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的检讨书《向党、向人民请罪》

【李三达手记：家父李慎之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经过无数次的批判会、斗争会（当时叫"辩论"），经过独自许多个昼夜的痛苦思索，反复深挖自己的思想与言行，写出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检讨，并获准在新华社的大礼堂（即曹锟时代的"国会"礼堂）做了沉痛到"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检讨发言。尔后在新华社的机关报《前进》上用了四版一满版还转到三版上一部分的篇幅，登出了其中的一半，标题是《向党、向人民请罪》。这个检讨写得如何，希望读者们看一看，想一想。】

一、我的罪行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们面前，向党、向人民请罪。

我是一个入党将近九年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然而在今年５月的大鸣大放期间，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也从内部参加了这一进攻，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这期间，我在国际部"春雷"墙报上发表了《只有大胆地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文章，号召人们去怀疑，去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同一期的墙报上，我还推荐了《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反动文章，卜无忌写的《废弃庸人政治》，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试揭一个矛盾》的文章，表示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是诬蔑我们的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的"而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一年多中间，特别是鸣放期间，我曾和十多个下级同志在作个别谈话的时候，以及在一些组的办公室内谈话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在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时候不是挺身而出保卫党的事业，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反击右派，反而同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我的行为是直接拆党的台，拆社会主义的台，把群众引向资产阶级右派的方向，在决定中国今后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背叛了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成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给我的培养，给我的信任，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我在这里向党向同志们低头认罪，请党和人民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二、我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我为什么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长期自欺欺人地把我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给我的震动，归之于自己"忧党忧国"而迷失了方向。其实我所以犯错误是我过去长期以来生活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固然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它到底不过是一个外部原因，决定的因素是我自己思想意识上的原因。

我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父亲是当地商会的秘书。由于我们那里的商会实际上是当地的太上政府，我父亲也成为一个周旋于绅商官府之间的人物。

他小时境况极坏，靠苦学出身，自己有相当高的旧文化水平，但是却总自以为不是正途出身而自恨不足。他四十多岁才生我，我是长子，因此就把全部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一方面受到家庭特别的娇宠，一方面又受到十分严格的管教，从这两方面给我种下了极深的处处自命不凡，自视特殊，顽强地要求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根子。

除了受到完整的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以外，我父亲还亲自给我加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他极力灌输我以封建道德的中心思想–所谓孝道，其最高理想就是《孝经》上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我父亲常说"我没有财产可以留给你，只有以学问来栽培你"。在他的教育下，我从小就成为一个老气横秋、脱离小朋友的人，把"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学而优则仕"看成为自己的毕生理想的人。我从小就确立了把智识神秘化，崇拜智识，把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想依靠它来为自己赢得名誉地位的资本的根深蒂固的人生观。

在我入党的时候，我曾夸耀自己从小学时代起就不断受到各种进步因素的影响，成为贯穿在我历史上的一根红线，一直到把我引向革命。但是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我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启蒙。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教员向我宣传苏联，给我留下了印象。但是同时也有教员向我宣传法西斯主义。到中学以后，我一方面是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书籍，但是也同时读了更多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书。我过去以为这不过是兼容并包，其中有好的成分，也有坏的成分，而强调好的成分比坏的成分多，其实"兼容并包"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在看来，在我少年、青年时代给了我决定性的影响的决不是我过去所吹嘘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我的学校和家庭所给我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如果一定要说有一根线的话，那么这是一根黑线而不是红线。

我过去自以为过去上的是帝国主义大学，做的是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好像很革命。其实，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给了我极深极坏的影响。我从初中时代开始接触到一点马列主义。１９３６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刚出版后，就有一位共产党员的教员给我读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哲学"、"政治"这样的名词，因此立刻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强烈的崇拜。抗战开始以后，我在上海读高中，当时，党在文化界的影响很大，许多马列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我由于抗日要求的推动，由于初中时代的那一点根子，确乎是如饥似渴地借、买这些书来看，固然绝大部分我没有看懂，固然我也吸收更多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我心目中总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但是一进帝国主义办的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我的思想就有了变化，这些大学以自己打扮得十分庄严的学术气氛来蔑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大学里根本没有地位。而我也就确实受到了它的吓唬，慢慢就有了学问无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家之言"的观念。如果我不是后来到成都又接近了党的领导，帝国主义的大学教育是完全可以把我拉开进步的道路的。而它在那时虽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还是在我头脑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它今天使我堕落犯罪。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我为它一共也不过化费了一学年每周三小时的时间，然而它竟在我头脑里长上了一个毒瘤，使得党多年来给我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都吸收不进去，而一心向往于那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我过去曾经把我参加革命看成是长期接受党的启蒙教育的结果，因此好像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战士了。但是，今天看起来，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实际上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我参加革命是由于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我参加学生运动只是出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在个人身上说，它并不违反我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是正好适合这样的要求。我在学生时代所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我当时的个人理想，也还是个人的成名成家。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有其不可克服的动摇性、软弱性。我个人在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条真理。我确实曾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曾经自夸"为政治可以牺牲学术"，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学生运动发展得很顺利，满足了我个人英雄主义的领袖欲，觉得走"做一个政治家"的道路比走"做一个学者"的道路更符合我的个人野心而已。（学生运动还使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更加膨胀了，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更加顽固了。）到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前摆着两条路：响应党的号召到解放区去，或者干脆卖身投靠走向上爬的道路。第二条路我不屑走，但是第一条路我也没有决心走，因为那样就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个人前途。在这个尖锐的抉择面前，我表现了动摇。我表示要停一停、想一想，我心里有激烈的内心斗争，但是终于咬不了牙。我之所以选择去中学教书，就是这种动摇的结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党一直照顾着我，关怀着我，从远处注视着我。我感到离开了革命运动的寂寞与痛苦，也感到个人实在是没有出路，继续在学生中搞民主运动，最后受到了特务的迫害，才逼上梁山，使我最后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到了重庆，进了《新华日报》。

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从这时候起，我就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如果我能够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的话，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条一直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党对我在政治上从来是爱护的、信任的，但是我反而把党对我的爱护和信任看成自己在政治上保了险一样。我夸大自己的革命性，把过去为革命做的一点微末工作看成是"独力打天下"，自以为是党的"孤臣孽子"，认为自己是对党有功，党应该对我"礼贤下士"，应该请我入党。在我的入党申请由于行军、土改、三查等等关系被延迟了一段时期的时候，心中就大有意见。我在与党的关系上保持一种客卿的态度。这些都说明了我的"革命性"如何有限，如何不纯。但是党仍然是给我以充分的估价，接收我入党。当然，党是看到了我的缺点的，但是党仍然希望能改造我。党当时就严厉地指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必须在今后努力注意改造。但是我却置若罔闻，把入党看作是党对我的革命性的承认，而不是看成是彻底改造自己的开始。我还记得在通过我入党的支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对我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也有一些同志对我说了较多的好话，我对好话就非常听得入耳，对某些批评就不以为然。例如有一位同志批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贫雇"，我就觉得谁都是一样，不独我一个。有一位同志批评我狂妄自大达于极点，我就觉得也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另外有一位同志说，我所以乱七八糟的思想多，是因为知道的东西多，我就觉得非常入耳。会议完了，就有一些同我较亲密的同志来祝贺我，安慰我，我也就以能入党而欣然自得，而不去严肃地对待党的忠告。

我就这样参加了党的队伍，跟着党胜利地前进。总的说来，在整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我同党的矛盾还不算很大，党的政策我还是拥护的执行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抵触仍然有，而且也并不小，因为虽然是民主革命，但是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和革命的彻底性常常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革命的软弱性相抵触，而我却顽固地不肯放弃自己的一套。

首先这表现在我同党的关系是，可以说，自从参加革命之后，除了在重庆和上海那一段摊子很小，几个人同甘共苦，谁也没有什么名，什么位，不可能有什么个人打算之外，自从一到解放区起，看到这么大一个天下，就一直不断地有个人打算，想挑好工作。我想当编辑不想当翻译，想当记者不想当编辑，想搞研究工作不想搞新闻工作，总之是想挑最能出人头地的工作，而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牢骚很多。

在对党的关系上，更加突出的是我从来只看到个人，而看不见党。在我眼中，党似乎不是一个战斗着的集体，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而不过是一群党员的集合体。我重视朋友之情，而不大体会同志之谊；重视知遇之感，而不大体会党的培养。除了在运动中而外，我从来不向党的组织暴露思想，接受党的帮助，常常觉得小事应当自了，大事说也无用，我确实是一个与党貌合神离、目中无党的"共产党员"。

在对党的关系上，最严重的是，党总是向我提出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我却在实际上抗拒改造。我认为我已经入了党，这就证明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我觉得自己政治上无问题，历史上无问题，社会关系也无问题，思想上确乎是好发议论，好发牢骚，但是这却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些问题虽然不同意党的意见，也认为自己可以压得住，还有组织性、纪律性。凭这一点就可以跟党走到底了。殊不知思想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才能过社会主义的关。在这次的大鸣大放中，党要考验每一个党员的时候，我坚持个人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尾巴就露出来了。

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然我这样一个保持着整套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和无产阶级的队伍格格不入的，因而我在民主主义的革命中的表现也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我在土改中，看到农民打地主会觉得不文明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此外，我从头起就对我们的许多制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过去的例子现在已难记得起来，但是类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很早就有的。在历次运动中，我参加了一些，但是都参加得不多，我总只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心里总是怕过火、怕伤人。我总是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我总希望看到我们专政的宽大的一面，而不愿看到它严肃的一面。我总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各项工作、各种制度。我并没有真正站稳过无产阶级立场，而我的右倾思想是十年一贯的。正是这些思想的日积月累，一直到形成我今天一系列的反动思想，自己也成了一个十足的右派。

我的思想问题逐渐进一步暴露而发生新的变化，是在1953年与1954年之交。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以为，1954年以后，我过去所崇奉的日丹诺夫的许多理论，在苏联东欧都开始有了翻案，我自己屡次出国，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觉得过去的看法是"教条主义"，未必对。同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也连续发生了一些事件，如柏林事件、贝利亚事件、纳吉上台下台事件、苏南建交事件等等，因此，自己的思想上发生了许多怀疑。拿这来比附中国，就觉得思想战线上的许多是是非非很难说。同时，觉得从那时起，自己也接触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对我们的文化政治问题上的怀疑抵触就多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入一点看，不为无因地巧合的是，这正是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党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时候，党在这个时候，提出了统购统销这样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对这些，我并没有什么抵触，但是，社会的这些变动必然要在人们的意识上得到反映，而党也就着手来解决这样意识上的问题。因而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改造都加紧了。以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了。如批判俞平伯思想、梁思成思想、胡风文艺思想、胡适学术思想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报刊、杂志上批判各色各样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出现。这是一场又一场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是革命深刻化了，一方面是我个人身上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革命性已经发挥完了。而我的留恋资本主义，抗拒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已经开始露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