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重要文章。
当时，全国的正常人，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不祥和冷气。
但均无可奈何。
因为自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服从权力。对真理和正义，抱着肉颈脖碰不过钢刀的现实，委曲忍耐不追求。对高层的强词夺理，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姚文元此文杀气腾腾，虎视眈眈，充满敌意。完全不是一篇剧评，而是一种占有权势制高点的政治讨伐。
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奏。
现在已知，这篇文章是江青秘密策划的。
江青背后，当然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亲密战友毛泽东。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内容涉及中央领导层，及他们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通篇文章，与剧情以及戏剧艺术探讨，毫无关系。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尚有良知，拒绝转载。
这也证明，当时的官方报纸，还有点是非原则，并不是一家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拒绝转载此文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愤然言道，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老人家对自己的专制、独裁，毫无自省。
事实上，毛泽东是觉得只要跟他有不同意见，都是反革命，都是要搞独立王国。
毛泽东自己，具有强烈的独断专行欲望和习惯，却反对任何人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
这叫什么道理？
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点题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这就直接将吴晗的历史剧，和前几年的庐山会议挂上钩，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作品，是为彭德怀被罢官而鸣冤叫屈。
对此，文艺界，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理论界的许多人不服，但面对淫威，人们只能噤若寒蝉。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毛泽东就提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
这个小组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一九六六年二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理论界、文化界的思想多元，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
彭真在会上说：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
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上报中央。
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并于二月七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意见。
于是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表中央起草、转发该提纲的批语。次日晨连同提纲，一一电传中央。
此件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目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由其文出台的时间而得名。
提纲实事求是，努力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圈定在学术范围讨论。
但《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
后来，《二月提纲》成为彭真反对毛泽东的直接罪状。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谈何正义？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历史已经作出定论。
但历史并未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作出定论。
文革结束，在党的重要文件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分错误。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即使他是九分错误，也只能说是三分错误。
否则，让“伟大领袖”这一称号情以何堪？
毛泽东独裁之心绝非一日，只是他在一九五八年热衷大搞的大跃进失败的太惨，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来收拾大量饿死人的局面。尽管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滥用权力，蛮横地将彭德怀打成反革命，施展了一下威风。但他自己自知理亏，后来多年退居二线。
文革前，经过几年学雷锋、当毛主席好战士的宣传，经过提倡阶级斗争的宣传，军队经过突出政治的宣传，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先拿吴晗祭刀，接着，他就要对他的战友们，和一大批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们，痛下杀手了。
作为毛泽东的打手江青，早已磨刀霍霍。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
化名何明，实则是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
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评“三家村”》，副标题是“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他们的“黑后台”。
阴风习习来眼底，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居心，已露端倪。
十年浩劫，即将开始。
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历史，像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熬过浩劫痛彻心扉的人们，本期望执政者会对文革会有个清晰的结论，但权势者一句对文革的评价“宜粗不宜细”，就将评论文革、研究文革划入禁区。
回避评价文革，是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回避评价毛泽东，后患无穷。
反胡风，反右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饿死人、庐山会议、四清，直至十年文革，这么多庞大持久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就被“三分错误”取代了。
这不是笑话吗？
骗谁啊？
今天，文革开始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客观、公正、理智地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虽然中央对文革有“浩劫的定论”，但如今，人们谴责文革的有之，歌颂文革的有之，对文革不了解、冷漠的有之。
不纪念文革五十年，不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回避研讨文革，是自欺欺人
当时，全国的正常人，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不祥和冷气。
但均无可奈何。
因为自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服从权力。对真理和正义，抱着肉颈脖碰不过钢刀的现实，委曲忍耐不追求。对高层的强词夺理，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姚文元此文杀气腾腾，虎视眈眈，充满敌意。完全不是一篇剧评，而是一种占有权势制高点的政治讨伐。
事实上，这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奏。
现在已知，这篇文章是江青秘密策划的。
江青背后，当然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亲密战友毛泽东。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内容涉及中央领导层，及他们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通篇文章，与剧情以及戏剧艺术探讨，毫无关系。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尚有良知，拒绝转载。
这也证明，当时的官方报纸，还有点是非原则，并不是一家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拒绝转载此文的举动，毛泽东对此愤然言道，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老人家对自己的专制、独裁，毫无自省。
事实上，毛泽东是觉得只要跟他有不同意见，都是反革命，都是要搞独立王国。
毛泽东自己，具有强烈的独断专行欲望和习惯，却反对任何人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
这叫什么道理？
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点题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这就直接将吴晗的历史剧，和前几年的庐山会议挂上钩，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作品，是为彭德怀被罢官而鸣冤叫屈。
对此，文艺界，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理论界的许多人不服，但面对淫威，人们只能噤若寒蝉。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毛泽东就提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
这个小组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一九六六年二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理论界、文化界的思想多元，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
彭真在会上说：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
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上报中央。
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并于二月七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意见。
于是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表中央起草、转发该提纲的批语。次日晨连同提纲，一一电传中央。
此件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目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由其文出台的时间而得名。
提纲实事求是，努力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圈定在学术范围讨论。
但《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
后来，《二月提纲》成为彭真反对毛泽东的直接罪状。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谈何正义？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历史已经作出定论。
但历史并未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作出定论。
文革结束，在党的重要文件上，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分错误。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即使他是九分错误，也只能说是三分错误。
否则，让“伟大领袖”这一称号情以何堪？
毛泽东独裁之心绝非一日，只是他在一九五八年热衷大搞的大跃进失败的太惨，只好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出来收拾大量饿死人的局面。尽管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滥用权力，蛮横地将彭德怀打成反革命，施展了一下威风。但他自己自知理亏，后来多年退居二线。
文革前，经过几年学雷锋、当毛主席好战士的宣传，经过提倡阶级斗争的宣传，军队经过突出政治的宣传，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先拿吴晗祭刀，接着，他就要对他的战友们，和一大批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们，痛下杀手了。
作为毛泽东的打手江青，早已磨刀霍霍。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
化名何明，实则是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
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评“三家村”》，副标题是“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他们的“黑后台”。
阴风习习来眼底，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居心，已露端倪。
十年浩劫，即将开始。
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历史，像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熬过浩劫痛彻心扉的人们，本期望执政者会对文革会有个清晰的结论，但权势者一句对文革的评价“宜粗不宜细”，就将评论文革、研究文革划入禁区。
回避评价文革，是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回避评价毛泽东，后患无穷。
反胡风，反右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饿死人、庐山会议、四清，直至十年文革，这么多庞大持久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就被“三分错误”取代了。
这不是笑话吗？
骗谁啊？
今天，文革开始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客观、公正、理智地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虽然中央对文革有“浩劫的定论”，但如今，人们谴责文革的有之，歌颂文革的有之，对文革不了解、冷漠的有之。
不纪念文革五十年，不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回避研讨文革，是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