并非“出售”,因为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收过“国家一分钱。”

除了“一分钱”也没收到,徐增平的事业也因为买航母遭受严重损失。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的经济不景气,使徐增平在付200万美元的押金后,拖了整整18个月后把余下的款项还清。因为延期付款,他被乌方前后罚了1,000多万美元的罚金。

直至1999年的4月30日,徐增平才把最后一笔钱汇到乌克兰,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商人。一个月多月后,这只大船开始启程返回中国。但谁也没料到,原本预计50天的归家路,走了将近四年才走完;为买航母而负债累累的徐增平,后来又足足花了18年才把所有价务还清。


乌克兰造船厂一早讲明,他们不会负责航母驶出黑海港口后的任何后续工作,如何把这艘没有动力的半成品航空母舰从大西洋彼岸,拖到它位于中国辽宁省大连港的新家,那可是徐增平自己的事情了。

徐的澳门公司当时雇用了国际运输承包公司ITC在荷兰的拖船公司负责这项工作。 1999年6月14日,即徐把最后一笔拖欠的尾数付给船厂的四个月后,“瓦良格”号和ITC的赛博‧卡普号拖船所组成的船队正式踏上漫漫的归家旅程。

经过几天艰辛的旅程,船队到达把亚欧两洲分隔开的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表示,他们在“第三国的提醒下”,基于安全理由,拒绝让航母通过由他们的海峡。理由是“瓦良格”号太过庞大,万一在通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发生搁浅意外,这个欧亚交通要塞就会被瘫痪掉。

“瓦良格”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苦等了一个月,最终因为土耳其执​​意不让路,被逼驶回尼古拉耶夫船厂。徐增平因此要向乌方船厂支付额外的逾期停泊费。

正当大家为航母回国的问题烦恼不已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1998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轰炸中国位于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事件引发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反美示威,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件事会为“瓦良格”号的命运带来转机。

因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北京高层被逼改变对美外交策略,重新考虑航母方案。中国政府正式介入航母回国的具体操作事务。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翌年的2000年4月访问土耳其,以答应开放中国游客到该国观光,以及进口土耳其产品等条件,换取航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行证”。

2001年8月25日,土耳其海洋署决定让“瓦良格”号通过该国水域,航母的回国之旅终于重新启动。在这之前,它已经在尼古拉耶夫船厂里静静地等了15个月。

2001年9月,在中国政府答应准备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以及遵守一系列的安全措施后,“瓦良格”号和11艘拖船的缆索牵连,在另外15船军用救援船的护送下,顺利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向地中海方向进发。

2001年11月3日,连接拖船和航母的缆索在海上遇上风暴而断裂,这座庞然大物顿时失去控制,在海上漫无目地漂游着。四天后,航母被定向漂往希腊的爱琴海水域。

“当时在拉航母回国的路上,在土耳其被阻拦,后来又遇到大风浪,我又担心又无助,害怕航母回不了中国。那种急法,真的无法形容……但当时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航母真的拖不回来,我们宁愿把它击沉于海底,也不要落到敌对国家,比如日本的手里。”徐增平坦言,当时负债累累的他,已无能力再为航母做任何事情。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希腊军方答应伸出援手,出动救援直升机把航母甲板上的七名船员送到雅典的军用机场。 2001年11月7日,3艘拖船和1艘希腊船用拖缆把“瓦良格”号再次固定,使航母得以再度启航。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航母经过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再进入大西洋。绕过南非的好望角之后,终于2002年2月进入亚洲的马六甲海峡,经由南中国海,最后在五艘拖船的伴随下,于3月3日抵达辽宁省大连港口。

徐增平说,当天,他站在大连码头看着“瓦良格”号缓缓靠近,那一刻的心情好就象是看到“失散多年的儿子终于找到归家路”。

“当年把航母交给军方时,我心里还不放心……直至12年后看到他正式入列海军,我的心才踏实下来。正如孩子养大了,还得看着他结婚﹑成家,做父母的任务才算完成。”

成败荣辱

悲喜交集一番后,徐增平还得继续为航母的债务和额外开销买单。

“2000万美元只是航母的投标价,里面并不包括罚金,利息和后来拖船回国的费用等杂项开支。”徐增平告诉南华早报,在调研﹑洽谈和购买航母等环节上,他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亿2千万美元。

1999年底,徐增平为了还债,把他那座有“港版凡尔赛宫”之称的深水湾37号山顶自住豪宅出售;同时把他位于坪洲一块280,000平方呎的地皮抵押给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早,造成徐增平一力承担如此庞大的航母债务的原因,是当年授命他去执行这项航母交易的多名海军高级领导不是去世,就是身陷囹圄。

“当年就是前海军总参二部的部长姬胜德要徐去买航母,”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但姬早在2000年因为涉及福建远华集团的赖昌星案已经被双开,并被判死缓;而当年负责航母项目的刘华清将军,也早于1997年因为年届81岁高龄,从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上退下来,并于2011年去世。”


买航母所欠下的债不但使徐增平倾家荡产,他原本的业务和公司发展计划也因为买航母所衍生的各种支节而被逼搁置或取消。

为了还债,他四处向在商界结交的朋友借钱。其中最大一笔来自一名香港的商人朋友。据徐透露,这位朋友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凭着两人的友情,前后一共借给他2.3亿港元。

“我花了整整18年才连本带利还清这笔钱,最后一笔是[去年]底才还完。当时,我如释重担,因为这位老朋友今年已​​经81岁高龄。之前我曾经告诉自己,我必须在他老人家有生之年,把钱还完。”

徐增平表示,为了感谢这位朋友对他的信任,他写了封感谢信给他。获得对方回信︰“是你诚信感动了我。”

“由此可见,诚信是多么的重要。正是因为注重诚信,我才能一直坚持到今天。”

法律雷区

徐表示,航母购案也直接和间接地使他陷于大大小小几场官司。直到目前为止,这些官司还没完全解决。

他经常这样形容自己买航母所蒙受的损失:“我在买航母前原本有三个军团,但买完航母后,就只剩下一个炊事班了。”

根据中国发展出版社的《中国航母》一书介绍,中央政府与徐增平在航母一事的赔偿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原因是北京只答应给他2,000万美元的航母投标价,至于其他费用,除非他能够提供单据,否则一概不算。

“这是非常可笑和不公平的借口。你说乌克兰人怎么可能在跟你吃饭﹑收名贵礼物和现金后还给你发票作为凭据呢?另外他因为买航母而受影响的投资项目也遭受不少损失……”一位熟悉航母购案的消息人士告诉南早。

另一名对徐的遭遇表示同情的朋友也透露,徐为了买航母吃了不少苦头,其中有好几年更一度需要靠朋友接济度日。

“他不但把自住的房子卖了,后来连两个儿子出国留学的学费也付担不起。好在两个孩子凭着他们精湛的蓝球技术,获得美国两所大学的全费奖学金, ”这位朋友说。


徐增平自己表示,他曾经被告知,中央政府不能给他一个“合理赔偿”的主要原因是:“国家1990年代因为穷的关系,未能给海军有个买航母的预算费。”

“你说国家穷绝对不是一个理由, 60年代搞两弹一星时,国家不更穷,吃不饱饿着肚子硬搞出来了,你现在讲困难是不对的。这2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收益,是[领导层]不懂得利用这个优势去推动国家的长远发展,包括国防安全,”说起军事,军人出身,又身为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徐增平有不少意见。

尽管个人蒙受巨大损失,徐增平表示,他最大的安慰是︰因为他的无畏无惧与坚持,使他最终不辱使命,并且因此躯使国家领导层改变国防政策,继而推动了中国的航母发展进程。

“回顾过去,一切付出的代价﹑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咱们国家军方高层的领导​​曾经对我讲,这艘航母不光是为咱们国家节省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是节省了我们15到20年的科研时间!”他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