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常态”成了中国官方的常用新词，意指经济增长率下滑将成为一种经常状态。以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引来国际投行界的追捧，以为中国代
表着世界的光明未来；现在，中国政府视经济下滑为新常态，那就意味着，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不但将告别繁荣，而且不再“一枝独秀”。但是，这个
新常态究竟会是何等光景，从中国的官媒上只能雾里看花。其实，出现这个新常态并非偶然，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增长暗藏着一系列隐患，眼下不过是隐患显山露
水罢了。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奥秘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非靠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始终不能随经济增长 而正常上升，因此，过去十几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奇的低，2013年仅占36%，比改革前的1977年还低16个百分点，目前在国际上名列倒数 最后几名。若没有出口或投资的增长，仅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只能达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已。幸好中国加入了WTO，因此有十几年依靠出口 快速上升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但出口过多又导致外汇储备过大、国内货币投放过多，因而产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泡沫带动房价迅速上升，于是地方 政府十年前就走上了依靠推动房地产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超出民众的实际需要、房价高企越过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之后，就必然出现房产 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半年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指出：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产这个链条上，如今楼市开始明显地下行了；中 国不得不告别以往持续若干年的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被迫转型，不得不转。
中国之所以告别经济繁荣，是因为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匹拉车的马”先后趴窝，于是就进入了经济下滑这种新常态。事实上，增长率下滑不过是表 象；出现新常态的问题根源在于，房地产业泡沫化，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坏账暴增，银行系统岌岌可危，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国家发改委的徐策和王元不久前指 出，1997到2013年中国投资的36%是无效投资，其中2009到2013年无效投资达42万亿。按照他们提供的无效投资数额，我计算的结果 是，2009到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扣除设备购置数额）为127万亿，无效投资约占三分之一。投资的来源无非是银行贷款或发行理财产品，无效投资 就是坏账，短短5年里银行新增坏账40多万亿，仅此一项便占2014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一半。这种情形若发生在政府不盲目干预经济、银行均为 私营的自由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早就爆发了。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是个敢言之人，他在习近平上台前曾公开指责党的高层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最近又发 言称，“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
就业艰难从此成为新常态
因通货膨胀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继前两年珠江三角洲大批港台企业关闭，最近长江三角洲的繁荣地区也出现了外企倒闭潮。自去年12月以来，仅诺基亚的东 莞和北京工厂、苏州联建科技、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以及苏州的闳晖科技几家倒闭，即裁员近3万人。据报导，今年春节前后还可能爆发更密集、更大规模 的倒闭潮。除了农民工就业艰难外，大学生的求职也日益困难。据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的《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到去年6月 末，2014年的应届毕业生仅14.3%找到了工作。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常年是4%，几乎成了个常数，因此毫无可信之处。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说了大实话：“中国失业人 口有2亿。”今年1月22日，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再减少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目前中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如果这样的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社会自然难以稳定。复旦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网络社 会心态报告(2014)》介绍，目前社会上最广泛的负面社会情绪是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而社会底层群体的反映最强烈。
中国政府的两难选择
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长考是，要挽救银行、避免金融风险，还是要继续维持经济泡沫，从而尽量增加就业机会，两者不可兼顾。目前当局虽然强调要严格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根本目的是避免倒账造成银行破产，但又顾虑到失业率高居不下会埋下定时炸弹，因此不得不首鼠两端，既松银根，又控债务。但是，把房地 产泡沫进一步吹大，可能增大金融风险，促使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系统一旦动摇，就会出现资本外逃，那对中国经济同样也是致命的。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虽能部分缓解民众对贪官的恨意，但却无法消解他们因失业而产生的社会不满。在高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的环境下，虽然政治高压和思想控 制、网络管制会暂时遏制社会不满的爆发，但不可能维系长治久安。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未曾缓解社会不公造成的广泛社会不满，今后长期的高失业率很可能 孕育更强的民间敌意情绪，而中产阶层的“出逃”意识也将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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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消息！经济恶化势必最终拖垮共匪
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奥秘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非靠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驾马车”。由于中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始终不能随经济增长 而正常上升，因此，过去十几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奇的低，2013年仅占36%，比改革前的1977年还低16个百分点，目前在国际上名列倒数 最后几名。若没有出口或投资的增长，仅靠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只能达到目前的三分之一而已。幸好中国加入了WTO，因此有十几年依靠出口 快速上升而维持了经济高增长。但出口过多又导致外汇储备过大、国内货币投放过多，因而产生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泡沫带动房价迅速上升，于是地方 政府十年前就走上了依靠推动房地产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超出民众的实际需要、房价高企越过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之后，就必然出现房产 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半年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指出：全社会资金总量的七成左右被拖累在房地产这个链条上，如今楼市开始明显地下行了；中 国不得不告别以往持续若干年的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被迫转型，不得不转。
中国之所以告别经济繁荣，是因为国内消费、出口和投资这“三匹拉车的马”先后趴窝，于是就进入了经济下滑这种新常态。事实上，增长率下滑不过是表 象；出现新常态的问题根源在于，房地产业泡沫化，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坏账暴增，银行系统岌岌可危，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国家发改委的徐策和王元不久前指 出，1997到2013年中国投资的36%是无效投资，其中2009到2013年无效投资达42万亿。按照他们提供的无效投资数额，我计算的结果 是，2009到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扣除设备购置数额）为127万亿，无效投资约占三分之一。投资的来源无非是银行贷款或发行理财产品，无效投资 就是坏账，短短5年里银行新增坏账40多万亿，仅此一项便占2014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一半。这种情形若发生在政府不盲目干预经济、银行均为 私营的自由经济国家，金融危机早就爆发了。中国税务杂志原社长张木生是个敢言之人，他在习近平上台前曾公开指责党的高层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最近又发 言称，“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
就业艰难从此成为新常态
因通货膨胀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继前两年珠江三角洲大批港台企业关闭，最近长江三角洲的繁荣地区也出现了外企倒闭潮。自去年12月以来，仅诺基亚的东 莞和北京工厂、苏州联建科技、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以及苏州的闳晖科技几家倒闭，即裁员近3万人。据报导，今年春节前后还可能爆发更密集、更大规模 的倒闭潮。除了农民工就业艰难外，大学生的求职也日益困难。据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与赶集网联合发布的《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到去年6月 末，2014年的应届毕业生仅14.3%找到了工作。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常年是4%，几乎成了个常数，因此毫无可信之处。但温家宝曾在2010年3月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说了大实话：“中国失业人 口有2亿。”今年1月22日，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由于工资上涨，中国将再减少1.24亿人的制造业岗位。目前中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是9.4亿，一旦失业人口达到3亿，真实失业率相当于32%。如果这样的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社会自然难以稳定。复旦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网络社 会心态报告(2014)》介绍，目前社会上最广泛的负面社会情绪是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而社会底层群体的反映最强烈。
中国政府的两难选择
中国政府目前面临的长考是，要挽救银行、避免金融风险，还是要继续维持经济泡沫，从而尽量增加就业机会，两者不可兼顾。目前当局虽然强调要严格控制 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根本目的是避免倒账造成银行破产，但又顾虑到失业率高居不下会埋下定时炸弹，因此不得不首鼠两端，既松银根，又控债务。但是，把房地 产泡沫进一步吹大，可能增大金融风险，促使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系统一旦动摇，就会出现资本外逃，那对中国经济同样也是致命的。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虽能部分缓解民众对贪官的恨意，但却无法消解他们因失业而产生的社会不满。在高失业率成为新常态的环境下，虽然政治高压和思想控 制、网络管制会暂时遏制社会不满的爆发，但不可能维系长治久安。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未曾缓解社会不公造成的广泛社会不满，今后长期的高失业率很可能 孕育更强的民间敌意情绪，而中产阶层的“出逃”意识也将因此而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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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消息！经济恶化势必最终拖垮共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