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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6 September 2019

習近平發出不會搞終身制的信號?

今天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的文章,是五年前习近平先生在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上面的讲话。这篇文章之所以很重要,不是因为它的作者、讲话者是现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是在这篇讲话中间,非常明确的讲出了中国民主化的进步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同时也讲到,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就看是不是依法对领导干部进行更换。
这个讲话等于发出了一个到至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要进行终身制,等于就是否定了他自己在2014年的讲话。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篇讲话非常明显地回应了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人、世界的很多观察者、世界的政治人物一直以为习近平修改宪法、他的团队喊出「不准妄议中央」、「定于一尊」,就是要把他自己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中国的皇帝,事实上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是让他自己愿意干到多久就干到多久。
大家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很多人对他抱有一个期望——第一,他的父亲在中国人们的记忆中间是一位相对开明的政治人物,而且没有多少陷害同僚或者是打击报复其他领导干部或者人民群众。相反,他在几次重要的关头——包括在胡耀邦总书记被那些所谓的元老们攻击的时候,他比较坚定地站在为胡耀邦辩护的立场。甚至还有传说他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这个事情上面,由于跟邓小平——当时候中国的实质上的皇帝——立场不一样,后来被邓小平赶出北京。很长时间,这样一位名义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回到北京。正是习近平父亲的这样一种在中共领导层里面比较罕见的品质和历史记录,很多人把中国政治清明的期望也投射到他的孩子身上。第二,而且习近平先生无论是在河北还是在福建,浙江还是在上海,并没有多少不良的记录,没有用极左的手段或者其它名义去陷害和打击民众或者是领导干部的记录;虽然没有明显的政绩,也没有真正令人诟病的劣迹,像一张白纸一样,也使人们对习近平先生抱有某一种期望。第三,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虽然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民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走向政治文明,没有建立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公开的合法的、可以被监督的权力的产生和权力的运作过程。在胡锦涛的后期,大家都用「击鼓传花」的比喻来形容当时候中国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各种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习近平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向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也是中共自己始终在它的各种历史文件中间都并不反对的政治价值。我们知道,全世界一个基本文明的标志就是政治民主化,所以那时人们认为习近平上台掌握权力之后,有可能把中国推向一个政治文明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运作,习近平成功地掌握了权力。对军队进行了非常大幅度的改变,可以说是在解放军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幅度的系统变革;对各种领导干部都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反腐败,清除了逮捕了抓捕了无数的领导干部或者是军队里面的所谓的将领将校,有人说三十四万,有人说数字更大。虽然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方式存在着基本上的法律问题——明明是这个政治制度造成的贪污腐化,然后让领导干部来承担这个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把他们一个一个打成贪腐分子——但是人们仍然给予习近平一些支持。如果政治要进行重新变革,那么清除腐败分子往往是应有之意。
没有想到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法治、中国言论自由的空间进入了一个倒退或者神经错乱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来讲,由于经济力量的爆发,使中共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民众误以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是中共这个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党控制能够最有效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造成的——完全忽视了之所以有这个经济成就是民众的勤奋,是国际社会接纳了中国,也是港澳和海外很多华人的资本家推动帮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因素加在一起造成今天中国的成就。当然,还有不顾中国的环保的代价,甚至把国有资产怎么瓜分等等,使这些经济成就成为了中共独裁专制体制的有力支点,从而迷失了方向。
最近几年,政治意识形态到了一种跟正常政治文明进行对抗的地步,经济政策方面也出现了倒退,对民营经济的打击,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而是「党进民退」——不是一个简单的国有企业进入了民间经济体的一种侵蚀或者是限制民间经济的发展,而是把所谓的党组织这样一个党棍性质的组织体系加上错乱的意识形态进入了民间的经济体系,甚至进入了各种各样的体系。中国的教育早几天出现的所谓的「中央指导组」进入了北大和清华大学,人家一看,这就是当年的文革嘛!当年的文革小组进入北大清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当年的造反派造成一系列浩劫,就是中央各种小组在各个系统里的煽动介入或者领导的后果;教育体系是这样,那媒体宣传领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进入了沉闷阶段,甚至比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宣传领域的控制还要严重;对外交往方面,虽然实行了所谓的「一带一路」,但是实际上对国际社会的狂妄态度、战狼的姿态所潜伏积累的问题,可以说是比文革时候、比毛泽东时候所造成的国际社会的敌意还要多;民族问题上对西藏、新疆的打击也是比文革时候还要严重;对香港的敌意,对台湾的敌意,比毛泽东时代也要严重。
这样一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从最开始把人们对习近平的期望,不知道是由他自己还是由他的团队,慢慢形成了一种唯我独尊,不准妄议不准批评,然后修改宪法取消了任期制,使人们对习近平的批评和怀疑就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
修改宪法发出了一个信号——习近平会当上终身皇帝。因此,现在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全党全军只有一个事情就是拍习近平的马屁——宣传工具也是这样,各种会议也是这样,各种行动也是这样。相应地,中国社会的所有矛盾、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失误开始针对习近平而来。习近平表面上大家所看到的是集大权于一身,但实际上是集矛盾于一身,集问题于一身,集敌意于一身。
习近平不再像胡锦涛时候一样,虽然胡锦涛也很左,胡锦涛很多政策也很糟糕,但是大家说那时候是江泽民在后面牵制他,所以他不能做什么好事,把责任放到江泽民身上;江泽民时候,有一度人们认为江泽民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还要中共元老在牵制——什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所以对江泽民大家只是嘲笑一下而已,对胡锦涛大家只是怜悯一下而已。但是对习近平就完全不同,既然你是一个皇帝的样子,那么大家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你身上。有人曾经说李克强是替罪羊,我两年以前就讲了,李克强没有当替罪羊的资格。因为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习李体制」,国务院在现在的权力运作之下根本就不知道放在哪一个角度——经济权力没有,外交权力没有,人事权力没有。这个国务院总理根本就没有权力了,连办事员的角色都谈不上,至少像刘鹤这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办事员,真正听习总的。
认为习近平不会在有生之年下台,让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的政治就没有想象力了。这些年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但凡有一点经济能力,但凡有一些基本的手段,但凡知道一点门路——就想尽办法离开中国。
事实上,习近平曾经讲过,他并不是想终身制,而是要把三个职务——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任期统一化。但是因为这三个职务都没有写清楚任期是两个任期还是三个任期,事实上就变成无限任期。无限任期就是什么?就是独裁者嘛,就是皇帝嘛!习近平反复讲初心,难道他初心是想当皇帝吗?初心是想当独裁者吗?
今天的《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强调的是我刚前面讲的:第一点,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的程度就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依法进行领导干部的更换,现在就是证明领导干部是要更换的。第二条,讲到了中国这种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达到了废除事实上领导干部终身制。毛泽东是终身制,实质上邓小平也可以说是终身制,因为他让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几个职务置身于他的名义之下,他是一个太上皇。他这个太上皇一死,因为其他的掌权者没有像他的条件,所以大家就认了:OK,邓小平你就是一个最后的独裁者,你走了以后其他的领导干部都是有任期制的。
今天的《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应该就是向外面发出一个最强烈的信号:习近平也是赞成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这就给了大家一个期望——像民主社会一样,你可能运气不好,大家选择了一个很糟糕的领导人,或者一个很糟糕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就上任了。不管怎么样,他有一个期限,到了期限大家再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一个好的领导人。
习近平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胆识最终完成中国的民主变革,我没有把握。但是如果他能够遵守中共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教训所得出来的领导干部不能终身制,他只要能作出一个承诺——两个任期也好,三个任期也好——千万不能四个任期,四个任期太长了,顶多顶多三个任期,最好是两个任期,由另外一些人看能不能帮助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
走向政治民主化需要的不仅是智慧、政治道德,它是有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以今天中国的国民素质,以今天中国政治制度长期扭曲的人们心智的过程,使人们对民主化的演变过程的品质还是有很多担心的。你不管怎么担心,民主化是必由之路,它本身并不是有绝对的矛盾性,但有着事实上的艰难性。有的人有这个胆量,有的人有这个智慧,或者有的人有这个机会。如果习近平没有这个胆量,或者是他也不想去完成这个东西,那你就「击鼓传花」,就传给下一任领导人,下一任再不行再换。
《求是》杂志前身是臭名昭著的《红旗》杂志,这些年这个杂志也被看起来是不值一谈的,但是今天《求是》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虽然那个里面整个讲话逻辑错误百出,历史事实描述错误百出,我都不去批评它了——能够讲出来再一次强调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我认为这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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