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接轨”曾经是中国主流话语，和与之对立的”中国国情”并存。近年来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改为姿态强硬，恨不得让世界”与中国接轨”。不过，官方仍然发现前者颇具说服力，在推行政策时还是忍不住拿来说事。中国政府决定实行”街区制”，即拆除封闭小区围墙，并将小区内道路充公，引发舆论沸沸扬扬。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宣称，街区制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利于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
住建部还宣称，推行街区制得到了大多数网友的理解。讽刺的是，就在这则报道后面，可以看见大量网民留言对其进行抨击与讽刺。不少网民说，民主自由也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为什么就不“跟国际接轨”呢？？还有网民说，请先把中南海的围墙拆掉吧。更多的意见，则是拆墙要从机关大院开始。
不应该把这些质疑仅仅看作是斗嘴，政治制度与官场文化的确是社会形态的前提条件。没错，街区制是发达国家普遍的城市景观，但是这些国家过去也曾高墙深院，权贵宅地戒备森严。为政府辩护者的常用手法，就是切割前提，截取片断，称之”西方亦然”。比如，上访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会强调发达国家也不允许对抗警察，而看不到那里的警察不可以阻止公民自由出行。骚乱发生时，他们会问：”西方国家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巧妙的回答是：”您指的是哪类事情，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吗？”
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与尊严
社会保障缺失，贫富不均加剧，公义良知蒙尘，都会给中产阶级带来不安全感。封闭式小区的商业模式，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我在广州居住过的一个小区，多年前曾经发生一起灭门枪案，随后加强门卫制度，业主和家人必须佩戴证件出入，访客则要当着保安的面和业主通话获允，汽车还要打开后盖搜查。最严格的时候，出门如同登机出国。但是，小区内二十万居民鲜见异议。相反，越麻烦越有安全感。
街区方便通行，听上去相当不错。然而，这并非中国社会的首要需求。出行前呼后拥、封闭道路的官员不是这样，普通中产阶级也非如此。区分、隔离和繁琐的程式，除了保障安全，还可以带来身份优越感。中产阶级在满足物质生活之后，追求人格尊严，而且认为自己比底层民众更有资格获得尊严。但是，和底层民众一样，他们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官员，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受到禁止与羞辱，于是他们以日常生活的优越感予以弥补。
中产阶级的社区文化，的确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小环境。我在广州居住过的另外一个小区，居民们有意识地追求琴棋书画、敬老爱幼、互助互爱等生活氛围。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小区居民组织募捐及志愿者团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抗争”安全感”的同时，小区中产阶级其实也希望政府维护这点可怜的尊严：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请保留小区围墙这块遮羞布吧。
小区居民的”特权”
政治权利是人格尊严中不可回避的东西，何况它实际上代表利益角逐。因此，封闭式小区内的业主自治，成为基层的民主操练。业委会的选举，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尽管有地方政府的干扰，有商业大佬和黑社会的介入，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人（或一户）一票的普选制。在大量的环保维权活动方面，居民自治带来的民主意识和组织力量显而易见。社区保安与维稳警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所闻。
这是中国政府下决心拆除小区围墙的真正原因。曾经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习近平握手恩待的”网络作家”花千芳发表微博道出了真相：”我认为逐步消除’特权’是大势所趋， 虽然封闭小区业主的’特权’很小。不管怎么说，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扩招警察比雇佣保安更有效。”
小区居民追求的业主自治等政治权利，的确小得可怜，但是因为围墙外的更多民众连这点权利也没有，所以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拆除围墙让他们交出”特权”，和所有国人一样成为平等的权利赤贫者，不给潜在的威胁中共政权因素留一丝一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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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对国际通行的做法断章取义，有利于它自己的时候，就说“要跟国际接轨”；不利于它的时候，就说“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什么卵臭逼玩意，他妈啦个逼的，中国人等着看习包子有一天死无全尸。
在这样的政府下，国内真是个不宜居的社会，有能力者赶快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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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把这些质疑仅仅看作是斗嘴，政治制度与官场文化的确是社会形态的前提条件。没错，街区制是发达国家普遍的城市景观，但是这些国家过去也曾高墙深院，权贵宅地戒备森严。为政府辩护者的常用手法，就是切割前提，截取片断，称之”西方亦然”。比如，上访者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会强调发达国家也不允许对抗警察，而看不到那里的警察不可以阻止公民自由出行。骚乱发生时，他们会问：”西方国家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巧妙的回答是：”您指的是哪类事情，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吗？”
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与尊严
社会保障缺失，贫富不均加剧，公义良知蒙尘，都会给中产阶级带来不安全感。封闭式小区的商业模式，正是基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我在广州居住过的一个小区，多年前曾经发生一起灭门枪案，随后加强门卫制度，业主和家人必须佩戴证件出入，访客则要当着保安的面和业主通话获允，汽车还要打开后盖搜查。最严格的时候，出门如同登机出国。但是，小区内二十万居民鲜见异议。相反，越麻烦越有安全感。
街区方便通行，听上去相当不错。然而，这并非中国社会的首要需求。出行前呼后拥、封闭道路的官员不是这样，普通中产阶级也非如此。区分、隔离和繁琐的程式，除了保障安全，还可以带来身份优越感。中产阶级在满足物质生活之后，追求人格尊严，而且认为自己比底层民众更有资格获得尊严。但是，和底层民众一样，他们也没有权利投票选举官员，在言论自由方面也受到禁止与羞辱，于是他们以日常生活的优越感予以弥补。
中产阶级的社区文化，的确也会带来不一样的小环境。我在广州居住过的另外一个小区，居民们有意识地追求琴棋书画、敬老爱幼、互助互爱等生活氛围。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小区居民组织募捐及志愿者团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抗争”安全感”的同时，小区中产阶级其实也希望政府维护这点可怜的尊严：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请保留小区围墙这块遮羞布吧。
小区居民的”特权”
政治权利是人格尊严中不可回避的东西，何况它实际上代表利益角逐。因此，封闭式小区内的业主自治，成为基层的民主操练。业委会的选举，往往争得不可开交。尽管有地方政府的干扰，有商业大佬和黑社会的介入，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一人（或一户）一票的普选制。在大量的环保维权活动方面，居民自治带来的民主意识和组织力量显而易见。社区保安与维稳警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所闻。
这是中国政府下决心拆除小区围墙的真正原因。曾经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习近平握手恩待的”网络作家”花千芳发表微博道出了真相：”我认为逐步消除’特权’是大势所趋， 虽然封闭小区业主的’特权’很小。不管怎么说，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扩招警察比雇佣保安更有效。”
小区居民追求的业主自治等政治权利，的确小得可怜，但是因为围墙外的更多民众连这点权利也没有，所以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拆除围墙让他们交出”特权”，和所有国人一样成为平等的权利赤贫者，不给潜在的威胁中共政权因素留一丝一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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