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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15 February 2016

全面梳理梁彼得案

作者: 陈明利
梁彼得误杀无辜黑人格雷一案,陪审团认定梁彼得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成立,华人社会哗然。这几天各方力量纷纷出来就此案做出各种行动,在白宫签名请愿、上街游行,抗议梁警官因为华裔身份成了替罪羊。与此同时又有不同声音出现,认为以上的做法都无效。梁彼得案到底有无歧视成分在里面?华人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梁警官、才能避免被歧视?避免人云亦云、舆论误导甚或恶意借机扬名?
2016年2月11日美东时间傍晚,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区高等法院,沸沸扬扬的梁彼得(Peter Liang)误杀无辜黑人格雷(Akai Gurley)一案,陪审团(jury)经过近两天的评议(deliberation)后,最终认定梁彼得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成立。
案件发展至此,大众一直揪着的心似乎尘埃落地。不论陪审团的裁决结果给大家的心理撞击是喜悦、悲伤、庆幸、痛惜、愤怒还是不疼不痒,我们都必须深度思考这一个在纽约乃至全国产生影响的案件的方方面面,避免人云亦云、舆论误导甚或恶意借机扬名。
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此案进行一些综合剖析:案发事实背景(facts)、案件审理进程(proceedings)、陪审团之认定(deliberation)、被告刑期分析(sentencing)、罪与非罪解析(jurisprudence)以及究竟如何反应(reaction)。
案发事实背景(FACTS)
2014年11月20日晚11时许,Peter Liang,一个刚加入纽约市警局才十几个月的年仅27岁的实习警员,和他的执勤搭档Shaun Landau (蓝道)受命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位于2724 Linden Boulevard的一幢称为Louis H. Pink House (粉红房宇)的政府楼中,自上而下地进行安全巡逻。纽约市警局派遣警员在这种主要由收入较低的居民居住的政府楼中巡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巡见、防止、避免以及阻止违法犯罪行为。这幢楼宇据称是一个刑事案件高发地点。按照巡逻要求,Peter 和Landau从8楼楼顶往下巡逻。Peter左手持枪,右手持手电用右肩顶开楼顶房门准备往下进行时听到动静(Peter作证时称其听到a quick sound),手枪意外走火,射出一发子弹击中墙壁后反弹至七楼楼梯间的28岁黑人男子Gurley的胸部。当时,Gurley和女友Melissa Butler正在七楼楼梯间往楼下走。听到枪响,Gurley和女友往下跑,Gurley似乎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意外中枪,或者因为不知何种现在无法考察的当时心理状态,一直跑到五楼楼梯间的两段楼梯衔接的平台位置才瘫软在地。经Butler敲门求救,4楼邻居打电话至‌‌“911‌‌”报警,Gurley的女友经呼救台指导,对Gurley进行人工呼吸,可Peter和搭档没有对Gurley进行任何救助。Gurley后来不治而亡。
案件审理过程(PROCEEDINGS)
针对又一起警察枪杀无辜黑人的不幸事件,警方、媒体和民间一开始就众说纷纭。纽约市警局表示这是一起意外,而布鲁克林区检察官办公室则说要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仔细评审。
2015年2月10日,大陪审团(grand jury,不同于jury)经投票正式指控(indictment)Peter Liang触犯了纽约州刑法典第125条第15款第1项规定的二级误杀和渎职在内的多项罪状(manslaughter,assault,reckless endangerment,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 and official misconduct)。布鲁克林区高等法院签发了逮捕令(warrant)。第二天,Peter主动投案。法院进行了过堂程序(arraignment),法官Danny Chun在未要求被告Peter缴纳保金的情况下将其释放,并将下次被告出庭日期定在2015年5月14日。
之后,由巡警慈善协会(Patrolme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简称‌‌“PBA‌‌”)分配给Peter的辩护律师与检察官办公室进行了三次左右的预审(pretrial)出庭活动,主要解决一些程序上的常规问题。2015年11月,在Peter家募集到相应的款项后,Peter决定聘请自己的私人律师Robert Brown(布朗律师)先生和Rae Koshetz(蔻晒兹律师)女士进行辩护。Brown律师曾一度为警察局里的一个警察队长。Koshetz律师则在纽约市警局内部担任过长达14年主要负责内部审理警员违规违法案件的副局长,之前是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位助理检察官。
两位私人律师接受案件后,显然因Peter不认罪,此案不久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trial)。在法官独任审理(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理(jury trial)两者案件审理方式之间,辩护方选择了jury trial。此间,Peter究竟是否将在法庭上亲自开口为自己作证,不曾明朗。
2016年1月21日,Peter的jury trial正式开始。控辩双方律师挑选了7男5女12位陪审员(juror),陪审员大部分皆为白人。
Jury trial进行了两周的时间,控辩双方各自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Peter的巡逻搭档Landau(蓝道),作为检察官办公室的证人出庭证明案发当时情况。2月8日,在可以选择绝对保持沉默的情况下,Peter选择自己站出来作证说明2014年11月20日发生的事情经过。控辩双方的证人作证情况在2016年2月8日这天告一段落。Peter Liang是本案中最后一个证人。(本文作者和办公室的其他律师在当天即中国新年大年初一亲自到庭旁听,旁观了当天Peter的作证及双方律师询问(direct examination)和交叉盘问(cross examination)Peter的全部过程。)
2016年2月9日,控辩双方的律师进行总结陈词。之后,陪审团开始进行秘密讨论表决(deliberation)。
经两天、准确而言,在长达十七个小时的讨论之后,2016年2月11日晚间,陪审团作出对Peter的有罪认定,认定其构成二级误杀和渎职罪。法官将判决日期定为2016年4月14日。
陪审团之认定(DELIBERATION)
从媒体资料显示,2月11日晚间陪审团的有罪认定仅仅包括: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其它三个罪名据称因着二级误杀罪的成立而自然成立。
按照纽约州刑法典,Peter被陪审团认定成立的二级误杀罪属于违反刑法典第125条第15款第1项的规定,即Peter被认定为鲁莽不计后果地导致他人死亡。二级误杀是一种C级重罪。
A person is guilty of 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 when:
1. He recklessly causes the death of another person; or……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 is a class C felony. (Section 125.15 of the New York Penal Code)
而按照纽约刑法典S 15.05关于Reckless的定义,Reckless属于四种犯罪心态中的一种,当一个人知道某种实质性的不合理的风险存在,会导致某种结果发生或法律规定的某种违法行为存在,却有意识地忽视放纵这样的风险,就构成不计后果。而这种忽视放纵就其性质和程度而言严重偏离了一个正常人在类似的情形下可以遵守的标准。
3. ‌‌“Recklessly.‌‌”A person acts recklessly with respect to a result orto a circumstance described by a statute defining an offense when he isaware of and consciously disregards a substantial and unjustifiable riskthat such result will occur or that such circumstance exists. The riskmust be of such nature and degree that disregard thereof constitutes agross deviation from the standard of conduct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would observe in the situation. …(Section 15.05 of the New York Penal Code)
陪审团在讨论评议Peter是否构成犯罪的过程中,经过了较为艰难复杂的评审过程。陪审员两次要求法官解释指控的罪名和定义,并要求回放911录音,回读Peter和其他证人的证言。最有戏剧性的是每个陪审员都实际地对着法庭内的墙壁叩动过卸了子弹的手枪扳机,以此体会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扣动手枪扳机激发子弹。纽约市警察所使用的手枪是与其他一些警局警员使用的手枪不同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纽约市警员的手枪都经过改制,为防止不小心发生射击的情况,要用上10磅的力量才能扣动扳机。
在长达两周多的庭审过程中,个别陪审员曾出现过似乎漫不经心的迹象。曾有迹象表明,法官曾提醒过陪审员不要总是两眼望着窗外。另外,辩方律师曾请求陪审团成员不要让他们的情感在本案件中对他们的最终是否有罪的认定产生影响。辩方律师称,2014年11月20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悲剧,但悲剧并不代表构成犯罪。
在2月9日检察官办公室的总结辩辞中,检方指称,Peter一而再再而三用糟糕的判断(poor judgment),不仅因听到的莫名声音而开枪,且在看见Gurley处于将死状态时无视他人生命不施救,只是关心自己是否被解。(Peter在2月8日作证时说,他在枪响前听到了一个短促的声音‌‌“a quick sound‌‌”,然后枪就响了)。
2016年2月12日周五,陪审团认定Peter有罪之后的第二天,陪审团中唯一一位非裔陪审员Carlton Screen先生(其他陪审团组成人员都是白人)公开发言,说评审认定Peter是否有罪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说本案中应受指责的人当然只是Peter。Screen先生还提到,Peter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手指放在手枪的扳机上,‌‌“如果你把手指放在扳机上,你当然要准备射击了‌‌”。Screen还说,辩方的说法‌‌“警员Peter有理由拔枪出来,并且枪响是意外的‌‌”并没能打动陪审团的心。
被告刑期分析(SENTENCING)
在jury认定有罪的结论之后,法官通常会要求一个PSI(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但定罪当天,本人未能到庭旁听,所以不知道法官是否真的要求了PSI—法官也可以选择根本不要求PSI 。本人向辩方律师发送电邮进行确认,但至今未能收到回复。这个PSI是由Probation Department的probation officer作出的。如果法官要求了一个PSI,那么Probation officer不久要跟被告见面,对其进行面试和调查,内容包括方方面面,比如被告的家庭人员组成、各个家庭成员的自然情况、被告的教育背景、被告的成长历程、是否有过被捕和犯罪记录、被告以前的就业情况、是否有非法或滥用违禁品的情形、是否服用任何药物或滥用酒精饮品、是否需要帮助寻找工作、身体健康程度如何等等。可以说这个PSI是包罗万象。Probation officer调查完后要写出一个(以Peter Liang的案件来看)约有7-8页长的报告–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 Report(‌‌“PSI‌‌”)供法官在2016年4月14日判刑量刑时参考。在这个PSI的最后部分,probation officer通常会对法官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法官如何判决被告,判决多长刑期。这个PSI通常会在4月判决之前的20天左右交到法官手上。在法官将来真正判决被告刑期的时候,法官既可以较多参考这个PSI中的判决建议(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也可以基本上全部忽略probation officer的sentencing recommendation。一般来说,PSI都会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建议法官作出较为严厉的量刑,但是法官在量刑时有较大的discretion (自由裁量权),按照自己认为合宜的判决规范(当然法官不会滥用其职权,任意妄为地判决刑期),来适当量刑。这就是为什么法官把判决的日子选在了4月14日,因为probation officer要花较长时间才能完成PSI。
在此简要分析一下Peter Liang被陪审团认定犯有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的刑期情形。纽约州的重罪分为A、B、C、D、E、F六个级别,依次从最重到最轻排列。陪审团认定Peter Liang构成二级误杀罪,按照法律规定这属于C级重罪。C级重罪(C felony)在量刑时又因是否属于暴力型和非暴力型重罪而量刑不同。二级误杀罪属于非暴力型重罪(non-violent felony),刑期为1年到15年,但有可能缓刑而不需要入监(no jail,probation)。根据本文作者以往的辩护经验,法官在量刑时,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后,不应该按照二级误杀的最高刑期来判决Peter Liang,也就是说法官不会判他15年的刑期。理由如下:Peter Liang之前没有任何被捕/犯罪记录、似无品质败坏迹象、是个初入警道的无经验警察、枪响过程前后无明显射杀故意恶意、年纪尚轻、有家人和太太、作证时似乎没有显示明显的不诚实、配合法院的司法程序没有逃庭、被告本人为美国公民。
关于渎职和其它几项罪名,在此应不需深入探讨究竟法官会判决多长的刑期。因为,据本人的粗浅看法,法官在量刑时应该让二级误杀(最重)的刑期和渎职等其它罪名的刑期重叠执行(叫concurrent)。打比方说,如果法官在二级误杀上的判决刑期为6年,渎职的刑期为1年,那么实际执行的刑期应为6年(concurrent),而非7年(如果法官决定执行7年,这叫做数罪并罚,称为consecutive sentencing)。在陪审团认定Peter Liang构成的各项犯罪中,二级误杀是最重的(top count),其它几项控罪(charge和conviction)全都比二级误杀轻。换句话说,Peter Liang被认定的二级误杀罪之外的所有犯罪的刑期都会比二级误杀的刑期短,那么法官最终的判决刑期,将会将所有的犯罪考虑在内,按照Concurrent的方式考量,并以上面的假设(上面假设法官判决Peter在二级误杀这项犯罪上的刑期为6年)为例,应该是6年。
法官究竟给予(impose)被告多长的刑期,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控辩双方律师的影响。通常,检察官办公室都会基于被告没有接受认罪条件、硬要选择trial,并以浪费了很多司法资源、不愿承担法律责任、终被陪审团认定有罪为由强烈建议法官重判、或按照上限(15年)来判决刑期。而辩护方律师则会基于被告Peter Liang之前没有被捕/犯罪记录、无品质败坏迹象、是个初入警道的无经验警察、年纪尚轻、有家人和太太、作证时诚实可靠、配合法院的司法程序、在所有的法庭程序中没有一次逃庭、被告本人为美国公民(基于分析)、广大民众支持轻判被告等等为理由,要求法官轻判。有时辩方律师甚或可能建议法官只是判决被告probation 。
在4月中旬的判决当天,辩方律师当会做好充分准备,充分为被告辩论,提出请法官轻判的理由。当然,4月中旬判决之前,辩方律师亦可书面提出请法官轻判的意见和理由,因为,如果从jury认定被告有罪之后到判决之前,辩方律师根本不向法庭提交书面的请求轻判的要求和理由,那么在4月中旬当天的判决开庭时,再说什么一般也不起作用了。这是因为,法官究竟如何判决被告,早在判决开庭当天之前就已经形成自己心中的主意了。要影响法官如何判决被告,必须在法官还没形成自己的判决主意的时候,主动出击,积极影响。
同时就辩方律师在开庭过程中提出要求撤销全部指控的动议(Motion to dismiss the whole entire case),法官在2月8日全部证人作证后曾宣布他要等陪审团裁定后就该动议做出决定,目前还没有看到他是否就该动议做出决定。因此辩方律师如果坚持Peter无罪,还应该有机会向法庭提交材料支持撤销的动议。
罪与非罪解析(JURISPRUDENCE)
2016年2月11日,陪审团认定Peter有罪。该定罪(conviction),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检察官决定指控且grand jury (grand jury不同于jury)决定indict的可预结果。意思是说,如果检察官不指控,那么就不会有2月11日的有罪认定。从某种程度上,有权决定是否指控的部门即检察官对于2月11日的陪审团有罪认定起到了一种pre-decisive的效果。
下面从本人到庭旁听后结合其它材料对Peter是否构成二级误杀罪做出以下评判。本人认为,陪审团认定Peter构成渎职罪也许成立,但二级误杀(他人)罪却比较牵强。
如前所述,按照纽约刑法典第125条第15款第1项规定‌‌“一个人鲁莽不计后果导致他人死亡时构成二级误杀(他人)罪,二级误杀(他人)罪属C级重罪‌‌”(A person is guilty of 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 when:1. He recklessly causes the death of another person…Manslaughter in the second degree is a class C felony)。该规定中有两个关键字‌‌“recklessly‌‌”和‌‌“causes‌‌”。
先看看Peter 2014年11月20日的行为是否构成recklessly,即鲁莽不计后果的程度。本人因不是Peter一案的辩护律师,手中没有此案的第一手文件资料,所以这里分析时引用的事实依据来自于媒体报道、作者的研判、调查、法庭现场的旁听和法院部分相关文件。围绕案件的事实情况,总结来说,是Peter巡逻至8楼时,左手持枪,右手擎手电,楼梯间灯光全无,其用肩顶开那层楼的楼梯间的门,听见一个不明的短促响声(‌‌“a quick sound‌‌”),继而手枪响了,子弹不知飞往何处,后来才发现有人中枪。分析Peter的行为是否构成鲁莽不计后果的程度,必须依据、结合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境来分析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通常,纽约市警局总是先把‌‌“新兵蛋子‌‌”(rookie police officer)放置在‌‌“最前线‌‌”—一般都是很危险的第一线去让他们经受锻炼、体验警察的危险,当在真正的第一线锻炼了一段时间后,才会将他们调到百姓们通常认为较为‌‌“美差事‌‌”的地方。在案发的那个粉红房宇楼,就在Peter执勤当天的一个月以前才刚刚发生过包括谋杀在内的恶性刑事案件。这些‌‌“体验生活‌‌”的警察局规矩和粉红房宇恶性刑事案件,Peter及其搭档不可能不知。纽约市警局在警察于粉红楼宇这样的地方巡逻的时候是否可以在遇见实际险情之前就可以拔枪出套,据说警局刻意没有明确的书面规定,即警局把在这种地方巡逻的警员是否应该提前拔枪在手的决定交由警员自己视情况而决定。那么,在没有灯光的楼梯间、在看不见他们所处位置以下是否有别人、又在听到一个短促的不明所以的响声、Peter那时怔住了(startled)且可能吓住了的情况下,枪不明所以地响了,似乎很难构成鲁莽的高度。至此,千万不能忘记Peter当时只是一个‌‌“新兵蛋子‌‌”,根本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应对当时漆黑一团情况下的响声所带来的恐惧,惊惧。这时,如果他是下意识的扣动了扳机,充其量也只是给自己壮壮胆,有点宣示‌‌“我有枪‌‌”的效果。这离鲁莽不计后果的程度。毕竟警察也是人,也得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及至后来在找弹壳过程中,Peter才发现有人中了枪,他自己作证说他确实没有给当时的伤者做急救CPR,因为他意识到伤者伤势严重,等待专业救助应该更好。况且伤者旁边就是一位女士(后来知道那是伤者的女朋友),而那位女士正在给伤者做CPR。CPR需要口对口的呼吸,伤者不可能同时接受两个人的口与口接触、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从Peter作证的情况看,他在看见一位女士给伤者做急救的时候,没有马上冲上去‌‌“嘘寒问暖‌‌”(问题就出在他在发现有人中枪有个女士在做人工呼吸后没能马上上去‌‌“嘘寒问暖‌‌”并提供帮助—这也导致了他可能构成渎职的罪状)。可是,这些情形不能就此认定鲁莽不计后果。
再看看Peter2014年11月20日的行为是否构成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讨论的是‌‌“causes‌‌”这个字。不论怎样,千真万确,Peter在危机四伏的时段、地点、听到了不明状况的声响,开枪走火导致了格雷(Gurley)的死亡。但是,法律上要求,Peter必须是‌‌“recklessly‌‌”(鲁莽地)caused (导致)格雷死亡才构成二级误杀(格雷)罪。上面分析了,Peter当时的举动,综合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离鲁莽的程度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即便Peter导致了格雷的死亡,他也没有‌‌“鲁莽地不计后果地‌‌”导致他人死亡。实际上,以本人拙见,Peter充其量,不过是acted in a way t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discretion based on the the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but his acts objectively,unfortunately and accidentally led to the death of another person who was not seen by Peter (意即:Peter当时的举动在他当时所处的那种境况中是Peter自认合宜的举动,只不过他的举动客观上、不幸地并且意外地引致了另外一个Peter根本没看见、不知其存在的人的死亡)。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且是那种辩方律师提到的百万分之一的太意外的事件。陪审团如果把Peter Liang的举动定性为鲁莽的举动,在Peter之前的那么多警察使用暴力导致死亡的案件作何解释?既然Peter的举动到不了鲁莽不计后果的程度,那么陪审团就不应该认定Peter构成二级误杀他人。
现在来分析、评议一下陪审团对Peter构成渎职罪的认定。前面提到,当Peter后来发现有人中枪,有个女士在伤者旁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因为伤者不是对Peter的人身安全构成任何程度威胁的一个人,更不是Peter他们巡逻时要防止或者制止的正在进行实施违法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对象,那么,处在Peter Liang当时情境中的任何一个人,即便不是身负保卫百姓安全使命的一介平民(更何况他作为‌‌“人民警察‌‌”,肩负着救死扶伤、保护社区安全的职责),也会在自己不会有危险的情形下,前去或者应该上去‌‌“嘘寒问暖‌‌”。这只要看一下一个女邻居(不是伤者的女朋友)当时打‌‌“911‌‌”报警就知道了。这个女邻居,对于与她毫不相干的意外事件都知道报警并对伤者进行帮助,而执行巡逻任务并且接受过警察训练的Peter居然连上去‌‌“嘘寒问暖‌‌”的举动都没有。暂且不去考虑伤者的危险是Peter的行为造成的,他更有责任和业务提供帮助。Peter在恐惧中的无助行为,无论从道义上还是职责上很难说服陪审团他没有渎职行为。这也是本人和同事在听了Peter的作证后得出凶多吉少结论的根据。
究竟如何反应(REACTION)
2016年2月11日,陪审团认定Peter罪名成立后,华人社区立刻出现愤怒、躁动、似乎黑黄界限分明的局面。华人普通感觉Peter成了献祭的代人赎罪的羔羊。整个群体被歧视凌辱。可以预见,如果陪审团做出Peter Liang无罪(acquittal)的裁定,不仅是纽约,甚至整个国家都有可能出现像巴尔的摩一样的抗议甚至暴乱。因为有色人种被警察暴力执法带来的仇恨和冲突已经到了炽热点。实际上,不论是检察官办公室赢了官司将Peter定为有罪(convicted),还是辩护方赢了官司,导致Peter 被acquitted (认定无罪),都没有真正的赢家。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们需要拔高一块,来认识这个案件给社区和整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相应反应。
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相对健全、执法相对公正、司法审判独立的国度(这不光是理论上的对比,主要是本人作为在中国执业多年并在美国执业十余年的切身体会),追求公平公正自200多年以前建国时到现在一直是个不变的主题,也是历代法律人士和普通民众孜孜以求的价值观,可嘉可奖,值得称道。当然到达今天这种程度,也是不少少数族裔用鲜血和自由换来的。在Peter Liang一案的审理过程中,通过本文作者及其他律师亲自的到庭观察,和从其他渠道的了解,我们认为案件的审理从程序上基本做到了公正公开的要求。这是值得高兴的地方。想想看,一个没有公正的社会,哪里谈得上追求良好的社会秩序。
但Peter被大陪审团决定指控是否体现了各个足裔间的平等呢?
美国社会尽管一直在追求每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无须考虑人与人间的族裔、所属人群、肤色、民族、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的区别,但事实是,美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的现状。从Ferguson,Missouri(密苏里州Ferguson)Michael Brown被警察射杀,到纽约市Staten Island (斯丹顿岛)警察锁喉事件,还有其他的一些警察致人亡命而警察没有被控罪或定罪的现象看,人们觉得警察似乎有些过分,白人警察对待黑人尤其过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个别平民以行刑式的手段将执勤的警员射杀(比如纽约市警察Wenjian Liu 和Rafael Ramos2014年12月20日在警车中遭人射杀)和其他的袭警事件。
而在那么多的警察过分违规违法粗暴执法带来受害者死亡的案件中,近十年来几乎没有一个白人警察像我们的Peter被指控并被裁定罪名成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抗争的层次如果只是我们要获得所谓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追求和主流阶层的地位和平等对待而无视其他少数有色族裔继续被不平等对待,我们不仅达不到我们的诉求,而且有可能激化少数族裔之间的仇恨和对抗。
不管白人警察真的是对待黑人有些过分,还是袭警事件屡有发生,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目光只是定格在事情的表面上。表面上看来,这个族裔似有欺负那个族裔的现象和丑闻,那个族裔似有仇视这个族裔的目光。如果各个族裔间总是将目光和仇视放在那些表象上而不去挖掘这些表象所反映出来的制度的缺陷,不去追求将每个人都争取平等对待的解决方式,那么我们的周围定会出现一波平息一波又起的怪现象。那样,人与人、族群与族群间的不平等永远不能有个提升改善的境界。
通过Peter Liang一案,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对政府的教训。在陪审团认定Peter Liang犯罪成立后,纽约市长表示,政府和警察保护社区、百姓的安全无可指摘,还将继续努力,但是提升警察的素质、加强警察队伍的培训业已实施。
通过Peter Liang一案,我们相信,大家在为Peter抱不平、义愤填膺、鸣不平,扼腕的时候,定会理性地推崇法律在任何族裔、人群、肤色、民族、年龄、性别、地位的人面前都应是平等的这种理念。追求人与人间的平等、不同族裔间的平等,应该是我们通过关注Peter Liang一案应该达到的目标。追求平等,不应以这个族裔牺牲那个族裔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平等,不等于要让Peter Liang一案中的警民关系更加紧张为代价;追求平等,不应让卷入Peter Liang一案中的亚裔和非洲裔族群对立起来。追求平等,意味着不懈地追求每个人之间的、每个族裔间的相互恒久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相互做害羞的事、不只求自己的益处、不相互轻易发怒、不数算他人的恶、不喜欢不义而只喜欢公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些都应该成为追求平等的永不止息的价值观。平等无价!2015年6月17日,在南卡莱罗纳州查尔斯顿的一个黑人教会,发生一名白人男子射杀9人的惨案,但事后不久,这些被射杀人士中的一些家属就公开站出来表示要饶恕那个行凶的男子,这不能不说是对不数算他人的恶、平等无价的一个最好的实际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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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警官及其支持者错在哪里

 

因纽约前警察梁彼得执勤期间意外射杀黑人青年阿凯·格利被判罪而引发华人社区情绪激动的反应和“维权”游行总算消停下来。还有一个月,法官才会对梁彼得判刑。我们应当利用这段冷却期,理性地审视和思考一下此案,或许有利于华人未来在美参政、维权活动。
我认为梁警官、他的律师团队及其支持者在本案中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今天他本人被定罪、黑人和华人种族对立以及华人社区分裂的结局,部分华人的“维权”活动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损华人形象,帮了梁警官的倒忙。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现将其主要失误分析如下:
错误之一:无视人命
梁警官及其支持者最大错误莫过于无视他人生命。
先让我们从法律上来说起。一般构成二级误杀罪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行为人的行为导致某人死亡;其次,死亡是行为人无视人的生命安全鲁莽 (recklessly)行事所致;第三,行为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行为会威胁到他人的生命。毋庸赘言,第二个要件是这一误杀案的关键,即梁警官是否鲁莽 行事,导致格利的意外死亡。纽约法律将“鲁莽”定义为行为人知道、并有意识无视重大和无正当理由的风险,从而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
我们知道,平克公租楼(the Louis H. Pink Houses)是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安排的公共住房,虽然犯罪率高,但主要居民是少数族裔老年人。为了保护居住在纽约300多个公房项目中40万低收入居民 的安全,纽约警察局每天派出2千名警员,进行“垂直巡逻”(即乘电梯到屋顶,然后从楼梯间走下,一层层楼道查看),其中包括平克公租楼。梁彼得警官的证词 显示,他在该处及类似的公租楼执勤数百上千次,所以并不是像其支持者声称的是一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因此,他知道无数无辜民众会使用楼梯上下出入,在未面临 危险时,不应掏枪。
对于警员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掏枪,纽约警察手册故意规定模糊,让警员根据情况自行决定,但原则是要在面临危险时才掏枪,而且掏枪之后手指不能置于扳机上,必须搁在枪身,防止走火和误杀。只有在面临即刻危险时,才能将手指置于扳机,射击来进行自卫和保护他人人身安全。
有人走上公租楼梯间是很正常的,并不存在危险。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一说法,因为一般都会乘坐电梯上下出入,电梯出故障时才会用楼梯间,这样的大楼楼梯 间不是正常人来人往的通道。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没有在纽约公租楼住过的缘故。据在那里生活过的居民称,平克公租楼内的电梯故障频发,又小又慢,又破又 烂,又脏又臭,甚至难以下足,还时常遇到歹徒,跑都无处跑。相反,使用楼梯间速度快,空间比较宽敞、干净,遇歹徒有回旋余地,还能健身,所以相当多的居民 选择使用楼梯间出入。格利和他女朋友本次就是因嫌电梯太慢而徒步上楼而引发这场悲剧的。
虽然第8层至第7层的楼梯间昏暗,该处日光灯出了故障,只有一端发出暗淡的光亮,但是两位警员都配有警用手电。梁警官的搭档兰道作证称,他并未意识 到有任何危险,也未掏枪。而梁警官则称听见有人声,他左手持枪(梁系左撇子),右手拿手电,用右肩撞开门,旋即手枪击发。第8层至第7层之间的距离很短, 只有14级台阶。梁声称自己的手指并未放在板机上,射击是因为枪走火的缘故,子弹打在水泥墙壁,反弹凑巧击中格利心脏。
但是,我们知道,纽约警察局为了防止警员走火或无意扣动扳机,规定扳机的扳扣力是12磅。有枪支常识的人都知道格洛克(Glock)19型手枪因机 械故障走火的机率几乎等于零。一般市面上的这款手枪只有5.5磅的扳扣力,而为纽约警察特制的手枪,扳扣力增加了一倍以上,不太容易扣动扳机。
梁警官当时手指放在哪里是本案依法定罪的关键。专家在庭审时证明,手枪走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如果手指置于枪身,很难拨弄到枪机。陪审团耗费了 17个小时进行审议,作出有罪认定,但在第一轮投票中,陪审员就此问题出现分歧,10名认为有罪,2名并不肯定。陪审团为此又特意调来梁警官的手枪,每个 陪审员都亲手试了扳机的力量,最后才一致认定梁警官的手指是违规置于扳机上的,他未对法庭说实话,因而构成了鲁莽行事导致他人死亡的误杀罪。
这跟驾车压死他人的误杀案类似。尽管肇事者不是有意致死他人,法庭和陪审团仍然会根据情节,决定重刑罪(felony)或轻刑罪 (misdemeanor),有的州甚至会将交通事故肇事者判处谋杀罪。谷歌公司的一位员工在非超车道高速超车,导致两名儿童死亡而被加州于2010年以 谋杀罪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3年。
通过这个案例,我要重点指出的是,梁警官及其支持者力图用“失误”一说来淡化其剥夺无辜他人生命的行为,有的支持者还引用美国车祸致死只有民事责任来类比此案,这是不对的,因为意外事故致死他人不是免除刑事责任的借口和理由,美国法律和判例对此有清楚的规定。
梁警官无视他人生命还体现在他在开枪之后,没有按规定马上通报纽约警察总台,也没有呼叫急救车和救助受害者。梁警官在庭审上作证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 子弹射中人。但这个说法大有问题。梁在8层楼道上就能听到7楼的嘈杂人声,故拔枪而出,又有手电在手,同时格利中枪后慘叫声,与女友一起逃往楼下的脚步 声,最终在5楼的倒地声,其后女友哭喊呼救声,以及邻居打电话向911报警呼救声,并在911的指导下让格利女友施行心肺复苏术的对话声,梁警官不可能听 不见,因为枪声不会导致长时间失聪,他也不应当没有意识到子弹或许会击中他人。
庭审记录表明,事实是,梁警官并不在意“失误”击发的子弹是否伤及他人,他第一时间所关心的是“我要被炒掉了”,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子弹很可能击中他人,否则枪械走火不伤人顶多面临记过或其它行政处分,而不会导致解雇的结果。
梁警官无视他人生命还表现在他开枪后不是急于查看子弹是否伤及无辜,而是首先寻找弹壳,不让搭档上报,而要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并与搭档发生争 执长达2分钟,还拒绝回应总台的呼叫;待发现倒在5楼血泊中的格利之后,梁警官不是想办法救助受害人,而是在一旁与警察工会代表联系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直 到工会代表告诉他可以上报,梁警官才在开枪6分半钟后联系总台,确认开枪伤人一事。梁警官和他的支持者用他开枪后处于“极度震惊状态”来洗刷其不作为,但 他与警察工会代表之间的短信联系表明,他在所谓“极度震惊状态”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梁警官对不救助格利的行为还解释为自己训练不足,不能胜任实施心 肺复苏术的工作,但是教过他的警察学院的教官在庭审中反驳了他的说法。
医学专家证明即使及时实施心肺复苏术,也无法挽回格利的生命,因为子弹击中心脏,并坐入肝脏。但是这一后见之明并不能解除梁警官当时对格利的救助职 责。对受害人是否积极施救,反映了加害者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他的人性和良知。加害人的作为和不作为及其态度都对陪审团判决有影响。2004年,一 名警察在一家公租楼屋顶执勤时,也因惊吓开枪打死了一名黑人少年,由于该处是臭名昭著的贩毒场所,该警员发现自己错误后马上呼救,并积极采取措施施救,大 陪审团判定免于起诉,最后纽约市赔偿了200万美金结案。
无视他人生命还表现在梁警官的一些支持者声称格利不是善良之辈,多次因贩毒被捕,言下之意打死他也不冤,而梁警官则很可怜,父母打工辛辛苦苦将其抚 养成人,本来前程无量,结果被“种族歧视”断送了。这些支持者忘记了这里是美国,即使罪犯也有基本人权,况且格利在被打死前是个无辜的路人,是两个刚出世 小孩的父亲,不管他过去有多少过错,其生命权不容剥夺,他在本案中才是受害者。梁警官虽然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他远非英雄,而是一个加害者,因为他的失 误,一条鲜活的生命从地球上消失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失去了儿子,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永远也不会再得到珍贵的父爱;然而梁警官本人顶多坐几年牢,还有机会孝 敬父母,贡献社会。
这些无视他人生命的做法和言论,以及梁警官自始至终没有向受害人的家人道歉和悔过的事实,让美国主流社会和其它少数族裔觉得华人社区是非不分,自私自利,缺乏人性和良知,实在有损华人形象。华人社区在未来维权中应当特别留意这些问题,纠正因此引发的不当言论和错误。
错误之二:积非成是
梁警官及其华人支持者还错在积非成是(two wrongs make a right)的逻辑思维上,即白人警察致死众多无辜民众而未被定罪判刑,华人警察也不应当被定罪判刑,如被定罪,就是司法不公。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白人 协警直接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免于起诉,误伤致人死亡的华裔警员却被送上法庭而且被判有罪。”
这一主张某个错误可被另一个错误抵销的说法,乍一听似乎有理,但其实是相干性谬误(fallacy of relevance),因为两者并不相干,这一论证的前提并不能证明其结论,违法的白人警察未被惩处的错误并不能证明华人警察的非法行为是正确和合理的; 事实上,违法的白人和华人警察都应依法受到处罚。
梁警官的支持者竭力将他说成是替罪羊,指称白人将其抛出,来平息黑人的愤怒。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替罪羊”的原意是指犹太教徒在赎罪日的仪式上用 来赎罪的羔羊。羔羊本身是完全无辜的,被用来代替有罪之人受罪受罚。“替罪羊”现代词义仍然保持了无辜者代人受过的意思。但是在本案中,格利既不是被纽约 检察官打死,也不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和工会主席打死,而是被梁彼得警官误杀,尽管是无意而为,但是梁警官是过失方、责任人、加害人,难辞其咎,所以他不是无 辜的,不应将他说成是替罪羊。
的确,美国执法人员每年都在执勤中打死数百上千名武装和非武装的民众,尽管每个案件的案情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相当多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有的则是罪不 当死。执法人员动辄开枪致人于死地,造成公权力滥用,恰恰是美国司法现存的主要弊端,社会、民众和政治领袖人物都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现象造成的司法不公,正 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据媒体报道,自2005年至2014年,美国每年平均只有5名警察因执法造成他人死亡而被起诉,但去年迅速增加了3倍多,达到17名,他们中间12 名是白人警察,5名少数族裔警察,梁警官也是其中之一。显然不是柿子专捡软的捏,单挑华人警察问罪。梁警官的支持者站在公权力一方,指责美国司法不公,保 护白人警察、歧视华人警察与事实不符。
梁案之前,也曾有多名致死人命的纽约白人警察遭到审判并入狱服刑,梁警官并不是像其支持者所说是第一个被定罪的警察。早在1998年,一名白人警察 因对一名在街上玩美式足球、失手击中警车的青年锁喉,引发该青年哮踹病急发而意外致死,而被判处7年半徒刑。另一名白人警察因在一次收缴非法光盘的行动 中,打死一位不知情逃逸的非洲移民,以二级误杀罪受到审判,陪审团10票赞同定罪,2票反对,陷入僵局。2005年二审时法官因技术原因以较轻的刑事过失 致死罪(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判处5年缓刑。纽约市分别赔偿300万美元给上述死者家属结案。
梁警官的支持者引用得最多的两个案例包括与梁案同一年发生于纽约斯塔滕岛的埃里克·加纳“锁喉案”。纽约大陪审团经听证之后决定不对涉案白人警察潘塔莱奥进行起诉,这引发争议。
因为大陪审团的纪录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为什么他们决定免予起诉,但我们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非洲裔烟贩加纳被警察怀疑非法卖烟,经长时间交 涉,加纳拒绝前往警察分局接受调查,并拒捕。在强行逮捕行动中,因为加纳人高马大,制服困难,潘塔莱奥跳起来勒住加纳脖子,将其拉到在地,锁喉不过几秒钟 而已,但由于加纳有严重哮喘病和高血压疾病,倒地后不能呼吸,最终导致死亡。
我认为纽约警察在本案中最大失误是在加纳倒地声称不能呼吸时没有将其扶起和进行及时救助,这是为什么在现场的警察负责人被诉的原因。此案并未完结,联邦司法部正在调查,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开始听证。不过,纽约市已与加纳家人达成赔偿590万美金的结案协议。
另一个被梁警官支持者频繁引用的案子是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威尔逊枪击身亡案。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和联邦司法部分别同时对此案进行听证和调查,得出将威尔逊免于起诉的一致结论,政府还罕见地将 所有证词、证据、文件公布于众,以平息骚乱。
从包括在这些文件中的大量证据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大陪审团的决策过程是公正的。大陪审团由12名普通民众组成,7名男性,5名女性,包括3名非洲裔人士。
检察官要求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相信威尔逊有罪,如有,应以谋杀罪还是误杀罪对其进行起诉。
大陪审团在审查证据之后,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拒绝了检察官的起诉要求。本案证据和有可信度的证人的证词说明,身高2米、体重130多公斤、远比威 尔逊强壮、当时有犯罪嫌疑的18岁少年布朗先是出言不逊,然后将威尔逊堵在警车里实施攻击,并企图抢夺其手枪,威尔逊感到有生命之虞时,开枪击发两弹,布 朗逃离现场,待到威尔逊下车追击时,布朗返回向威尔逊冲来,威尔逊连发数枪,将他击毙。联邦司法部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称威尔逊的行动没有违反致命武 力使用法而可被起诉。
由此可见这些案件和梁案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格利完全无辜,而加纳和布朗均有违法行为在先。即便如此,我更担忧这两个案例中公权力表现出来的执法过 度、甚至暴力执法的固化模式。譬如在布朗案中,当布朗逃离现场,威尔逊完全没用必要去追赶,因为布朗并不对社区构成危害,威尔逊面临的即刻危险也已排除, 他完全可以等后援到来再采取更稳妥的行动。尽管布朗冲过来,威尔逊仍有时间回避,并不一定意味有即刻的生命危险,需要连发10枪将其击毙。此外,大陪审团 不起诉,不等于威尔逊无辜。虽然他的行为不违法,但是有悖情理。因此,美国的警察致命武力使用法非常有必要修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案子的错误并不能说明 梁警官误杀的合理。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2015年被美国执法人员射杀的965人中有90人并未携带武器,另外564人持有枪支,281人持有其他武器,然而近 500人患有精神病,或有自杀倾向和面临情感危机。白人警察射杀无武装的黑人只占警察射杀总数的4%,大部分被射杀的少数族裔民众多半是挥动武器者,或有 精神病和自杀倾向者,或不听警察警告逃跑者。
正因为如此,执法人员在使用致命性武力时更应当慎之又慎,在没有面临即刻生命危险时,或嫌犯不对社区人民构成危害时,绝对不应当使用致命性武力。因 为滥用警察武力,已经酿成多次悲剧。像1995年16岁的华人少年黄永新因玩霰弹枪被邻居报警而被警察从身后开枪击中后脑勺致死。尽管现场目击证人作证说 黄永新并未反抗,警方仍称黄永新与警察争斗,警察手枪走火误杀这位华人少年。另一位华人高冠仲1997年醉酒后在加州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挥舞扫帚柄遭邻居报 警,被赶到现场的警察一枪击毙。类似的案件在华人社区发生过多起。这些受害人以及像中国大陆的呼格、徐纯合冤案才应是华人社区维权的重点和关注的对象,而 不是代表公权力的梁警官。
梁警官及其支持者还声称对他的起诉和定罪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我们知道美国司法独立,公检法三方相互制衡,大陪审团和陪审团成员随机抽取,经过严格筛选,排除有偏见人士,控辩双方都有权拒绝不合格的陪审员。
我曾先后3次参加联邦大陪审团工作,以我观察,检方有时会有政治动机并面临政治压力,通过有选择地提交证据、罪名的指控等方式影响大陪审团决定,但 是由于其性质是证据测试,防止政府滥权的第一道门槛,并且定罪的关键还是在陪审团,所以检方同时操纵大陪审团和陪审团按其意志行事是极为困难的。
纽约布鲁克林县的检察官汤普森是首位当选的非洲裔检察官。他能击败长期担任此职的白人检察官就是因为承诺上台后要增强警察问责机制。他也可能面临压 力不愿意以较轻的罪名刑事过失致死罪起诉梁彼得,但他是人民选出,不对市政当局和警察负责,只对人民负责。如果有政治压力,恐怕也是来自选民。多年来,美 国警察有很高的公信力,人民比较支持他们,忽略他们的错误,大陪审团起诉警察的情况很少;但近年来,警察滥用致命性武力已引起民众的反感,整个社会的舆论 风向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警察被起诉就是明证。对梁警官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惊慌失措盲目开枪致死人命追责十分正常,陪审团对其定罪也基本公正,反 映了美国社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警察、防止滥权的新趋势。
除此之外,梁警官及其支持者所犯错误还包括梁本人在法庭缺乏诚信和悔过表现,拒绝直接向大陪审团陈述己方故事,以及选择陪审团审判而非传统上有利于 警察的法官审判,把责任归咎于枪支缺陷而又不能提供证据支持,未能有效制止在审判和陪审团审议时检查梁的手枪,尤其是检方在庭审中改口暗示梁故意射杀格利 时没有及时提出反驳等等,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在此一一叙述。
最后,有朋友来信称对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就本案评论最为不满的是声称有人操纵支持梁警官的游行。我的回应如下:
我没有证据证明有人操纵,我认为梁的支持者绝大部分人是自发的,但他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案情和美国法律。
我猜测游行有可能被人操纵是基于:1.大部分中文媒体的选择性和偏向梁彼得的报道,而这些媒体基本上已为中共大外宣掌控;2. 发起游行的纽约北京同乡会与中共领馆的密切关系和接受其资助的事实(作为美国人的该会负责人公开声称该组织是爱国侨团,他爱的当然是中共的党国而不是美 国);3. 中国驻外领事官员一贯介入此类活动以追求政绩的作派。最近暴露的中共出资操纵世界各地反对达赖喇嘛的游行可能间接地佐证我的猜测。
顺便提一句,建议华人在未来涉及本族裔问题的游行和维权活动中,最好以华裔美国人而不要用亚裔美国人的名义进行,因为华裔占整个亚裔美国人口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千万不要让四分之三的菲律宾裔、印度裔、越南裔、韩裔、日本裔及其他亚裔感到被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