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路数”

一脸和顺的人，一定是路数清爽的人

路数不一样。上海有上海的路数。如今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却要放弃原来的上海路数，去遵从不讲路数的路数，而这些不讲路数的路数，虽然也发生在上海，却不是上海人在制定，这路数就不清了。

恐怕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这个命题的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土的人，但是恐怕也没有谁逆向推理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的，一方有个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吴淞口著名的三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冲突，没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无法适应。

上海人对时间的遵从和计较，不是现在才有，是很有年头的历史了。有许多的尊重和计较，一直是被批判的。在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将的变迁之后再去做一番回眸，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温床，不乏有上海的城市精神，更不乏有上海人的生活要义。

最有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海港》中青年工人韩小强的一句告白。韩小强初中毕业，当了一个码头装卸工，他不安心本职工作，一心想改行做一个海员。韩小强干了八小时，总算下班了，但是领导为了彻查敌人的破坏，领导要求韩小强下班后留下来加班，要彻查阶级敌人的破坏，韩小强不愿意，并且振振有词地甩出一句话：“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虽然剧中的韩小强是一个落后青年，只是在领导的教育下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了“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但是韩小强的座右铭“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上海青年人的流行与追求。在学习样板戏和斗私批修的年代，一方面在批判“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的要害，一方面又在嘀嘀咕咕：这句话错在哪里？难道下了班还没有自由？这句话当然没错，创刊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刊名，恰是缘于韩小强因为“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而产生的落后思想：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

勿宁说，这就是上海人的路数。“路数”用如今时尚化的词语来解释，就是“理念”。对“八小时以外”这一个命题似乎谁都只看到了一面，而没有看到另一面，只看到了八小时以外你不可以管我，管了我我也不做，另一面实际上就沉淀在上海人的心底：八小时以内你不管我我也要做的，因为我是不自由的。“下班好似马脱缰”的要义不仅在于下班马就应该脱缰，也在于上班就把马缰绳老老实实地交给工作。上班就是上班，就是做生活，就是认认真真，就是听从服从，就是不偷懒，不马虎；下班就是下班，就是休息，就是个人自由；上班和下班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如同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直至当下，在各类公司打工的小白领，大多要加班，但是态度不同，上海小白领不想加班，因为加了班就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所以宁愿在上半时把事情抓紧做完；相比之下，非上海籍小白领不反对加班，因为不加班也没有什么事情，况且加班还有加班费。所以晚下班3分钟，对于下了班加班的非上海籍员工来讲，是福利，况且，自己租的房子条件没公司好。

男人也要买小菜，是最基本的路数

主持人王刚多年前到上海录制节目，突然机器出了故障，节目组带来的工程师怎么也弄不好，只好向上海电视台求助。上海电视台派来的工程师言语不多，很快排除了故障。终于可以录节目了，王刚很是佩服和感谢，当即表示要请工程师吃晚饭，没料到这位工程师谢绝了王刚的美意：对不起，我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的，老婆上中班，女儿5点钟放学，我要回去烧晚饭的。且不说王刚以一个名人的身份约请受到拒绝会有刹那间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王刚从一个北方男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上海男人连在外面吃一顿晚饭都请不出假，而请不出假的唯一理由就是要回家烧饭，未免太顾家了一点，未免太上海小男人了一点。不妨说，这也正是北方人和上海人生活路数的差异。

两种路数导致两种生活态度。

上海人不仅讲究路数，还讲究路数清爽，“清爽”也就是事情与事情之间、人与人之间、作与息之间，一切都是清晰可辨。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天，和其他所有城市一样，上海城市交通全面瘫痪，当时还没有地铁，这么大的上海，上下班一个单程十几里路是家常便饭，没有了公交车，上海这一座城市就等于是做了截肢手术，受影响的程度，仅次于北京。许多城市的那几天，因为交通瘫痪纷纷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市场歇业，上海是一个例外。从南京路到淮海路，所有商店照常营业，中百一店失去了往日里庙会式的的拥挤，几乎就没有顾客，营业员比顾客还多。有一个剃头师傅，家住杨浦区比五角场还要远的中原小区，上班的剃头店在市中心，没有公交车，他走了三个多小时到店里上班，下班后再走三个多小时回家。后来有电视台要采访，暗示剃头师傅要从工人阶级的高度谈谈认清形势不怕困难坚持上班，这个剃头师傅看到摄像机，一紧张就是说不出豪言壮语，一口苏北腔的上海话，结结巴巴说来说去还是这一句：“拿了工资总归要上班的”。中原地区是苏北人比较集中的。

“拿了工资总归要上班的”，可以看作是上海男人对工资契约的遵守，与《海港》中韩小强的名言“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恰似上海男人的左脚和右脚，两只脚不会走在一个点上，却是走在一条路上。这一条路，就是路数。更加无独有偶的是，9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上海，访问居民小区，那一个小区，恰恰就是中原小区，是一个人口极其密集、以工人为主打群体的小区。再后来，邓小平希望上海人要当领头羊。领头羊就是带头讲究路数，就是带头遵守社会契约。

王刚对上海那一位技术高超的师傅，也有认知上的改变。他后来告诉朋友，在上海师傅身上，他看到了上海这一座城市崇尚契约精神，既然答应了老婆要回家烧饭陪女儿，那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什么？这是契约精神。正是因为有契约精神，才会有职业精神，正是因为有职业精神，才会很利索地修复别人修复不了的摄像机。王刚从契约精神的高度来谈论上海，也许那一位师傅并没有那么高深的想法，他想到的仅仅是，一个人路数要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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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就是缺乏契约精神，尤其是共匪。看看“历史的先声”中共匪是怎么说的，上台后又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