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一下……帮帮忙一下……”
夜色笼罩，人声喧哗。在腾讯网站“焦点现场”的视频（已被删除）中，传出一个人的呼喊，南方口音，带着无力的恐惧。这很可能是青年雷洋留在这世间最后的声音。
还有一周，雷洋不明不白离世将满一个月，6月1日上午，北京检方宣布对涉案的5名昌平区民警立案侦查，公安部也公布前一天党委会议强调对涉警舆情要高度重视、客观公正积极回应，同时要依法查处恶意造谣炒作民警依法履职者。
从坚称民警正当执法、无过激行为，还以洗脚店女职员和雷洋的口供，以及避孕套“物证”来证明雷洋“确有嫖娼”，到执法民警被立案侦查，官方处理雷洋案的手法取向，在“不为嫖娼污名所动”的舆论追问下，似乎正发生变化。
然而，雷洋的尸检报告仍未公布，整个案情如今仍支离模糊、疑点重重，更重要的是，雷洋之后，如何不再有雷洋？
一名北京中产阶级的非正常死亡
2016年5月7日夜，雷洋死于北京警察的一次“抓嫖”行动。在家人的记忆里，晚上21时左右，雷洋出门去首都国际机场接机，之后再也联系不上。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翌日凌晨，雷洋已经是医院里一具冰冷的尸体。
而据昌平警方的通报，5月7日20时许，他们接到举报，去查处昌平区霍营街道某小区一家足疗店内的卖淫嫖娼问题，查获6人。期间，警方在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洋带回审查时，对方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警方对其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后，雷洋突然身体不适，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这场警民冲突，连同巨大的谜团，连同雷洋身上一系列身份特征——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环境经济学者、女儿刚出生两周的父亲——让雷洋的猝死在第一时间经由网络引爆舆论，持续10余天，至今汹涌未歇。
回顾近几年，尚没有哪位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在注意力稀缺的今天，引起网民如此持续、有耐心的关注。
真正使得雷洋案被持久关注并引发各阶层同理心的，是人们对近年来警权持续扩张、公民权利节节败退的巨大恐惧。
同样是死于警察的行动。2015年5月，在黑龙江庆安小城的火车站，徐纯合——黑龙江一位45岁的农民、多年的上访者，被民警当场开枪打死。身边是他81岁的母亲和3个孩子。警方很快“盖棺定论”，确认“开枪合法”。
时隔一年之后，青年雷洋死于北京警察的“抓嫖”。以往，“嫖娼”作为一个被警方运用自如的“打击手段”和抹黑手法，几无不克。然而这次，人们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警方“坐实嫖娼”的议程设置，而是追问真相，要求交代全部“死亡细节”。
雷洋的人大校友们纷纷发出公开信，呼吁独立公正调查雷洋之死，网友们讨论着警察手中被摔坏的执法记录仪，雷洋可能的病史和迟迟没有公布的尸检报告，甚至像福尔摩斯一样根据所有公开信息，比对雷洋出门的时间和轨迹，以及究竟遭遇了什么作出“沙盘推演”。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追问真相，否则，我们就是下一个雷洋。”在雷洋尸检结果公布之前，这样的呼声，在网络上汇聚成主流。
究其深层，真正使得雷洋案被持久关注并引发各阶层同理心的，是人们对近年来警权持续扩张、公民权利节节败退的巨大恐惧。
孙志刚与黄碟门：公民曾试图驯服警权
谈论雷洋事件时，一个名字时时浮现：孙志刚。
2003年3月17日夜，广州白领、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的收容救治站。三天后，孙志刚被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收容人员殴打致死。
13年前的孙志刚墓志铭，又被人们提起。大理石上铭刻的墓志铭如是：“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在其下方，注明孙是“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是中国人权史上一个重要案例，也是公民试图驯服警权的一次努力，不仅有“舆论倒逼真相”的特点，更是对公民权利意识的一次普及。
彼时中国，互联网普及不久，传统媒体尚处于黄金时期，公民意识蓬勃增长，一些与公民权利相关的“大事”经网络传播而引起广泛讨论。著名者，除了孙志刚之死，还包括2002年的陕北“黄碟事件”。
2002年8月13日，在中共“革命圣地”延安，民警“接到举报”后闯入一对新婚夫妇家中，将这对“看黄碟”的夫妻和作为呈堂证供的电视机、影碟机等带回了派出所。此事轰动全国，丈夫在被刑拘16天后释放，最终由延安政府登门致歉。“夫妻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事件，之后被称为经典的宪法案例，其最大贡献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样本，指出公权与私权的边界，以及代表公权的警察应止步何处。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舆论上，法学界对黄碟事件的参与颇深。“于公民，法无禁止皆可为；于公权，法无授权皆不可为。”这些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结合新鲜泼辣的新闻，在当时的媒体上，曾被充分讨论。
那些年，也正是曾以舆论监督见长的《南方都市报》挟风雷之势成长之时。一批理想主义的媒体人，呈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气质，在孙志刚事件中拿出了客观冷静的新闻报导，一扫中国报界“宣传喉舌”之霾，将公民权利的讨论引入纵深。
在媒体之外，法学界亦积极呼应。先是滕彪、许志永等三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其后更有贺卫方、萧瀚等五位学者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2003年6月，温家宝宣布由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办法。这一选择，虽然躲避了社会要求启动“违宪审查”的压力，但毕竟通过废止恶法，舒缓了社会情绪。孙志刚案本身的结果也是“大快人心”，多名行凶者被处以重刑。
这在当时，大概已是最好的结果。不管之后，加上南都在“SARS”事件中的表现，粤地行政与司法系统对南方都市报如何恨之入骨，并予以报复，使得南都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等人，也各自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毕竟，南都为中国媒体人引领了一份荣光，也因此将中国的人权理念，向前推动了一步。
此消彼长，当舆论监督遭遇“诽谤”
然而，在一个法治不彰的国家，类似孙志刚案中的纠错机制并不经常启动。
2003年之后，关于警权扩张的新闻仍层出不穷。贵州枪击案、兰州警察射杀“劫持者”等多起案件中，都涉及警察开枪不当的问题，此类案件，经媒体披露，有的得到纠正，也有的不了了之。
另有多起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例如2008年辽宁省铁岭市4名警察来到北京市法制日报社、以涉嫌“诽谤罪”为由要据传北京记者朱文娜的“辽宁跨省抓记者事件”，又如2006年在重庆彭水县，一名公务员因一条针砭时弊的原创短信被逮捕，40多名收到短信的亲友被牵连其中的“彭水诗案”等案件，都有警方介入言论表达、抓捕记者或公民的身影。
但彼时，调查报导在中国勃勃待兴。在禁令与反抗之间，媒体人自觉寻求表达，管制下也能钻钻缝隙、打打擦边球，而公权机关尚不那么自信，也没有那么快习得信息控制、应对舆论的全套手段。这些事件，经媒体披露、网民围观之后，往往使得警方非常狼狈。
可以说，多年来，公民权利与警权扩张之间的冲突没有停止过，但因为舆论的广泛参与，一些重大事件中，警方往往处于劣势。
如今，公民们已经知道，惟经由舆论对公权的持续监督，真相才有呈现的可能。
2013年之后，情势又有变化。2013年初，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南方周末》正筹备一年一度的新年特刊。但广东省委宣传部直接插手，超越流程要求南周撤换版面、删稿、擅改文字，且出现一些事实性错误。此事引发了南周一些编辑记者和全国范围的联名公开信抗议。在北京方面的高度紧张和压制下，记者和公众的抗议不了了之。
自此之后，媒体的空间越来越收缩。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微博治理大V（即微博上粉丝众多的vip用户，多为意见领袖）、“犯罪分子”上央视忏悔等事件，警权扩张的趋势愈发明显，其中“寻衅滋事”罪名的泛化，更是让每一个中国网民可能时时如坐被告席之毡——
2013年9月，“两高”（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简称）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有“五百转”的规定——诽谤信息被浏览或转发500次以上就可能构成犯罪，使得公民网络表达可能被以“诽谤罪”追责，而虽然“诽谤”为自诉罪，现实中却往往被以“寻衅滋事”的名义由警察直接插手。
“行动起来，我不想成为下一个雷洋”
多年来，公民较真权利的过程，也是“死磕派”律师逐渐出现的过程。
死磕——在中国律师界，这个词虽然褒贬不一，例如有人认为律师们在案件进展过程中，“打横幅”、“写公开信”等方式，缺少对法律的尊重。但真正了解中国司法现状的人则知道，针对案件中可能存在的程序违法，以及不透明的状况，为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律师“死磕”或许是有效的办法，这种“不得不为之”的对抗姿态，有时也能使司法机关忌惮三分。
2015年之前，多起案件中，能看到死磕律师的身影。2015年5月徐纯合事件发生时，多名死磕律师赶赴现场，提供法律援助，并在网络上直播。但仅仅两个月之后的7月，死磕律师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打击。
一方面，警权逼近，另一方面，律师遭遇打压，媒体则在管制中沦落。而在一个正常国家，媒体与律师本来都应是牵制警权的重要力量。也或许因此，2016年5月，当雷洋案发生时，讨论又回到了10多年前的起点。
然而，毕竟时间会带来变化。尽管公权机关时不时刻意“引导”舆论，但在雷洋事件中，民众并不买账。
媒体虽然衰落，但网络舆论愈加茁壮，它成为一种更为强大难以压制的力量，始终在推动着关注的热度。另一方面，经过10多年启蒙，人们的基本认知已发生变化——曾经，公权力只需在“性”上做文章，便能成功把当事人污名化——但这一手段，在雷洋事件中突然失效。
之前，“微博大V”薛蛮子、因监督公车私用而闻名的广州区伯、兰州记者张永和等，都是被拿嫖娼来说事。但在雷洋事件中，人们并没有纠结于“嫖娼”的道德污名化，而是越来越关注话题本身——雷洋究竟因何而死？有网友则表示，“行动起来，因为我不想成为下一个雷洋”。
在公民的不断追问、家属的坚持、律师的努力工作下，警方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理直气壮，有了细微的变化。5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又一次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公安局对雷洋案高度重视，“公安机关坚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坚决依纪依法处理，决不护短”。
如今，公民们已经知道，惟经由舆论对公权的持续监督，真相才有呈现的可能。这一切，对扩张的警权是有力的制衡，也关联于中国公民权利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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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警权持续扩张、公民权利节节败退”，
惹不起，走得起。想方设法出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