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元旦刚过，中国商界两位与政界关系密切的人物就爆出惊人新闻。郭文贵借海外有影响力的媒体明镜新闻平台，揭露中共警界最有权势的傅政华的问题并扬言揭露对手李友背后的权位高达政治局常委的势力；二是春节前后中共派人赴港绑架巨商肖建华。坊间热议这两件新闻时关注的方向有两个：其一，这两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以及背后有什么内幕？比如，郭文贵指控的常委是谁以及是否属实？中共为什么绑架肖建华？有人说，当真相大白时，其狗血情节会超过王立军——谷开来——薄熙来案件；其二，郭文贵爆料及发展与肖建华被审理会如何影响改变现有的中国政局？不论这两件事背后是权争方的精心谋划的突击行动，还是突发事故，都会引发中共官场地震，影响未来政局走向。然而，笔者更关注这两个事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意义。
郭肖事件：中国政治博弈新格局
坊间普遍相信，这两个事件都会对十九大以前的中共官场产生地震般影响力。不论这两个事件是否是习近平反腐清党的谋划部分、它都标志会引发中国政治博弈新格局。
当习近平初登大位开始反腐时，不少资深观察家认为，他的反腐是为了巩固权位、清除异己。重要证据是：他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只针对平民出身的草根胥吏，而不触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架构家族势力。然而，中共多家权贵家族的财务代理人肖建华被审查表明：习近平反腐利剑已经触及权贵家族。这也可能是十九大前震慑那些权贵不要干扰习近平政治布局的威胁，并不是动真格的清除家族势力，但这表明权贵家族已经不再是反腐禁区。政治权争需要时，家族势力可以被作为反腐清洗对象。如果习近平真心反腐，那么这次对肖建华的审查是准备清查权贵家族的征兆。毕竟，权贵家族不查处，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反腐。即使这是震慑，也足以让家族势力感到被清洗的威胁；一旦习近平十九大以后大权在握，家族势力肯定会在更不利的情形下被清洗。因此，绑架和查处肖建华，肯定会导致家族势力反弹，这会使得家族势力与习近平冲突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郭文贵鱼死网破的举措意味着中共官商争斗已经升级为无底线的殊死恶斗。尽管中共起家自丛林暴力殊死博弈，但历经数十年夺权和执政斗争，已经形成一套严格的组织内博弈潜规则。即使在文革那样乱局中许多权势者身陷绝境，中共也没发生重大“违规”破局“事故”。这次郭文贵的公开挑战，不仅打破中共内斗的成规，而且后果已经直指中共整个国家安全机制的核心人事安排。倘若郭文贵如其威胁所说进一步揭露案件，都势必导致对中共现有安全机制造成毁灭性伤害。而如果郭文贵能成功地以此保命保钱和报复敌人，将会有更多的政商要员突破恐惧感，作鱼死网破拼争，中共权争博弈将发生极大改变，后果将无人再能控制。
中共专制政体的五类不治痼疾
郭文贵和肖建华两个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权争博弈升级恶化的新开始，而且在于它们是“体制”的灾难。“体制”的灾难不是导致一两个权贵集团的兴衰灾祸，甚至不是执政集团易位，而是暴露出体制的问题。这类问题不能通过改进治理和控制机制而解决，必须建立新的政体才能消除这类灾难。
即使粗略看一眼，也能找出五个“体制”的灾难性问题。第一类问题是腐败。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无官不贪，官位越高，腐败机会越大。但肖建华的公司牵扯出权钱关系，还是令人吃惊。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公司财务关系知道，中国家族势力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被绑在一起。这种腐败的利益纠结紧密性甚至超过古代皇族血亲关联。大的家族们已经在一个锅里吃腐败饭，而传统皇家内部并不是一个锅中吃饭。
第二类问题是奸臣小人酷吏。专制政体不乏产生明君贤臣的道义动力，但最后都不免昏君奸臣下场。以郭文贵揭露情况看，傅政华就是小人酷吏。这样的小人酷吏来自中共权争和执政对能臣的需要。所谓能臣，就是能有效地解决专制统治核心人物的心腹大患。专制政体的能臣就是首先要能帮助主子清除异己，这就导致小人酷吏有机会。文强之后是王立军，王立军之后是傅政华。而傅政华下台，根据目前情况看能够接位的王小洪也是个酷吏小人。王小洪在河南制造“皇家一号”色情假案和北京制造雷洋案；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敢于在中国顶级媒体绑架党国机器的“魄力”，他的危险不会比傅政华小。
第三类问题是生死恶斗。权争可以使得相互厮咬的政敌残酷地突破底线使用各种手段毁灭对方，结果是不仅让所有卷入权争的派系道德和心态急剧堕落、而且让整个官场和国家都很难看。
第四个问题是官场中人缺乏安全感。现在，当官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自习近平反腐以来，那么多官员自杀被杀，那种通过经济清查已经让权争进入灭十族惨烈境地。在这种局面中，习近平也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危险境地。
最后，权争让一把手产生极度危机感使其谋求建立极权体制集权，这种多疑心态导致四面树敌，不仅不会降低被推翻的危险，而且增加政局崩盘的可能风险。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一旦最高领导出事，整个党国权力和制度都将重新洗牌。
曾几何时，一些熟读专制弊政著述、经过文革政治灾难的精英，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新专制体制，没有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也避免旧的专制政体的问题。但郭文贵和肖建华的故事否决了他们的说法。中共专制一世而深陷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四世而暴露出所有的传统专制问题都已经登峰造极.
郭肖事件：中国政治博弈新格局
坊间普遍相信，这两个事件都会对十九大以前的中共官场产生地震般影响力。不论这两个事件是否是习近平反腐清党的谋划部分、它都标志会引发中国政治博弈新格局。
当习近平初登大位开始反腐时，不少资深观察家认为，他的反腐是为了巩固权位、清除异己。重要证据是：他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只针对平民出身的草根胥吏，而不触及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架构家族势力。然而，中共多家权贵家族的财务代理人肖建华被审查表明：习近平反腐利剑已经触及权贵家族。这也可能是十九大前震慑那些权贵不要干扰习近平政治布局的威胁，并不是动真格的清除家族势力，但这表明权贵家族已经不再是反腐禁区。政治权争需要时，家族势力可以被作为反腐清洗对象。如果习近平真心反腐，那么这次对肖建华的审查是准备清查权贵家族的征兆。毕竟，权贵家族不查处，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反腐。即使这是震慑，也足以让家族势力感到被清洗的威胁；一旦习近平十九大以后大权在握，家族势力肯定会在更不利的情形下被清洗。因此，绑架和查处肖建华，肯定会导致家族势力反弹，这会使得家族势力与习近平冲突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郭文贵鱼死网破的举措意味着中共官商争斗已经升级为无底线的殊死恶斗。尽管中共起家自丛林暴力殊死博弈，但历经数十年夺权和执政斗争，已经形成一套严格的组织内博弈潜规则。即使在文革那样乱局中许多权势者身陷绝境，中共也没发生重大“违规”破局“事故”。这次郭文贵的公开挑战，不仅打破中共内斗的成规，而且后果已经直指中共整个国家安全机制的核心人事安排。倘若郭文贵如其威胁所说进一步揭露案件，都势必导致对中共现有安全机制造成毁灭性伤害。而如果郭文贵能成功地以此保命保钱和报复敌人，将会有更多的政商要员突破恐惧感，作鱼死网破拼争，中共权争博弈将发生极大改变，后果将无人再能控制。
中共专制政体的五类不治痼疾
郭文贵和肖建华两个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权争博弈升级恶化的新开始，而且在于它们是“体制”的灾难。“体制”的灾难不是导致一两个权贵集团的兴衰灾祸，甚至不是执政集团易位，而是暴露出体制的问题。这类问题不能通过改进治理和控制机制而解决，必须建立新的政体才能消除这类灾难。
即使粗略看一眼，也能找出五个“体制”的灾难性问题。第一类问题是腐败。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无官不贪，官位越高，腐败机会越大。但肖建华的公司牵扯出权钱关系，还是令人吃惊。而且，我们通过这个公司财务关系知道，中国家族势力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被绑在一起。这种腐败的利益纠结紧密性甚至超过古代皇族血亲关联。大的家族们已经在一个锅里吃腐败饭，而传统皇家内部并不是一个锅中吃饭。
第二类问题是奸臣小人酷吏。专制政体不乏产生明君贤臣的道义动力，但最后都不免昏君奸臣下场。以郭文贵揭露情况看，傅政华就是小人酷吏。这样的小人酷吏来自中共权争和执政对能臣的需要。所谓能臣，就是能有效地解决专制统治核心人物的心腹大患。专制政体的能臣就是首先要能帮助主子清除异己，这就导致小人酷吏有机会。文强之后是王立军，王立军之后是傅政华。而傅政华下台，根据目前情况看能够接位的王小洪也是个酷吏小人。王小洪在河南制造“皇家一号”色情假案和北京制造雷洋案；在这些案件中，表现出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敢于在中国顶级媒体绑架党国机器的“魄力”，他的危险不会比傅政华小。
第三类问题是生死恶斗。权争可以使得相互厮咬的政敌残酷地突破底线使用各种手段毁灭对方，结果是不仅让所有卷入权争的派系道德和心态急剧堕落、而且让整个官场和国家都很难看。
第四个问题是官场中人缺乏安全感。现在，当官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自习近平反腐以来，那么多官员自杀被杀，那种通过经济清查已经让权争进入灭十族惨烈境地。在这种局面中，习近平也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危险境地。
最后，权争让一把手产生极度危机感使其谋求建立极权体制集权，这种多疑心态导致四面树敌，不仅不会降低被推翻的危险，而且增加政局崩盘的可能风险。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一旦最高领导出事，整个党国权力和制度都将重新洗牌。
曾几何时，一些熟读专制弊政著述、经过文革政治灾难的精英，高度评价中共建立的新专制体制，没有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也避免旧的专制政体的问题。但郭文贵和肖建华的故事否决了他们的说法。中共专制一世而深陷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四世而暴露出所有的传统专制问题都已经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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