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特级语文教师黄玉峰的一个演讲稿；演讲对象是一群学教育的大学生。黄老师教中学语文四十多年，年纪大了，看了太多，看得自然也很透彻。离开教育这个舞台之前，和大家说说知心话、实话。文章很长，但是值得好好看看。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复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师。自从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为漏写一个字（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产”字漏了，写成了“共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了两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书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现在六十四岁了，还站在课堂上，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1．各位从基础教育来，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么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2．各位都是精英，将来要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教育问题是绕不过的。今天听一听一位中学教师的声音。也许会有利于你们的思考。
3．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们不久都要为人父，为人母。我的讲座，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一）基础教育，让“人”不见了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在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五条绳索捆绑了中国的孩子
（1）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是出了问题。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教育家卢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确的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以上这些论述，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讲得很明确，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不该指责的。
但是，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够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而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一颗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
关于国家功利主义，我在这里，不想展开，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点思想就不会熟视无睹。我要讲一讲后一种，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遍心态。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王志节目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59页12月13日米老鼠给马说好听的话，妈就相信了。我对妈说：你不应该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们的。妈说：那我以后就不相信他了。我说：但你要前面相信，后面不信，这样人家就不会恨你了。
61页1月1日以后，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139页，11月5日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还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得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的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还有一件事，韩寒事发生以后，有好多人寄书给复旦副校长孙莱祥，他把书给我看，他给我看看是不是真有水平，我看了后，得出一个结论，都是为投机取巧想办法自费出的书，有不少可能还是请别人捉刀的。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有些人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2）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实现了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应试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么回事？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换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好比，孩子刚刚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
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几位，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把一个个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事件。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其实，本来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星，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时，沙拉斯通说了一句大自然的报应的话，我们的网上就大骂起来，其实，后来当她看到这么惨的画面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结果网上还是骂不停。韩寒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别人在遭灾时，我们公然讥讽别人。于是又大骂韩寒。那些话之下流，实在是看了为中国人害羞。
在这样的专制主义长期的压制和熏陶下，我们不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跟着大呼隆起哄。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我们再追溯到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的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也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纯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韩国学生杀死了三十二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个灵位，而是三十三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不成其为人了。
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
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教育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
（3）第三条绳索是“训练主义猖獗”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既然要想做一颗螺丝钉，就必须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那还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就更要孩子们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两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同样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语学习，考的是学母语人都做不出的那套东西。无怪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哑巴英语。而况外语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学？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英语上。
再比如：数学。有没有必要在小学里学这么难的数学。而况我们的数学是在做大量的数学习题，而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苏步青的孙女是我的学生，我去家访，苏步青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特别是小学要加强语文课。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小学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学一下子就懂了。而我们小孩子最佳的学习母语，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错过了。
复旦大学曦园有一个亭子，朱东润先生写了四个篆字“书声琅琅”。朱老教导同学们要学会读书。现在的学生上学不在读书，要么在听老师同学分析，要么就在做习题，而且语文课一周只有四五节，只有两个半小时。我再也没听从学校里传出那么动听的琅琅书声。读书人不读书，成了习题人！
天天在做练习，做不完的练习，小孩做了十点半，中学生做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
连作文也是搞训练。
上海作文题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08年《他们》。这些题目都可以用一个模式来套，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06年写：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写，必须跨过与民工差距这道坎；08年写，他们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实上，写这样文章的人，也确实得了高分。还在报上宣传。这样的题目只要事先准备几篇，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还需要读书干什么？
对于应试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国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赴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
这样的作文题，怎么能引导同学们独立思考，怎么能促进同学们刻苦读书，完全可以投机取巧的。
我们再看一看先进国家的作文高考题，比如法国零八年的考题：
文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2）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3）解释亚里斯多德在《尼格马科论伦理》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科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2）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3）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2）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3）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德行”的论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题：
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
对比一下，我们真要愧杀！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的见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当然，这里有国情关系，学生、教师所处大背景不同。老实说，拿法国的这些题目来让我们高中教师写，未必有人能写出多少东西来。我自己，就无话可说。由于长期的布置习题，批改作业，讲解习题，教师们也成了机器。
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一个像在马戏团里训练动物野兽的那样一个环境，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每个人都训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这种违背人成长规律的教育下。当然，我们的“人”就这样不见了。杜威说：教学犹如买卖，只有教师积极地卖，没有学生主动的买，买卖没做成，也不会有真正的教学与教育。
这是不是训练主义结出的恶果，毒果？
训练主义使我们不会思考，不敢思考。只能有一个答案。
很多人可以莫名其妙地批评科举制度。大骂八股文，其实连八股文都没看过。
对鲁迅的批评，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说中学课本里，应该少一些鲁迅，便遭来反击。本来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现在只能一种声音。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伟大。周有光在《周有光百岁口述》里只用了一句话，比现在书摊上的成千上万本专著，比刊物上的成千上万篇论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
在这里我要声明，我并非说自己的观点一定对，我是希望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加以讨论。
可是，我们缺乏探讨问题的气度。表面上说要和谐，实际上是反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许不同。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过，叫“同”。
马克思说，我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不同的芳香，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思想有不同的声音呢？
我们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欢走极端，最缺乏一种中庸的思想方式。
所谓“允执两端，求中致和”。《论语》子罕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总是在具体事情上讨论问题的。
本来，我总以为，开放这么多年了，总该进步了，头脑不会那么僵化了。但当我听说华东政法学院的两位学生告发老师上课时的言论时，我傻掉了。我想，如果有人还要挑起斗老师、斗父母、烧外国大使馆的运动，照样会搞得轰轰烈烈！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训练过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
（4）第四条绳索“科学主义横行”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而每一次所谓课改，又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家”。
十八世纪有位法国哲学家叫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以我之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们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就语文教育而言，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离真理更远。什么成功教育，什么尝试教育，什么优化教育，什么红色教育绿色教育，什么什么教育。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们不过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
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别提出来讲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结合语文学习特点来剖析一下。
1、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
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渔”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
2、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
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总之，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把时间省出来做习题，（实际上就是）在另一个场合强化应试教育。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3、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看你记什么，背什么。打人文底子，是饶不过要背要记。死记硬背是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的。设想一下，一个能背出一千首诗歌，两百篇古文，读过几十部小说的人，语文素质会不高？！
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犹太人叫：生吞之功。现在是打着反对“死记硬背”旗帜，搞支离破碎、碎尸万段，没完没了地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题目。不是让学生读原著，而是让他们背你的答案。其实那些教辅材料的答案，只是编材料的人的意见而已。这种习题，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它阻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学习更反感。这种低级的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是“减”的问题，而是要完全应该抛弃。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积累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积累是会有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我教学四十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的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表面上是增加负担，其实恰恰是提高语文水平地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关键是要讲效率，凡有效率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我们知道学习可分为接受学习、机械学习、意义学习、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这六种学习都有用。教师讲解学生听是接受学习，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最基本，最有效，简便省时的学习，它是不可取消的。在六种学习中关键是主动学习、意义学习，如果学习是有意义的，那么，不管教师讲还是自学，都会有效，否则都无用，而如今课堂里演戏太多，满堂问。
4、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
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讲也不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作课”，犹如过去唱戏，“作秀”，“作…科”“作…介”。
5、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6．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
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难怪一个小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孩子不容易”！我见了如获至宝，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并且编到《教师人文读本》里。
科学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听课、评课，无穷无尽的指标。就是不见人！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甚至说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科学主义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如对于宗教，对有神论，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都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是骗人的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其实，马克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论断：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盛开的不结果的花，是医治人们心灵痛苦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可是我们横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5）第五条绳索“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还说是科学管理。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再从实践看，语文课（其他课也一样），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要加以控制，这里有没有将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如何计算？上课决不是演戏，决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单用固定的模式上课，再精彩的课也会引起学生的厌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三）教师贯彻且强化了应试教育
然而，是谁来具体操作这五条绳索，也就是说，是谁来拉动这五根绳索的？是教师？那位，杀死郝旭东老师的高一新生，最恨的是教师，在《死亡笔记》里最想杀的也是教师，因为，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
作为知识分子，教师是应该是有独立精神的人。然而，现在教师的的现状如何？普遍的情况是失去了独立性，缺少教学的理想和应有的责任感。成了应试教育的忠实执行者，“传声筒”，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
然而，如上所说教师并不是不知道要培养“人”，也不是不知道教育要“以人为本”，但是说起来也万分无奈，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上面有教育局、有校长，有年级组长盯着，边上有家长盯着，前面有高考指挥棒，下面有一心在高考中夺得好成绩的学生。升学率不高，校长要找到你，家长要找到你，学生要找到你，你自己心里也不安，你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受牵制。你只好加班加点以应付高考为首要任务。否则，你一个小小的教师，能做些什么呢？
再说，就私人的利益而言，你的评职称，与你的工作成绩息息相关，你的成绩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你何必与这巨大的力量对着干呢？即使装装样子也好。
而且，说实在话，好多校长教师在多年的应试教育的环境中生活，对此已经驾轻就熟，见怪不怪。他们已经习惯于成为一个对对答案的机器。他已经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他本身已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还自以为是“名校长”“名师”。我敢说，如果不搞应试教育，如果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自由的生长，这些教师是不是还能胜任，是不是还能站稳课堂，是大有可疑的。
教师的修养，至少包括“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而今天的许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甚至老教师，往往正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五条绳索，现在不过是愈演愈烈罢了。）。如今，他们要培养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他们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问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梅兰竹菊，皆茫然不解，兴趣几无……这就是我们大多数教师的现状！
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其中包括我本人），他们就学于应试教育，从教于应试教育，绩效考核，战战兢兢，起早摸黑，受苦受累，为良为*，岂是心愿？
加以，教师经济条件不好，要买房，要买车，不得已挣外快，搞家教，明知家教大半骗人，反正有需求，我也有付出，总比当官的贪污盗窃要好，于是心安理得。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与出版商书商合作，卖书给学生，不问教辅书质量好坏，只问有无利可图，及利益大小。
可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只知道“老师是为我们好”。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布置的，自然不惜金钱买来。那些教辅，大多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垃圾。每到高考一结束，撕书烧书的事，在校园里到处都是。
就这样应试教育在我们教师的手中，不但得到贯彻，而且得到强化。
然而，真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吗？是的，是很难，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体制”。但既然身而为教师，总不能眼看我们的孩子在这水深火热中受煎熬！我们每个教师，总要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
毕竟教室门一关，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你。我曾听有些大学老师对研究生说，选学校不是主要的，选导师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大学如此，中小学，也是这样。
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学得热火朝天，有兴趣，站得高，那么，应付高考，即使不比别人高多少，也决不会落在别人后面。（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最近得到好消息，四十五个人中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还有好多已被英美名校录取。）
教改教改，教改的关键还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我总觉得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现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毕竟有很多教师已经在应试教育中挣扎，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很多教师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是。
我也是在拼命挣扎的教师中的一个……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复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师。自从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为漏写一个字（把“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产”字漏了，写成了“共党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坐了两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书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复旦附中，现在六十四岁了，还站在课堂上，可以说，我是教了一辈子的书。
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中学教学有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的文章，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说“学生不读书，教师在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当时我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中学教学进行了反思，并且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点社会反响。《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以整版篇幅称我为“中国语文教学的叛徒”。杨澜采访我时，问我，这几十年来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最得意的是：一，我这一辈子能做个教师；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被评到过先进。我的简历大致如此。
当邓院长要我给大学生讲讲基础教育问题后，我就追问自己，给大学生讲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讲座？然后再是讲什么，怎么讲？我终于想出了三条理由：
1．各位从基础教育来，留下了应试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么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2．各位都是精英，将来要对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发表看法。教育问题是绕不过的。今天听一听一位中学教师的声音。也许会有利于你们的思考。
3．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你们不久都要为人父，为人母。我的讲座，也许有一点参考价值。
（一）基础教育，让“人”不见了
今天我讲的题目叫《“人”是怎么不见的？》。这个题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仪式时，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已经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做奴隶？我们的教师，是不是站起来了？是不是还在跪着教书？我们是不是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校长说不要“以人为本”，没有哪一个教师说不要“以人为本”，也没有一个家长说，不要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是，在实际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师郝旭东倒在血泊中了。杀他的是一名16岁的高一男生，他为什么要动刀？
事先他花65元买了3把刀带到了学校，他还写下了三百余字“死亡笔记”，其中有这样的话：
“我就是个坏学生……我恨老师，更恨学校、恨国家、恨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我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个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胞’。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后悔，自从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事业可以改变。”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是惊呆了！为什么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年，对老师对学校有那么大的仇恨！
然而。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为了读书，儿子杀母亲，母亲打死儿子的事屡屡发生，因为反感读书，未成年的孩子自杀的事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全部归咎于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由生长，是让人性升华，是要让人快乐，而我们的教育却给人带来痛苦，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
（二）五条绳索捆绑了中国的孩子
（1）第一条绳索是“功利主义驱动”
是出了问题。有五根绳索捆绑着我们的孩子。
第一条绳索首先是教育目标出了问题，教育成了功利主义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义在驱动。
教育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有一颗善良的充满爱（的心），当然，还要有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质量。
而功利主义最大的危害，正是在于牺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对他人的爱，专在技能上智力上进行强化训练。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义这个道理，其实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说得很清楚。
一位学者说：大自然造人的时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种求知的需求，由教育来完成。教育是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为了自身的修养，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他还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人是首要的，有余力才去学文。
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爱因斯坦说：“首先要成为一个人，其次成为艺术家，最后才成为钢琴家。”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在这里并不是说不要专业知识，而是说不能以此为终极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就对教育所作的定义是“培养自由的人和创造思维，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人的潜力”，这就是最后的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特别好。这个人并不是以教育家著称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里的几句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展。所谓“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说，教育终极目标是为个体的发展，是“人”的充分发展，不是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个人都得到充分发展，国家自然也会发展。说这话的人叫潘光旦，诸位大概知道这个人，是个社会学家，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法国教育家卢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确的说：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个孩子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会腐烂。（《爱弥儿》）
以上这些论述，一个共同点，都是强调，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天道”，让它符合天性地成长。为此，要有一颗平常心。
鲁迅在《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较明确和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用全副精力，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的话，讲得很明确，但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的话与前面几位有点不同，当时救亡是中国的第一目标，所以他强调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这一点，加进了竞争的成分，加进了考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不该指责的。
但是，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功利主义的道路。
首先是国家功利主义的路线。是政治挂帅，强调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它的着眼点，不是在培养人，而在能不能够成为为国家服务的“一种有用的机器”，“一种服务于政治的劳动工具——劳动者”；不是在关心人的成长，而实际上是在压制人的和谐发展，健康成长。要求做一颗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后来，政治挂帅不行了，又来了分数挂帅，一切为了应试，一切为了分数，所谓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数的奴隶，进了高校后又成了“考证书”的奴隶。
关于国家功利主义，我在这里，不想展开，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点思想就不会熟视无睹。我要讲一讲后一种，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普遍心态。
前两年主流媒体一直在宣传“赢在起跑线上”。有一个叫窦蔻的六岁的孩子，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窦蔻的年华》，一本叫《窦蔻流浪记》，他的爸爸，也写了一本书，叫《窦蔻是这样成长的》。当时几十家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王志节目也在宣传这个神话。上海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主持人谷永立来找我。我把三本书看了一下，真是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神童，这完全在培养扭曲的人！在做节目时，我读了几段窦蔻的日记：
今天做节目有很多是中国名人，许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华153页。）
我问他。怎么想的，他说：是啊，我将来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们现在来拍我的马屁。我又读了一段日记：
59页12月13日米老鼠给马说好听的话，妈就相信了。我对妈说：你不应该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们的。妈说：那我以后就不相信他了。我说：但你要前面相信，后面不信，这样人家就不会恨你了。
61页1月1日以后，我吃饭都是人家送上门来请我吃，谁都想巴结我。
他还在日记里写道：
本来我的校服还蛮干净的，没想到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越洗越脏。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干活了，也不想要工资了。……139页，11月5日
整本日记不满两万个字，但充满了嫉妒，仇恨，霸气。……我们暂不讲文字的粗劣，也不讲三本书里有一大半是重复的，抄来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还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妒忌、仇恨、自私、骄横的思想情绪而言，就是那么的可怕！这哪里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个孩子！当时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导孩子把阴暗的心理表现出来，便大声骂我，说我懂什么教育，欺负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国各地妇联还请他作报告。全国媒体不断得炒作。后来我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起跑线上不要急于定输赢》。
为了摆脱贫困，他父亲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社会竟如此的为他炒作，因为这正好迎合了社会上功利主义的胃口。
还有一件事，韩寒事发生以后，有好多人寄书给复旦副校长孙莱祥，他把书给我看，他给我看看是不是真有水平，我看了后，得出一个结论，都是为投机取巧想办法自费出的书，有不少可能还是请别人捉刀的。在功利主义驱动下，有些人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总之，对国家来说，是要做革命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对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就是不考虑怎么成“人”，不考虑人的完善。不考虑人的成长规律。不考虑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丢了，“人”不见了。
功利主义是自上而下的。教师服从校长，校长服从教育局长，教育局长服从他的顶头上司，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名誉、地位有关。
就这样，在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下，我们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为分数而起早贪黑，奋斗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厌学逃学，用各种形式，甚至用杀害教师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2）第二条绳索是“专制主义坐镇”
这个国家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是通过应试教育实现了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应试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么回事？
诸位都是应试教育的过来人，是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过也许你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想一半是靠聪明和拼命，一半是靠运气。我说这话，各位不要生气，我是有根据的。
我参加过高考命题，也担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我们中心组的五个高考阅卷组负责人总要把卷子做一遍，结果往往是二人错了，三人对了，三人错了，二人对了，几乎没有一道题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们的答案竟奇迹般的完全一样，但打开命题人的标准答案一看，怎么样，全错了。你想想，如果说连我们的答案都不对？那么，怎么要求学生呢？
举个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这样一道题：请阅读下面这首诗，回答问题：
送春朱弁
风烟节物眼中稀，三月人犹恋赭衣。
结就客愁云片断，换回乡梦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现，弱柳沙头絮未飞。
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
问：这首诗通过什么和什么（用诗中的句子）写出了春天的什么？
标准答案竟是：通过“花初现”和“絮未飞”写出了春天的“短暂”。
试问：花刚刚开，柳絮还未飞，你怎么就知道春天的短暂？好比，孩子刚刚出生，你怎么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实这首诗，并非写春天的短暂，而是在写作者思乡。春天刚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还没回家！所以后面写道：把酒送春无别语，羡君才到便成归。这是羡春，是思乡！不是在写春天之短暂！可是标准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条款，无理可说。古诗如此。现代文的阅读更不必说了。
不仅阅读题，连作文，也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答案。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对冰心的一首小诗写评论：
“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冰心《繁星春水》。
出题的人一定要同学们批判孤芳自赏的花。
有的同学赞美孤芳自赏，说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总比同流合污好，却一律打不及格。说是没有读懂原诗，照理“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为什么不能这样理解呢？何况，冰心自己怎么说你也不知道。
总之，专制主义就是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训练你迎合出题人的意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只要你听我的，怎么做都可以。
美国当代教育家库姆斯警告说：“教育不该被迫在聪明的精神病患者与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之间作出选择。
真是不幸言中，我们的教育正是如此。什么是“聪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几位，马家爵、卢刚，还有刘海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轻生的博士生、硕士生。何谓“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种种现象。我们的高考就是这样几乎把一个个有灵性的人培养成了能“适应环境的笨蛋和庸才”。
从培养奴性的人的角度讲，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压制下，我们的同学们确实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无休止的题海中，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夺，生活乐趣被剥夺，独立的人格没有了，不会思想了，只会人云亦云。
赵薇事件。赵薇穿了一件日本国旗的服装，就掀起轩然大波。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其实，本来照我们的逻辑，抗议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赵薇侮辱了他们的国旗。不信，假设，有一个日本歌星，把中国国旗制作成旗袍或三点式泳装，到底是谁会谴责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时，沙拉斯通说了一句大自然的报应的话，我们的网上就大骂起来，其实，后来当她看到这么惨的画面时，已经承认了错误。结果网上还是骂不停。韩寒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别人在遭灾时，我们公然讥讽别人。于是又大骂韩寒。那些话之下流，实在是看了为中国人害羞。
在这样的专制主义长期的压制和熏陶下，我们不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跟着大呼隆起哄。
长期以来用斗争的理论去教育孩子，用爱憎分明，去武装他们的头脑。教材中，有多少‘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的文章，有多少‘要与敌人划清界限’的标准答案。教育孩子，要横眉冷对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满大街贴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么知道是别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却要他们完全照标准答案答题。
所以，最可怕的是，几乎完全不会将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宽容精神。
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们是否知道马加爵现在在哪里？他的阴魂还在游荡。他至今还没有入土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来领他的骨灰，你们知道，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话？他们说。我们不要他的骨灰，我们譬如没生这个人！
我们再追溯到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杀死同学的事件，杀人者叫卢刚，是北京大学留美高材生，他与他的同学在同一个导师手下读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结果导师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华的同学。卢刚恶从胆边生，买了枪在例行的研讨会上把同学打死了，把导师打死了，把曾经不同意他得奖的老师也打死了，把副校长和她的秘书也打死了，最后把自己也打死了。这件事震惊了美国。爱荷华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个世外桃源。人们平和善良纯朴，据说百年来没有听见路上有吵架声，现在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但更震惊的是不久卢刚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长安的家属写来的。信的大致内容是：这几天我们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安是一个多好的人啊！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们二位老人，你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
赵承熙事件。韩国学生杀死了三十二个同学老师以后。他们是怎么对待的？在悼念死者的仪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个灵位，而是三十三个！在赵承熙的灵柩前，人们写着这样的字：赵，我们对不起你，你得到的爱太少了。
请大家比较一下，差距何止千万里。
反右时斗，文革时斗，现在还在斗。他们是把敌人当人看，而我们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硬是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同情心。
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写的碑文中说：“先生的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于动物是有思想，思想没有了，也不成其为人了。
所以我们说，应试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专制主义，最终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为专制主义的本质是“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或机器中的零件，当成工具，当成特权者为达到目的，为他们效力的后备军。
这就是“人”不见了的第二个原因：限制人的自由发展，限制人的个性发展，不让学习者有独立的思考。这就是教育的专制主义。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当然也就没有学习的快乐可言。
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失去学习的兴趣是必然的。
其实早在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育论》里就指出过：当时的一些学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场。每一个青少年恨不得从教室里即刻逃跑。他们在教室里度过了令人沮丧的岁月却所获不多。请听听先哲的警告，这难道不是在说我们吗？
（3）第三条绳索是“训练主义猖獗”
何为“训练主义”？即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训练体系。学校成了车间中的流水线，每一位不同学科的教师几乎在干同一件事——锻铸、雕凿符合“标准”的零件。美其名曰：灵魂工程师。刚才我们讲了“人”怎么不见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根本上不是为培养人而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既然你是为了制造螺丝钉，是为了让他们听话，把你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那么一切所谓的学习，都将是被动的。既然要想做一颗螺丝钉，就必须接受灵魂工程师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颗大的螺丝钉，一颗重要的螺丝钉，那还要通过考核，更要接受训练。就更要孩子们学会迎合，学会揣摩。
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要听话，要根据统一标准，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独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够按照上面的规定动作做就行了。于是，就要接受训练，训练主义自然也应运而生。确实，现代社会分工细密，专业繁多，但不应成为机械训练的理由。教育的本质仍是“人”，要培养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训练主义的本质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线那样，可是，人的精神成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
以语文为例，语文学习的规律是“培根”“积累”。韩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而如今，却违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规律，人的成长最基本的规律。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急于灌输各种思想，《学记》中提到教学不能“凌节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为造机器、工具、螺丝钉，就必须来个“教育大跃进”。
今天，我们的小学生从一两年级开始就在搞分析。一种理解，一种声音，一个标准答案。有一次我听一位浙江的特级教师上《邱少云》，课上这位老师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现“纹丝不动”。通过不断提问，比较，说明这个词用得怎么好。分析得头头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时间。但我要问：人在被火烧时，真的会“纹丝不动”吗？这样的分析有什么作用！就是这样大量的分析、启发，所谓热热闹闹的课堂，占去了小学生的大好时光。小学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是最应该积累的时期，不去接触的东西，不去记一些一辈子受用的东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这就是基础教育的现状。
同样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任务是要建构学生的语文系统，这个系统分三个子系统：1、汉字的认字和写字系统，（古人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汉语的听说读写系统，3、母语文化生成系统。而这个系统的基础的东西是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这里读、记、背是绕不开的。只有大量的积累，积累的语言、思想、感情才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现在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语文是异化了。语文课成了数学课，母语课成了外语课。教的不是语文，而是非语文。上课不读书，下课不看书，为了应付考试，几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习题。讲语法，讲“用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独缺少真正的读书与学习，更没有探求真理的兴趣与愿望。时过境迁，一点东西也没有留下。所以我说“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语学习，考的是学母语人都做不出的那套东西。无怪学了十几年，还是个哑巴英语。而况外语是不是需要这么多人学？现在，几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英语上。
再比如：数学。有没有必要在小学里学这么难的数学。而况我们的数学是在做大量的数学习题，而不是去体验数学思想。苏步青的孙女是我的学生，我去家访，苏步青教授对我说，你应该呼吁，数学的难度要降下来，特别是小学要加强语文课。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于六分之五，小学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学一下子就懂了。而我们小孩子最佳的学习母语，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光错过了。
复旦大学曦园有一个亭子，朱东润先生写了四个篆字“书声琅琅”。朱老教导同学们要学会读书。现在的学生上学不在读书，要么在听老师同学分析，要么就在做习题，而且语文课一周只有四五节，只有两个半小时。我再也没听从学校里传出那么动听的琅琅书声。读书人不读书，成了习题人！
天天在做练习，做不完的练习，小孩做了十点半，中学生做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
连作文也是搞训练。
上海作文题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07年《必须跨过这道坎》、08年《他们》。这些题目都可以用一个模式来套，都可以写关心弱势群体。06年写：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写，必须跨过与民工差距这道坎；08年写，他们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实上，写这样文章的人，也确实得了高分。还在报上宣传。这样的题目只要事先准备几篇，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还需要读书干什么？
对于应试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国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苏的王栋生老师收集了用同样一句话作开头的套文：那句话是“屈原向我们走来”：
2004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的爱国之情，像山一样沉稳……他的文思，像水一样灵动
2005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凤头、猪肚、豹尾与人生的关系“，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帝高阳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这样一种凤头……当他举身跳入赴汨罗江时，他画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人与路”，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2007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怀想天空“，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他仰望着楚国的天空……
2008年江苏省的高考作文题是“好奇心”，考生写道：“屈原向我们走来……那是为什么？我感到好奇……”
这样的作文题，怎么能引导同学们独立思考，怎么能促进同学们刻苦读书，完全可以投机取巧的。
我们再看一看先进国家的作文高考题，比如法国零八年的考题：
文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对于思想桎梏的解脱？
2）艺术品是否与其他物品一样属于现实？
3）解释亚里斯多德在《尼格马科论伦理》中有关“责任”的论述
科学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现实中得到满足？
2）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较有什么意义？
3）解释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有关“正义”的论述
经济社会类考生选择题（三选一）
1）人们是否可以摆脱成见？
2）我们可以从劳动中获取什么？
3）解释尼采在《人性，太人性》中有关“德行”的论述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作文题：
想像你是某两个著名人物的后代，谁是你的父母呢？他们将什么样的素质传给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题：
科学提倡怀疑精神，宗教信仰镇压怀疑精神，你对此认可多少
对比一下，我们真要愧杀！这样的题目，没有读过许多书，没有独立的见解，是无论如何写不出的。当然，这里有国情关系，学生、教师所处大背景不同。老实说，拿法国的这些题目来让我们高中教师写，未必有人能写出多少东西来。我自己，就无话可说。由于长期的布置习题，批改作业，讲解习题，教师们也成了机器。
训练主义，害了多少人。我们的教育创造了一个像在马戏团里训练动物野兽的那样一个环境，通过统一的高考标准，通过这样的教育，把每个人都训练成为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还谈什么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还谈什么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这种违背人成长规律的教育下。当然，我们的“人”就这样不见了。杜威说：教学犹如买卖，只有教师积极地卖，没有学生主动的买，买卖没做成，也不会有真正的教学与教育。
这是不是训练主义结出的恶果，毒果？
训练主义使我们不会思考，不敢思考。只能有一个答案。
很多人可以莫名其妙地批评科举制度。大骂八股文，其实连八股文都没看过。
对鲁迅的批评，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说中学课本里，应该少一些鲁迅，便遭来反击。本来不同的观点可以争论，现在只能一种声音。鲁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伟大。周有光在《周有光百岁口述》里只用了一句话，比现在书摊上的成千上万本专著，比刊物上的成千上万篇论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说：“鲁迅是毛泽东捧起来的。”
在这里我要声明，我并非说自己的观点一定对，我是希望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加以讨论。
可是，我们缺乏探讨问题的气度。表面上说要和谐，实际上是反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许不同。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过，叫“同”。
马克思说，我们既然允许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不同的芳香，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思想有不同的声音呢？
我们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欢走极端，最缺乏一种中庸的思想方式。
所谓“允执两端，求中致和”。《论语》子罕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总是在具体事情上讨论问题的。
本来，我总以为，开放这么多年了，总该进步了，头脑不会那么僵化了。但当我听说华东政法学院的两位学生告发老师上课时的言论时，我傻掉了。我想，如果有人还要挑起斗老师、斗父母、烧外国大使馆的运动，照样会搞得轰轰烈烈！因为我们的学生是训练过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
（4）第四条绳索“科学主义横行”
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而每一次所谓课改，又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家”。
十八世纪有位法国哲学家叫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以我之见，这二十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们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就语文教育而言，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离真理更远。什么成功教育，什么尝试教育，什么优化教育，什么红色教育绿色教育，什么什么教育。教育论文铺天盖地，而且都把它说成是符合科学的先进的教学理论。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们不过在制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罢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与时俱进。老教育家吕型伟说，这叫教育的“多动症”。
在我看来，与其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因为它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启迪人的灵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谓科学理念，往往坏了教育。我们还是归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别提出来讲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结合语文学习特点来剖析一下。
1、关于授之以渔与授之以鱼的问题
有人说，教育“要授之于渔，不要授之于鱼”。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学到抓鱼的方法，方法会了，以后自己抓鱼吃。但是我要问，抓鱼的方法怎么学到，是老师可以凭空传授的灵丹妙药吗？比如，如何读书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读书，会读书的人，但你问他读书方法，他能讲得出吗？他能传授给你吗？好比：打网球，你不去打，教练仅仅教你打的技巧，你学得会吗？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操千曲而知音”，“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读书，你怎么学会读书。其实，大多数老师自己也不见得都有“打渔”的本领和方法，他不过在教学生“做习题”的技巧而已。
2、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整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
对减负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关键在于是否让他们学得有收获，学有兴趣，有收获有兴趣自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现在那样，为了考卷上的几分之差，不断地反复地进行低层次的操练，必然会感到烦躁，感到压力大。
而且对“减负”不能笼统地看，不是说所有的“负担”都要减，人总是要有负担的。读书是苦中找乐的过程。该有的负担不能减少！而不该有的无效的负担则不但要减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辅、无穷无尽的习题等等。
总之，减负的目的是增效，是为了孩子更健康地发展。把时间省出来做习题，（实际上就是）在另一个场合强化应试教育。
以语文学科为例。我认为学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阅读的量要增加。有些课文看一二遍就够了，不必没完没了的分析、讨论探究，做作业，但现在的问题是，常常无中生有，要求学生把课文里没有的东西讲出来，还硬要编成古怪的习题，还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学们为了做习题，便去买大量的教辅材料，看了答案，又发现与自己做的完全不同，于是更失去了兴趣和信心。如此恶性循环，那才叫真正加重负担！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教师为了不撞枪口而表面上不得不减少课时，一方面又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在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去家教。因为他知道如果真的减负成绩下去了，校长那儿也是一票否决制。这种政策叫逼良为娼，号召大家说假话，做两面人。口头上讲减负，实际上搞加码。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讲假话，讲一套，做一套，而且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3、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看你记什么，背什么。打人文底子，是饶不过要背要记。死记硬背是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的。设想一下，一个能背出一千首诗歌，两百篇古文，读过几十部小说的人，语文素质会不高？！
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犹太人叫：生吞之功。现在是打着反对“死记硬背”旗帜，搞支离破碎、碎尸万段，没完没了地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题目。不是让学生读原著，而是让他们背你的答案。其实那些教辅材料的答案，只是编材料的人的意见而已。这种习题，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它阻碍了孩子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对学习更反感。这种低级的误人子弟的东西，不是“减”的问题，而是要完全应该抛弃。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积累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积累是会有负担的，但这个负担对于学生来说是很有必要。我教学四十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的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表面上是增加负担，其实恰恰是提高语文水平地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关键是要讲效率，凡有效率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我们知道学习可分为接受学习、机械学习、意义学习、被动学习、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这六种学习都有用。教师讲解学生听是接受学习，是世界上至今为止最基本，最有效，简便省时的学习，它是不可取消的。在六种学习中关键是主动学习、意义学习，如果学习是有意义的，那么，不管教师讲还是自学，都会有效，否则都无用，而如今课堂里演戏太多，满堂问。
4、关于师生互动的问题
现在，上课一定要强调师生互动。而且搬出很多理论，规定上课的几个环节，强调学生必须要有多少问题。有的课简直上成了“满堂问”。规定一定要用多媒体。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关键是心动，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讲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讲也不妨。相反，课堂再热闹，也是枉然。如今上课叫“作课”，犹如过去唱戏，“作秀”，“作…科”“作…介”。
5、关于知识和意见问题
把意见当知识考。个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确，也不是知识，而是意见。现在的考试，大量的选择题，都是出题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他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他认为反映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定要别人按他的答，否则就错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为什么连本专业的大学教授也答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那么，为什么要让学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样呢？我毫不夸张的说如果让学生出题目来考高考命题人，他们也会被烤焦烤烂！
6．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对中小学生来说，主要是接受性教育。过分强调创新，并不利于他们的成长，现在连小学生也在侈谈创新，搞什么研究性学习，实践性学习，那是拔苗助长。
十九、二十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写道：“在中学阶段，学生应该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在小学中学阶段主要是传承性学习，到大学，才是创造性学习。这是一种教育的智慧。他强调，大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智慧。他告诫人们“凡是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科学主义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说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园去玩，公园里有很多树很多花，树是绿的，花是各种各样颜色的。老太太老爷爷们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讲话，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买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这是多么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师说成没思想性。还有一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个孙中山，后面一个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三个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后来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多么有童真童趣！真可谓是天籁之音！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胡思乱想，对伟人不尊敬。因为科学主义告诉我们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写健康的东西，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应该开头写什么，中间写什么，最后写什么。
就这样，可怜我们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断了。
难怪一个小朋友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孩子不容易”！我见了如获至宝，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并且编到《教师人文读本》里。
科学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听课、评课，无穷无尽的指标。就是不见人！
科学主义横行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美名，他们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要按天意办事，毫无敬畏感，他们像王安石那样，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反对科学，什么反对改革，什么封建迷信，唯心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甚至说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
教育，应该启迪孩子们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科学主义却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如对于宗教，对有神论，在我们的中学教育中，都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是骗人的毒害人们灵魂的精神鸦片。其实，马克思也不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论断：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树上盛开的不结果的花，是医治人们心灵痛苦的精神鸦片。宗教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可是我们横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问题上，我以为还是具体一点，多研究具体的问题，少讲一点空洞的理论，少讲一点伪科学也就是少讲点科学主义。
（5）第五条绳索“技术主义助阵”
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技术化，规范化，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是量化。
上课有模式程式：复习旧课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是不是见红，红的有多少？
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字数多少。是哪一级刊物发表的，是不是有书号。只要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只要是有书号的，哪怕文章再烂。也能评上。（更不说评判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评判。）
还有，在行为规范要量化，黑板不干净扣几分，早操时讲话扣几分，并且要按时检查。弄的学校像警察局，教师、学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师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真理，还说是科学管理。
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是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将教学纳入“科学的轨道”“专制主义”的陷阱。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了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所谓“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又有实际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学的原理要验证，实验的数据首先要求实验的条件保持不变，结果可以反复出现。而教室里的学生是一个个活的生命体，每一分钟，每一个个体都是不同的，都在变化之中，你如何来设定科研的条件？如何来应对课堂里每一分钟的教育？
再从实践看，语文课（其他课也一样），规定每一分钟该干什么，要加以控制，这里有没有将学生的情况计算进去，如何计算？上课决不是演戏，决不可能有固定的程式，单用固定的模式上课，再精彩的课也会引起学生的厌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也许能用于搞课题，写论文，但决不适用真正的课堂教学，教学要符合规律，力求科学有效，“课堂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师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讨问题，更需要艺术。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需要教师能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总之，课堂里情况千变万化，课堂里学生各式各样，所讲授的内容每天不同，怎么可以用僵化的技术主义去画地为牢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说：“你可以期待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风却随心所欲地从四面八方吹来。”我要说：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明天你课堂的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全部预计到的？你怎么能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教师的学识，来处理这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
就这样，明明是很有才华的学生，一个个成了俯首贴耳，灰头土脸的样子。在这五条绳索的捆绑下，朝气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琐琐、谨小慎微的、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成了习题的奴隶，成了老师的奴隶，考试的奴隶，教辅书的奴隶，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隶。
总之，这五条绳索捆绑住我们的学生：
功利主义：浮躁浅薄，急功近利。
专制主义：扼杀个性，奴化教育。
训练主义：制造工具，剥夺灵性。
科学主义：貌似科学，堂皇迫害。
技术主义：专讲技巧，反复操练。
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养成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和“该”做什么；例如，当教师们、校长们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校长们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须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分不值。
（三）教师贯彻且强化了应试教育
然而，是谁来具体操作这五条绳索，也就是说，是谁来拉动这五根绳索的？是教师？那位，杀死郝旭东老师的高一新生，最恨的是教师，在《死亡笔记》里最想杀的也是教师，因为，教师是教育行为的具体执行人、贯彻者，是应试教育的帮凶。
教育本质上是教师的活动，没有教授就没有大学，没有教师就没有中小学，教师是一切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实践人。学校里，校长出国一周一月，一年半载，学校教学工作照样运行，但缺了教师，一天也不行！
作为知识分子，教师是应该是有独立精神的人。然而，现在教师的的现状如何？普遍的情况是失去了独立性，缺少教学的理想和应有的责任感。成了应试教育的忠实执行者，“传声筒”，同时也成了这种教育体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帮凶。
然而，如上所说教师并不是不知道要培养“人”，也不是不知道教育要“以人为本”，但是说起来也万分无奈，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上面有教育局、有校长，有年级组长盯着，边上有家长盯着，前面有高考指挥棒，下面有一心在高考中夺得好成绩的学生。升学率不高，校长要找到你，家长要找到你，学生要找到你，你自己心里也不安，你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受牵制。你只好加班加点以应付高考为首要任务。否则，你一个小小的教师，能做些什么呢？
再说，就私人的利益而言，你的评职称，与你的工作成绩息息相关，你的成绩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率。你何必与这巨大的力量对着干呢？即使装装样子也好。
而且，说实在话，好多校长教师在多年的应试教育的环境中生活，对此已经驾轻就熟，见怪不怪。他们已经习惯于成为一个对对答案的机器。他已经没有高屋建瓴的能力。他本身已是整个机器的一部分，还自以为是“名校长”“名师”。我敢说，如果不搞应试教育，如果让我们的学生充分的自由的生长，这些教师是不是还能胜任，是不是还能站稳课堂，是大有可疑的。
教师的修养，至少包括“道德修养”与“文化修养”。而今天的许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甚至老教师，往往正是中国应试教育的产物（应试教育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五条绳索，现在不过是愈演愈烈罢了。）。如今，他们要培养和他们一样的学生了！他们只有技术，缺乏艺术；只有知识，缺乏见识；只有学历，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风格；只有规格，缺乏人格；只愿做题目，不愿做学问；只会纠缠于字面，不能深入于意旨；只会要求学生作文，自己却常常不如学生；只能关注学生成绩，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顾眼前利益，很少远大理想；读书不多，修养不够，问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梅兰竹菊，皆茫然不解，兴趣几无……这就是我们大多数教师的现状！
不过，我们也不能苛责他们（其中包括我本人），他们就学于应试教育，从教于应试教育，绩效考核，战战兢兢，起早摸黑，受苦受累，为良为*，岂是心愿？
加以，教师经济条件不好，要买房，要买车，不得已挣外快，搞家教，明知家教大半骗人，反正有需求，我也有付出，总比当官的贪污盗窃要好，于是心安理得。
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与出版商书商合作，卖书给学生，不问教辅书质量好坏，只问有无利可图，及利益大小。
可怜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只知道“老师是为我们好”。只要是老师推荐的，布置的，自然不惜金钱买来。那些教辅，大多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垃圾。每到高考一结束，撕书烧书的事，在校园里到处都是。
就这样应试教育在我们教师的手中，不但得到贯彻，而且得到强化。
然而，真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吗？是的，是很难，因为这不仅仅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体制”。但既然身而为教师，总不能眼看我们的孩子在这水深火热中受煎熬！我们每个教师，总要尽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为的。
毕竟教室门一关，你是起主导作用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是你。我曾听有些大学老师对研究生说，选学校不是主要的，选导师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大学如此，中小学，也是这样。
如果你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学生学得热火朝天，有兴趣，站得高，那么，应付高考，即使不比别人高多少，也决不会落在别人后面。（我们的文科实验班，最近得到好消息，四十五个人中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还有好多已被英美名校录取。）
教改教改，教改的关键还在教师，没有教师，不但没有教改，也没有教育。所以我总觉得教师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关键是六个字：亲其师，信其道。现在，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毕竟有很多教师已经在应试教育中挣扎，希望对现状有所改变。而且，已经有很多教师作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栋生老师就是。
我也是在拼命挣扎的教师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