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國外」與「心靈脫中」
談論二二八既然危險，因此對二二八閉口不談，以求避罪免禍，自然也是一種「逃亡」。這種心靈上的逃亡，有時比身體上的逃亡，逃得更遠。一些作家的長期或永遠「封筆」就是一例。他們不僅不寫二二八，連創作本身都廢了。日治時代揚名文壇的張文環，曾對張良澤說：「自從二二八之後，我已發誓折筆不寫東西，也絕口不談文學。因為我所有的文學朋友都在那事件時慘遭殺害。」日治時代揚名詩壇的莊垂勝，二二八被捕羈押七天，並被撤掉台中圖書館館長之職，出獄後歸隱萬斗六山林。日治後期重要小說家周金波，二二八期間父楊阿壽逃亡，弟楊國仁被殺，周本人三次被捕，「用錢買性命」才獲釋，此後進入虛擬的戲劇世界，不再從事文學創作。
另有些人雖未封筆，但移身比較「安全」的位置，如二二八之前常在《民報》對時政「冷語」、「熱言」的黃旺成，逃亡脫險後，進入台灣省通志館任編纂組長，研究台灣抗日史；《台灣新生報》編輯黃得時，離開報業「重災區」，應聘台大中文系，投入台灣文史研究。文史雙棲的楊雲萍，雖早於二二八之前已任職台灣省編譯館，但一九四七年八月應聘台大歷史系後，也投入台灣文史研究。對他們而言，二二八的逃亡是從現代逃回古代，心路歷程類似中國的沈從文和錢鍾書。
黃得時應該不知道，一九四七年五月，林頂立呈報南京保密局本部，聲稱《新生報》吳金鍊、阮朝日、陳昆山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民主報」，黃得時被列為十五名接收委員之一，惟未參加「偽組織會議」云云。此說真假不論，但他幸運躲過一劫，免遭清算命運。
還有一些人的逃亡更為迂迴。他們來不及在二二八逃亡，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在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以「留學」或「依親」方式逃離台灣，移民國外。二二八的受難家屬，此例特別多見。如林茂生之妻王采蘩、子林宗義移民加拿大；陳能通之子陳秀將，郭章垣之女郭勝華，李瑞峰之妻李藍慎、子李榮達；李仁貴之子李博智，林桂端之子林信一和林信二等移民美國；張七郎之子張依仁、張秉仁、張存仁移民巴西等。
張七郎之妻詹金枝說：「我甘願我的子孫做美國奴，也不願意做中華民國的紳士。」移民美國的李榮欣（李瑞漢之子）說：「美國的狗死後還被慎重其事的埋葬，而台灣被殘殺的菁英呢…有時不禁感嘆，做美國狗也比做台灣人有價值。」移民德國的黃文治（黃阿統之子）說：「有人曾經問我對台灣有沒有感情。我說，二二八事件沒有解決，要我愛台灣？我永遠不敢愛。」
梁熒汐（林光前之妻）一九七一年隨子女移民美國，其子林俊雄說：「家姊一九六五年去美國留學…並想辦法讓我們也能離開台灣這個傷心地。」陳仙槎（王育霖之妻）為了讓兒子王克雄出國，同意他加入國民黨。王克雄因受難家屬身分，出境證被刁難許久；但因其黨員身分，最後還是通過。陳仙槎說：「一直到（他）坐上往美國的班機，我們才能完全放鬆心情，是一種逃亡的心情。」
二二八的心靈逃亡也牽連到白色恐怖的心靈逃亡。陳能通長子陳穎奇留在台灣，卻鼓勵弟妹出國。他說：「要是能出去就盡量出去，不要留在這個齷齪骯髒的地方；同時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會遭遇什麼不測，誰也不敢講。」林連宗之女林信貞說：「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世代，戒嚴令尚未解除，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生類似二二八的事件…後來就全家定居美國。」
此外，也有人在海外「就地逃亡」。廖進平的次子廖德潛，在日本讀東京醫科大學，二二八事件後，再也不敢回台灣。陳能通之弟陳信德的遭遇更曲折。原本在北京大學任教，二二八事件後，聽從父親之勸留在中國，結果在文革被下放勞改，死於文革。兄弟兩人，都無所逃於中國人的暴政。
二二八家屬紛紛逃離台灣，緣於極限的悲痛經驗，這部分足以論述成另一本著作，本書權衡篇幅，做了割捨。他們除了遭受家破人亡之苦，受盡種種歧視與刁難外，並被官方造冊，長期監偵。在台灣的扭曲體制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更不能碰觸二二八，只有將二二八徹底隔絕，才有求生的機會。
資料顯示，許多二二八家屬與倖存者（包括自新自首者）都被列為「戊寅份子」，這是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指示「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 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後，由保安司令部將現有資料彙整造冊，共有六千三百一十七人，並透過保防分工，加以監視考核，這是通案性的。此外在特殊時機，會成立專案加強監控異己，例如一九七一年（丁亥），為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維穩」（套用中共術語）需要，開始實施靖平專案，將二二八人士納入，列出丁亥份子、靖平份子等名目，這是特案性的，且不限於二二八人士。不論通案或特案，二二八的戊寅份子和白色恐怖的「特殊份子」雙軌並行，同為國民黨整肅異己的秘密和延長手段。
也有些二二八的親歷者，基於對中國政治的覺悟，心靈上雖不見得逃離二二八，但肯定逃離了中國。例如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在二二八與死神擦身而過，並嚐到「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李登輝二二八時曾躲在好友何既明自家開設的米店樓上，也目擊國軍在街上濫射。他說「自從二二八開始，我的各種想法就和中國『再見』」，轉而擁抱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又如林界之弟林汗，上壽山欲救其兄，「結果全身被搜光，只剩一條內衣褲被趕下來」；復遭一名軍官恐嚇詐騙，輸送許多錢財仍救不回兄命，此後發誓絕不說北京話。張七郎熱愛「祖國」反被「祖國」殺害，其妻詹金枝教訓當地駐軍：「你們中國最會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但是最不仁、最不愛的就是你們這些人。」
台灣人在心靈上的「脫中」，有很深沉的因素，也不始於二二八；究其根源，是「劫收」在台灣人心中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幻滅。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有台灣人向美國人抱怨：「你們在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卻對我們投了中國人」；美國領事步雷克說：「一位睿智的年輕領袖目前觀察到：『在日本人統治之下，我們從未瞭解有關中國的真相；現在我們才知道，為何世界各地都不歡迎中國人，為何其他國家都在排斥他們。』」
二二八見證者，時為基隆市候補參議員的張桂章說：「我讀日本書，深深體會他們從頭到尾就是教你一個字：正直。不正直，很難在日本社會生存。」「在中國人的統治下，我們無法發揮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反而被他們拖累成整天說謊的人。」「台灣人的氣質和精神，與他們都不同，絕對不同。他們動不動就說我們是一家人，其實，觀念都不一樣，怎麼會是一家人？」這種「不是一家人」的體悟，要發展出「台灣獨立」（政治脫中）的思想，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作者為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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