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邓小平关于中国应如何崛起的建议——“韬光养晦”——已成为明日黄花。谨慎可不是他的作风。
自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已经充分表明了中国的雄心壮志，在战略、军事、技术和经济等领域加大了投入。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就21世纪的世界格局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斗争。
美中贸易战，以及香港勇敢的抗议者为维护法治、对抗被中国无视法律的威权主义同化的威胁，都是这场全面对抗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你关注的是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所发出的信号，而不是盘旋在周围的吵闹杂音，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政策大致是正确的。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是时候对习近平和他的过火行为作出约束了。
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中领教了毛泽东的残酷，他从中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对于威权的一党专制来说，残酷无情是一种必要条件。他废除了邓小平为防止另一个毛泽东式人物出现而设计的任期限制，将自己立为终身任职的准皇帝。
他逮捕抗议者和人权律师，部署科技手段（其中有些是偷来的），建立他的监控国家，通过一个致力于奥威尔式“再教育”的集中营系统来逼迫维吾尔人，并制造一种恐惧的气氛——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中国梦”。习近平希望缔造一个对独裁者来说更安全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里，香港抗议者拆除带有人脸识别摄像头的路灯，成为一幅标志性画面。
在国内镇压的同时，习近平的国际议程也具有攻击性。令欧亚大陆紧密依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岛屿军事前哨的建设；2017年宣布准备将中国模式输出到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试图通过收购、盗窃和培育本国技术来促进科技发展的“中国制造2025”——所有这些都是向西方发出的挑战。
特朗普认识到这一威胁，并做出了回应，这是正确的，尽管这种回应很不稳定。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被奉为某种基于规则的新秩序的神，但他并不是，他是对自由的威胁，戴着头盔的香港人面对催泪瓦斯和不断升级的镇压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习近平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而不是个体的神圣。他还认为，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钱可以买到国际社会对一种21世纪新秩序的默许。
美国与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接触已经达到了一个点。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有益的共生关系。中国飞速发展；数以亿计的人战胜了贫困，进入了中产阶级。美国人得到了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中国加入世界，全球稳定性得到加强，没有出现重大动荡。鉴于大国崛起的暴力史，这些都是重大成就。
然而，这其中有一个缺陷。两国之间的这种接触，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后，这些更富裕的人会追求更多自由，从而刺激着中国实现更大的自由——事实证明这个宝押错了，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接受你们的接触，获取了好处，然后加紧镇压，有朝一日统治世界。
另一个问题则帮助特朗普乘着“美国优先”的浪潮入主白宫，那就是中国吞噬了美国腹地的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我认为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言论是一种挑衅性的夸张——“如果可以的话，所有资本家都会选择奴工，而在中国，资本家有了一个以奴工为基础的极权重商主义的制造基地”——但其核心确实揭示了真相。正如近年来大举转向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趋势所证明的，全球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见得对所有人都是美好的东西。
特朗普会胡闹，但他有一点说对了，不能让中国一边加入各种正当的国际俱乐部，一边又继续按照它自己的规则行事。它不可能在达成某种贸易“协议”后不承担全部责任，而指望全世界都对它的掠夺行为无限纵容。
先是命令美国公司在一天之内从中国离开——这是特朗普招牌式的可笑行为——然后又赞扬习近平，这样无助于谈判，但中国已经畅通无阻了太久。总统在一次声明中将贸易协议和香港示威联系起来——“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将很难处理。我的意思是如果成了又一个天安门广场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有暴力”——这可能是他表现最优异的时刻了。我只希望他是认真的，尽管他在其他方面对人权表现出蔑视。
作为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香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是美中意识形态战争的关键时刻。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可能会把习近平的不自量力变成一场灾难。他比看上去更脆弱——这是特朗普的直觉。目前，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似乎只有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明白中国的威胁，这也是她人气飙升的原因之一。中国问题将在2020年大选中发挥很大作用。
罗杰·科恩(Roger Cohen)自2009年起担任时报专栏作者，他的文章每周三和周六发表。科恩在1990年代加入时报，曾担任驻外记者和国际新闻编辑。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NYTimesCohe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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