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康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来源日期：2010-9-12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王风·黍离》
到重庆去！到重庆去！这音节疾促的口号，曾是无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3000余万沦陷区难民离乡背井，颠沛流亡，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
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这是中华民族的出埃及记，重庆成为中国的迦南。这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里逃生，这也是中国南宋、明末以降民族精神凤凰涅槃式的现代复兴，而且是整个东方历史性惊觉奋起的史诗图景。
如同一个人一样，一座城市总有自己的外貌和性格，在它所有的传奇中，总有一个故事贯穿始终;如同每个生命都有一颗专属于他的星辰在遥遥对应一样，总有一种命运在冥冥之中让一座城市神秘而荣耀。
七十年前，费正清从昆明飞临重庆上空，这座中国战时首都“在瞬间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这里连一块平地都没有，一切东西都似乎蒙上了四分之一英寸厚的灰尘。”
确实，重庆云横雾纵，山重水复，蕴藏了难以言表的历史玄机，诸多偶然的人物和偶然的事件在这里偶然际遇，从此星流云散。这座天涵地负的山城，却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苍桑嬗演中，秉承造化旨意，深谙世事奥妙，因缘巧遘，得天独厚。
重庆的命运是独一无二的，它注定要在一个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去担负天下兴亡。这座内陆山城曾两度改绘中国和世界地图，如果没有造化所钟、天意垂顾，重庆至今不过是一片封闭平庸的农产品集散码头、被历史沧浪遗弃的一潭死水。
重庆与中国其他大城市是如此的不同。最不同的是，抗战初期中国主要大城市悉数沦陷之后，原属内陆四川省乙级市的重庆却作了中国战时首都达八年之久而享誉世界。
历史的吊诡之于重庆，尤令史家惘惑，重庆的受难和荣耀，那段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续绝，深涉亚太乃至世界战争成败和战后格局的重大历史，已尘封七十余年，至今鲜为人知。对于拥有悠久修史传统，急欲在变化日亟的全球化世界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中国，这是令人惊讶的忘却;对于晋身中国直辖序列，急欲在中国又一轮变革浪潮中崭露头角的重庆，这是对自身独特历史遗产难以理喻的漠视。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至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中正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际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蓥山、歌乐山、铁山坪、枇杷山、峨岭、佛图关、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竹添又做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重庆和四川人向来无狭隘地方主义和由此滋生的排外传统。自张献忠屠戮川人、“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流动一直居内陆各省之首。四川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川人与从东北到广东沦陷区迁川难民不难沟通。作为战时移民之都，重庆人在血缘、骨相、气质、习性、思维、生活方式都兼有中国南北东西特性。凡当年寓居重庆的“下江人”(特指沦陷区民众与人士)无不称重庆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称道重庆和四川人民的热忱、慷慨、坚韧、淳朴、勤劳和忠勇。
如此蒙受神恩、秉承忠烈脾性;如此富于山河气势、家园情思和英雄骨血的人民，自不会惮于牺牲、溺于安乐、陷于私利;如此葆有万古气象和文明尊严的重庆，似乎就伫候着成为中国抗战首都的历史一刻。历史表明，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这是重庆的至高荣耀，这是天意。
四万万中国人、一千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历经四十年光阴，终于把自己的首都，自己的心脏和希望托付给了重庆。七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可以稍事驻足，清晰地回首那民族命脉和历史足音的悲壮节奏。
中国抗战坚持的正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取得最后胜利的正道，重庆正是这条民族自救正道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血色丰碑。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锋芒开始威逼南京。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中执委全会，曾通过《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案拟“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9月12日大同失陷，11月9日太原不保，西安危若垒卵。南京弃守前后，蒋中正盱衡日军“立体作战”和“制空权”优势及攻守兼顾各项因素，方最后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强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取消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土地政策”，从而“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蒋中正则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中表示：“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现阶段需“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中国不但为保障国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战，亦为保持世界和平国际信义而奋斗!”
1936年，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中正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明确强调，迁都重庆，首先粉碎了日军胁迫中国在南京作城下之盟的图谋，粉碎其速战速决以屈服中国的迷梦，同时表明中国移都抗战到底，建立抗战大后方，坚持持久抗战的大战略立场。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在南京中山陵防空洞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战略抉择———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王康，文化学者、民间著名思想家。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王康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为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引领着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五集电视政论片《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著名电视政论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
1989年，王康离开公职，过上了一种“流亡”式的生活。1993年，在“流亡”途中，他写下中国九十年代惟一一部究诘中国道路的政论片，曾引起中国最高层和思想界以及海外媒体强烈关注。1994年，又成立了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令许多人意外的是，1996年、1999年，“流亡”途中的王康又两度参予有关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的国家级专题片，并任总撰稿，他特有的话语风格和独到的历史视野曾对亿万观众产生了无形的影响。让王康自慰的是，他与中央电视台和重庆电视台都有多次合作，但“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商业片”。
2005年6月、2007年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 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即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
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漱溟、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王康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与“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