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2008年10月20日晚，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在深圳新梅园酒楼科技园店里赴宴，酒酣耳热之际在离席去洗手间途中，遇见－位11岁的陈姓小女孩，林书记一时兽性大发，竟把这个十一岁的女童往洗手间里拉，并掐女孩的脖颈，欲行非礼。女孩拚命反抗并呼救，林书记才只好放手。而当女童的家长赶来对其指责时，林书记非但不认错反而口出狂言称：“我跟市长平级、跟市委书记同乡，上下都有关系，干了小事一桩，你们这些屁民又能奈何？等着事后看我（们）怎么收拾你。”这就是一时轰动全国的“林嘉祥事件”。
无独有偶，九年以后，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2017年1月14日在全国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称，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此言一出立即引来体制内外人士一致的声讨和痛批。茅于轼、荣剑、郝建、崔卫平、张千帆等百名中国知识分子向社会发出“这样的院长必须走人”的公开信。信中称，周强公然以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身份挑战共识，要动用整个法院系统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上的大混乱，这显然不是职业法官所应为。联系到仅仅五十天之前，周强还在强调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皆不得干预司法，即强调司法独立，更显示出其反复无常的投机本色。
这两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半点关系也没有。且两人地位更有云泥之别。但笔者将其并列共论，就因为它们有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两人都因为说了真话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大陆从中共1949年夺权建政以后，尤其经过“五七反右”，“十年文革”，再到“89.64”等一系列血雨腥风的政治“洗礼”之后，敢说真话的人在中国已是凤毛麟角。民众怕说真话，怕挨整；官员既怕说真话，更不想说真话。否则便在官场混不下去，遑论升官发财。所以人人相见互说假话，早习以为常。不说假话到成了不受欢迎的“另类”人士了。
所以林嘉祥的那些话虽然蛮横无理，也令人憎恶，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老子就是官，而且是和你们市长平级的大官，你等老百姓就是一群“屁民”，贱民。我就是主人、奴隶主；你等百姓就是奴隶，下等人。你的老婆也好，女儿也罢，只要老子瞧得起，就是她的“福气”。我想玩弄也好，猥亵也罢，由我高兴，你们都得服从，都得“无私”的给我“奉献”出来。所以林书记认为这只不过是“干了小事一桩”，你们这些屁民能奈我何？谁敢不服，谁敢来“说三道四”。这就是对领导不满，对主人不敬，就是不懂规矩，妄议本官，犯上作乱。所以林大人气势汹汹地警告“等着事后看我（们）怎么收拾你”。林嘉祥的这些话，决非酒后失言，也非胡乱吹牛。而是他就有这样的N个“自信”，认定自己就有这个实力。其他官员何尝不如是想？只是人家决不肯说。而是要背台词似的把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一床被子也要剪半床给民众”一类的话挂在嘴边。这就是林嘉祥独到的“可爱”之处。
周强也同样如此。中国的法院是共产党这个“大老板”的“子公司”、“连锁店”，那些院长、庭长，乃至大多数法官，几乎都是持有“党票”的“赵家人”。法院的一切开支，法官、庭长、院长的薪水都由共党来发。而端人家碗，受人家管，能“独立”吗？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平日谁也不肯捅破这层纸。仍要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说，法院是“人民法院”，可以独立进行审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这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记得一次外国记者问到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判刑系狱一事时，中共一位高官竟然脸不红、心不跳侃侃而谈称，中国的法院是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言外之意，这事与共党与政府无关，他也管不了。这样骗人的鬼话，笔者认为比周强说在中国就是不允许司法独立，更丑悪得多，更无耻得多。
所以痛批周强，甚至要周强辞职走人，从道理上讲完全正确，但必须看到这并不是周强个人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现行的制度。也就是说，即使把周强轰下了台，他“走人”了，从表象上看，似乎取得了胜利。但继任者不管是“张强”还是“李强”他仍然要搞党管司法，仍然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仍然要将司法玩弄于股掌之上。正如有人戏言的，毛病不改，恶习难除。“毛病”的根子就是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制度。而周强把这个真相说了出来，比那些只干不说的还似乎要好一点点。好就好在周强，给我们广大民众作了一次很生动的“启蒙”教育。套用毛年代在所谓的大批判中爱用的一句话就是：“不愧是一位很好的反面教员”。周强很好地从反面教育民众使之看清了真相。
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不是看得很清楚，更可悲的是一些人还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无意地散布一些极其有害的观念。还在“习核心”上台伊始，就有位被人捧为“学者”、“老作家”的名人，断言我们这位“核心”必将成为“一代明君”，并开启中国宪政的新纪元。笔者当时便很不客气地撰文指出。一党专政的制度不变，什么“明君”都等于零，台湾威权统治下的蒋经国，不可能在后共产极权专制的中国大陆出现。即便出现，也会被这个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因为威权统治与共产极权统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笔者此言当时受到一些人的围攻，甚至说我是“反革命本性不改”。但现在的事实终于证明，当局的大力反腐，只是权斗的工具，根本不可能推进制度的革新，与社会的民主转型。相反更使整个中国大陆正全方位地向毛年代倒退。大批的异议人士，敢言的记者，正义的维权律师，上访冤民，甚至仅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或依法参加逐角中共基层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公民都被或抓捕、或关押、或判刑。上列各类人员，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远远超过“八九六四”与“法轮功事件”后江、胡两朝的总和，甚至还越境绑架香港书商（含外籍人士）来京或秘密受审，或上央视“认罪”。对港、台文艺界人士动辄便打压，封杀。其蛮横专制，恐毛皇亦相形见绌。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有的人竟然称这是什么“江派”在捣乱，进而鼓吹要拥护个人“高度集权”，只有个人完成“高度集权”后，中国才有可能向民主社会转型。如此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被香港作家张三一言先生称为“转型迷”，我以为更应在前面缀以“南辕北辙的”五个字。这种“南辕北辙的转型迷”。会不会又把周强定义为是“江派在捣乱”呢？我看完全可能。但我却坚信，周强的此番言论，只不过是说“皇帝身上并没穿新衣”这个基本的事实。周强讲的绝对是大实话，至于是非对错，那是另一回事。所以如果你要“借钟馗打鬼”，说他是在反对习总“依法治国”的英明指示。作为斗争策略，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民主知识人，则心里必须明白，在共产极权专制下，司法独立就像民主宪政，三权分立等普世价值观一样，是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的。
周强的话实际是提醒人们，不改变一党极权专政这个制度，幻想什么明君、清官来促成社会的民主转型，那才真正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白日梦。
2017年1月26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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