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兴事件后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中兴事件发生后，我一直没有写文章，只是在微信朋友圈简单地谈了我的一点看法。这个事情对中国人震动太大，它的本质，并不在于中兴违反美国禁令，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因为此前中兴为此支付了巨额罚款，而在于不讲诚信，没有认真履行和美国政府签署的惩罚合约。

中国人震惊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兴这样一家全球高科技企业因失信导致的代价实在太大；二是将中国的高科技一夜之间打回原形，国人发现，芯片等所谓的核心产业原来严重受制于人，中国和美国的科技水平差距太大。

于是出现了很多反思文章，有忧思是对的，但我看到的反思文章，基本局限在上述两个层次，即企业和产业或行业层面。我认为反思还应有第三个层面，即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重新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这么讲，是不是显得有些小题大做或者故弄玄虚？

当然不是。没有确立一个正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和框架，中观层面的产业问题和微观层面的企业问题，其实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在这两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中，就会失去价值衡量标准和坐标系，失去灵魂。人们看到，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来看，好企业其实同国家的好制度是连在一起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之所以普遍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守法、诚实经营、尊重消费者利益，并具有高得多的竞争力和创造性，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一个共同的背景，是西方的那套体制比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更能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有激励机制。中国自己也是一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把国内的那套思维模式和做法用于对外投资，这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大环境也是这样的。

因此，中兴事件的爆发，说严重点，实际是国家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

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方向。中共十九大为中国今后30年制定了发展目标，即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和方向如果只从字面而非其实际含义去理解，当然很好，然而，假如同中国几十年走过的路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生它有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方向和路径出现了偏离和分离。中国所理解的现代化，无论是作为目标还是路径，和人类已经走出来的道路，实际是不一样的。

迄今为止，现代化已经取得成功的是自由民主体制，它的样板是西方特别是美国，这套制度和国家发展学说比起人类曾经创造的其他形式，不论从物质的丰富性还是对人的自由度来看，都要好。所以，它现在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三权分立、法治和政党政治，文化上的言论自由等，西方国家称之为普世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当然可以讨论，但至少它已经推广到了全球。

有没有比西方”普世价值”及其制度体系更高更好的呢？有中国学者说，儒家”大同”理想比自由民主更好。我也希望如此。但先不说儒家”大同”理想是否被中国的祖先实践过，从中国古代历史看，已经被自身的历史否定了。

西方的自由民主（事实上它现在不是西方的了）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它有很多缺点，西方自己也在天天批判它。但至少现在它是最好的。未来或许有比自由民主更受大众欢迎的制度。中国就认为自己现在走的特色之路比西方的普世之路要好。如果这个新路真能走通，不仅是13亿中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然而问题是，它真的比普世的自由民主制度更好吗？

道理上讲，包括自由民主在内，不能规定只有一条实现途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目标相同，从不同方向出发，是能够到达同一目标的。就好像人们去南极旅游，无论从东半球还是西半球，无论从美国还是中国，都可以到达。所以，人们没有理由去反对中国为人类探索一条新路。但它必须有个前提，即这条路比自由民主更好，至少是一样好，即使稍差一些，也能够和自由民主兼容，否则，世上已经有了普世之路，为什么还要跟着你走另一条路呢？

现在的情况是，这么多年来，中国走的这条路，给世人的感觉是，似乎故意要和普世之路反着走。

中国的”特色”之路体现在发展模式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它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好是对着的。不是说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国企和国家干预，但人家的国企不仅在数量上比中国少得多，更没有像中国一样从信贷到政策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

至于国家干预，无论深度、广度，中国都要远超西方，国家就常常通过国企干预市场，此外还从政策、产业、环保、劳工、人权上等进行干预。中国为了经济发展或者做大某个企业和行业，可以牺牲环境和劳工、人权，有学者曾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低福利和人权模式。这就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

就单个企业来说，西方的企业和中国企业竞争似乎感到很吃力，因为中国企业背后是国家的力量，中国企业技术上缺乏核心竞争力，其核心竞争力往往在于国家支持。然而长远来看，这样的核心竞争力是没有持续性的，因为它缺乏创新最需要的自由，国家干预下的企业是不可能有自由的，而没有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有的只是模仿。虽然国家可以用中国市场的规模逼西方企业转让技术，但它无法转化成创新，所以就只能跟在人家的后面。中兴之痛就痛在这儿。

为什么中国不走普世之路，一个根本的理由是，认为它是西方的，中国的国情特殊。美国说自己是上帝选民，”例外”国家，中国人也说我们是”例外”国家，有悠久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历史不曾中断过，中国在古代还创造出多么灿烂辉煌的文明，如今人口又是世界第一。这样的国家，不是”例外”国家谁又能是？为什么要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应当走一条自己的独特路，这才是中国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然而，国情特殊论无论从逻辑还是现实来看，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哪个国家的国情不特殊，难道世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如果这个说法正确，岂不是每个国家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特别是如果从历史来论证中国国情特殊，更没有说服力。中国的历史固然特殊，但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它确实创造过古代的辉煌文明，但它对人民的残酷、这个制度的腐朽，恐怕也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

关键是，中国古代文明在盛唐后就开始衰落下去了，相反，其他文明，如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在同期或之后崛起。从对人类文明和知识的贡献看，中国这个文明不仅远少于西方文明，甚至可能少于伊斯兰文明。所以，悠久的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不过使人民受到更长时间的奴役罢了。即使要拿国情特殊做幌子，也不要扯上历史。中国的历史其实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个”做稳了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历史。中兴事件暴露出中国还处于这个历史的链条中。

我并不是主张中国一定要走西方的老路。如果中国不走西方老路，只要目标和方向指向自由民主，就算不喜欢这四个字，也没多大关系。如果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民众能享受甚至比西方民众更多的权利和福祉，就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它证明世上确实不只有西方一条路能够实现自由民主。但假如中国要走的这条路在走过一半多后发现走不通，那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西方走，省得自己费时费力摸索，还得担心把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走没了。看看日本、韩国和台湾，它们跟着西方走，可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照样保留，没有人说他们的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国为什么要担心呢？

所以中国要重新校准方向。如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