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不仅在乎读书人守住“文化的操节”,以诠释晚年陈寅恪,展示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的承偌;而且,他也毫不客气地批判四九后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新“传统”——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皆为陈寅恪所谓“改衰翁为奼女”的显例;过去人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有“敢犯龙颜”之风骨,后来的资料却显示,马寅初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贊歌的,而较早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吭气。
这些事实,都显示“文人”乃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复杂、艰深的课题,难在究竟以何种标准定位他们:“旧式文人”,还是“知识分子”?若以后者论,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几无合格者。
当年同侪如杨宪益回忆钱钟书认为,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杨也指出,钱钟书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
“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替钱杨辩护:
“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国文人学术上的私传统(文人们自己玩),他的这些学术笔记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学术作品,他没有这个兴趣,他只是自娱自乐,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在那样的知识海洋里遨游,不拍出点水花来都难……錢楊两位所处的时代,在其一生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超过30年,那是个动辄得咎的年代,以他们两位在学界的地位,能够没有害过人,不说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说他们犬儒也好,说他们懦弱也罢,都是苛刻的。他们在政治上是圆滑的,但如果没有害人仅仅为了自保有什么错呢?至少不应该作为公共批评的起点。”
萧瀚认为,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有一位吴薇,看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
钱杨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则反衬了中国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宽容”心态,以及社会人格的偏激、狭隘、泛道德化,这恰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氛围。
“六四”屠杀后,国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加剧了,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无耻,赛著“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无人敢抗争。
杨绛的小说《洗澡》,堪称刻画中国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诗,不动声色地再现文人在运动中尴尬、忍辱、挣扎、出卖、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蛰存赞之为“半部《红楼》加半部《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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