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非建制派的香港人（所谓"黄丝"），被墙内（自）媒体描绘成得寸进尺、忘恩负义、好吃懒做、数典忘祖、勾结外敌、分裂国家的败类，统统被叫做"废青"和"暴徒"。举报、人肉和网暴，这些在一般道德上都认定为卑劣的行径，也得到体制的某种偏袒和维护。然而光是体制的操纵和拉偏架，难以完全解释这种"粉红恐怖"：许多大陆人可以随时翻墙出来，但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来自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的信息比内地媒体更真实地传达了事情的原貌，许多小粉红在官微释放缓和信号的时候，会反过来质疑官微是否被策反。有的人认为这说明经过多年"爱国教育"和国家主义熏陶，大陆年轻人被洗脑洗得太彻底。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路径，但在我看来，事情远远比这个要复杂。这一波"粉红狂潮"，既有来自香港的原因（比如不少大陆人有在香港被歧视的经历），有爱国教育和体制操纵的原因，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大陆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被一些新左派称为"去政治化"的时期。从如下方面来看，这种定义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运动急剧减少，领导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代之以"经济发展"、"四个现代化"、"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中国体制的各种部门越来越"行政化"，对"绩效"的推崇凌驾了对绝对"政治正确"的要求；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迅速失落，大部分人以"过上好日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人逐渐脱离了"单位"和其他基层组织对自己严密管控。
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开始丧失意识形态色彩，变成和"权力斗争"相近的意思。尽管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小学有加强的倾向，社会管控因为政治风向和技术进步变得更加严格，体制内部越来越"讲政治"，对民营企业的政策也如过山车一般，但整体来说，中国倒退回"共产主义"时期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共产主义"这样同时涵括政治制度安排和个人人生安排的观念称为"强意识形态"，中国目前不存在任何"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波"粉红狂潮"，严格来说也不是"意识形态狂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任何机会回到"极权主义"。这种"去政治化"后留下的政治文化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空心化"，恰恰是"再政治化"，甚至是"极端政治化"的有利条件。从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对除自身以外的组织就抱有强烈的不信任。从土改到文革，中国的传统社会组织被尽数破坏，1978年以后，中国零星地出现一些自发结社，但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2015年"公民社会运动"划上句号，社会组织也迅速萎缩。中国社会分化成两部分人，有组织的人（体制内成员）和没组织的人。以往中国的自由派与体制内的人发生较多的摩擦，但长远来看，最危险的一批人不一定是从"有组织的人"中产生。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大量生产"原子化"的个人和沉浸在私人领域中的利己主义者。一些庸俗的自由派因此感到欣喜，似乎这使得集体主义的运动变得不再可能。然而他们忘记了，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向往着在行动中与其他人建立联结，尤其当原子化和私人领域中的生活不再能给他们提供意义来源的时候。这些人躲在自己的一方天地刷着综艺节目、韩剧和追星的某个时刻，心中会突然升起一种对"崇高感"的追求，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条件去追求真正的崇高的民族，唯一的崇高就是"爱国"。
真正的崇高是一种自我选择的"非如此不可"，它是基于自身认定的超越性信念，投身某种内在价值之中，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在后天安门时代，国家对于日益增长的超越性精神需求有一个妥协，它默许各种"整全性学说"在不危害主流价值（"爱国"、"发展"和"稳定"）的前提下默默存在——自由主义、基督教、儒家、女权主义……2012年以后，这种默契就被打破了。当局惧怕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一种和它的组织和宣传无关的方式联结起来，所以对于一切整全性学说一概打压，包括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不让任何一种整全性学说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而它自己也不能提供一套有吸引力的整全性学说（如古代的儒家和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这相当于将我们硬生生抛入一种"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之中。然而稳定的"强制性的虚无主义"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状态，它要么走向一种健康的"合理多元主义"，要么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狂热"。
"虚无主义狂热"不需要对内在价值有所认知，只需要"忠诚"。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421）当饭圈女孩说"阿中哥哥只有我们了"，其意思正好是相反的，"阿中哥哥"不只有她们，但她们只有"阿中哥哥"了。
这种"虚无主义狂热"还需要一个敌人，或者一个仇恨的对象，这个仇恨的对象以前是模糊的，现在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指向，那就是"废青"。"废青"和"犹太人"一样，被认定为破坏经济生产、出卖国家利益、吸本国民众的血（香港获得中央那么多的优惠政策）。光是呼唤"爱国"，没办法召集那么大的能量，只有当"爱国"有了具体的敌人，能量才能汇集起来。树立这样一个敌人，并不需要体制费多大的功夫，这个敌人甚至不一定是体制选定的。七月十四日过后，我们看到墙内一些自媒体在传播"废青钳断警察手指"的"新闻"，它不用体制自己编造，国人有源源不绝的怒意在支撑着这样的"新闻"的制造和传播。
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就我和朋友最近的遭遇来看，"废青"的外延已经在扩大，包括了所有同情香港示威者的大陆人，进一步地，所有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批评的大陆公民，也要成为打击对象。考虑到"废青"北上的可能性很小，政府也不鼓励大陆民众赴港与"废青"开片，如果这场"粉红运动"扩大化，不仅"大陆废青"会全面沦为"政治贱民"，而且普通大陆民众的生活也将受到重大影响：所有人都将被迫证明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还要证明自己不曾对执政党有过微词，他们的社交账号和即时通讯工具的聊天记录会被严格审查，他们时刻怀疑身边的人是否会去告发和举报他们。那些不幸发表过错误言论的，生活被轻而易举地毁掉。
体制和这场运动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从许多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运动都是这个体制催生出来的，尽管它未必有这个意图。体制摧毁了任何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允许任何整全性学说得到传播，拒绝建立任何良性的公共文化，为这场运动准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体制建立了信息的防火墙，并且不遗余力将在墙内传播的真实信息全部删除，对传播这些信息的人进行惩罚；体制一直塑造着饭圈女孩的政治性，并在关键时刻对她们进行动员，对勇于出征的饭圈女孩不吝一切赞美之词；体制贿赂、监视、要挟和操纵着留学海外的青年精英，使他们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忠诚，避免"被西方思想洗脑"；最后，体制还偏袒着那些举报、人肉和网暴他人的小粉红，为他们的狂热活动保驾护航，免于遭到受害者的反制。
另一方面，体制对这场运动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参与运动的小粉红听指挥，不要影响到社会稳定，也不要反过来将矛头对着自己。广州有一位大学老师，因为发表"挺港"言论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校不予处理，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亲自写信给这个老师说："我搞不倒你，我甚至没有办法让你丢大学老师的工作，你不觉得真的很讽刺吗？最后你却是被这个你鄙夷的体制保护了。"这位学生，并非写信给老师上一课：你看，这个体制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吧？不要老说它坏话。他是认为体制（至少是这个学校）在庇护港独分子，他认为体制已经不能代表爱国群众的利益了。这就是我们必须面临的处境：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出现一种具有侵略性的意识形态、一个卡里斯玛领导人和一个具备高度纪律性和动员能力的组织相结合的时候，极权主义才有可能。因为执政党本身在改开前三十年的"去政治化"，许多自由派认为极权主义不再可能在中国出现，一种他们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极权主义运动也有可能在体制外出现。它可能是由体制孕育而成，最后却反过来吞噬体制，将这个体制同化，变成一部更加丧心病狂的机器。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天方夜谭。几天前，"人民日报"的官微想要缓和矛盾，发了一个"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留言中的小粉红并不买账，质疑"人民日报"立场不够坚定，最后官微只能拉来水军变成满屏的"张国荣"。这说明这种"粉红运动"开始拥有了自己"生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不受控制。在体制之外，小粉红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模式，他们在饭圈和"出征"所习得的那一套极度讲究等级、纪律、分工和动员效率的机制，可以轻易地运用在下一次大规模的"猎巫"行动中。通过这次的"粉红恐怖"，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敌人已经逐渐被他们建构出来："国族主义"、"反西方民主"和"反香港模式"的合流，离一种强意识形态只有一步之遥，而"废青"和"西方民主的拥护者"，是他们永远的敌人，是破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古罪人，虽远必诛。
至于这一场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出现并不是运动的先决条件，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倚靠的正是他所体现出来的群众'意志'，群众也倚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如果这场运动持续下去，未来一定会有比小粉红更具"自觉性"的野心家，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冒出来，接过运动的指挥棒。
有的人会觉得我杞人忧天，认为这些小粉红可能只是年轻人中的极少数，或者这个狂潮很快救会过去。老实说，对于一个能在几天之内将我这种无名小卒两度送上热搜的群体，我不相信它的数量会小到不值一提，更不用说，这种狂潮在年轻人中是会互相感染的，在极端的环境中将会如燎原之火般蔓延。至于它是否很快会过去，这取决于香港这件事是否会很快结束，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一个地区争取民主的抗争，有可能引发另一边极权主义运动的开始。
对于这样灾难性的运动，最有责任最有能力将其扑灭的是体制本身，只是处于经济下行贸易战和香港危机之下，体制的领导人不一定抵制得了饮鸩止渴的诱惑，也不一定敢去违逆这个比自己还政治正确的潮流。他们最有可能做的，倒是将祸水引向自由派和其他的进步派。在这样的关头，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个狂潮，既是自救，也是救这个国家。如果碍于身家性命，只求自保，那粉红的潮水终将把这片土地全部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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