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1868-1953，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出身捕快世家，父亲黄炳泉长期在余姚县衙门当差。差役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地位，既是良民的奴隶又是良民的主人。一方面良民可以随时变成士大夫，但差役不行。另一方面差役为衙门经营，随时可以欺凌没有变成士大夫的良民。一方面士大夫鄙视这些贱民，可以随意责打差役。另一方面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流官没有土著经纪人就寸步难行。郡县帝国以内部殖民主义为基本法，天下主义的流官对土著共同体行使征服者的权力。征服者的统治要想深入土著社会，必须依靠本土的经纪人。士绅和差役分别代表本土社会的良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的协助对官府都是必不可少的。衙门没有无产者的服务，很容易沦为士绅的傀儡。正式税收无法维持非正式开支的时代，差役提供的灰色收入对衙门极其重要。差役通过这些无异于黑社会的活动，不仅能够让自己和老爷发财致富，而且还能建立广泛的江湖网络，在乱世发挥组织资源的优势。迂腐的秀才公开鄙视他们，其实他们暗中更瞧不起毫无组织能力的秀才。现实生活中的张献忠和通俗小说中的李逵戴宗秦叔宝都是差役，说明晚期郡县帝国的组织资源已经衰弱到什么地步了。官府的编户齐民体系一旦瓦解，社会上就只剩下三种势力：士大夫及其代理人的民兵、江湖好汉的帮派、邪教或民间宗教。最后这两种组织往往高度重叠，但以阶级论都属于无产者。他们出于无产者固有的反社会倾向，在破坏性的汲取和动员方面更少顾忌，因此在夺取天下的短暂机会窗口，通常比底线更高的士大夫处境有利。士大夫及其代理人的民兵出于有产者固有的弱点，处理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时候，倾向于细水长流，容易产生保境安民的地方土豪统治，不容易适应乾坤一掷、全赢或全输的赌局。土豪统治来自土著共同体固有的精英网络，不可能延伸到其他共同体。他们注定会形成众多割据政权，赖以生存的社会在语言、习俗、财富和武德各方面差异甚大，统一管理的困难不亚于组织波西米亚和爱尔兰联合舰队，结果会形成陈友定（？-1368，元末人，应募加入元军，因功逐渐擢升，一度据有福建八郡之地，后败于朱元璋，被处死）、何真（1321-1388，元末土豪，曾据有岭南大部分地区，后归降明朝。死后其子被罗织入“蓝党”，族诛。参看执经生《死去的南粤骑士:何真》）式的“坐守之寇”。他们对内统治太温和，对外行动太迟钝，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建构，又不能像欧洲各国一样将多国体系正当化，在没有边界意识的超限战当中落了下风。只有内亚部落和无产者集团才能以外人的身份，汲取资源和打破边界都不用束手束脚。因此最后的征服者通常出自这两者之一，土豪政权只能选择适当的依附对象。部落武士通常比无产者黑帮更加尊重或者不如说更少破坏财产和习俗，因此陈友定和曾国藩都宁愿选择蒙古人和满洲人。多国体系的缺席预先注定了有产者社会的依附地位，排除了他们以类似欧洲的渐进方式掌握政权的可能性。理想主义的儒家不能理解，为什么江湖好汉和蛮族头领瓜分了帝位，为什么符合孔孟仁政标准的好人总是失败，然而他们一旦介入现实政治就会发现，反对无产阶级的结果就只能是带领清兵入关，反对蛮族头领的结果就只能是依靠流寇或邪教。问题出在大一统帝国的基本逻辑和儒家社会的固有弱点，两者构成相反相成的sm关系。前者负责剪除强大的共同体，后者负责生产软弱的共同体。
黄炳泉身在宋江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官府和江湖之间走钢丝，最后终于像宋江一样混不下去。如果他生在海通以前，大概也会像宋江和张献忠一样落草为寇，然而这时租界和洋场已经出现，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他们全家搬到上海，开了一家茶馆。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理，这里很快就变成了捕快和青帮的社交中心。少年黄金荣在这样的家教和环境中长大，自然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这些环境比孟母特意选择的地方，更有助于小孩理解真实的世界。他在茶馆常客和青帮头目（通字辈）陈世昌（后来杜月笙攀上黄金荣也是通过陈世昌）的提携下，在松江府干起了父亲当年的差事。1893年，法租界招募包打听（探员）。这里的商业区油水比华界更大，二十二岁的黄金荣怦然心动。他凭借高人一筹的江湖经验和工作热情，赢得了这个职位。他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亨利·菲尔丁同名政治讽刺小说的主人公，他表面上是一个体面绅士，实则是一个帮派头目，专让手下做违法勾当）的方式收拾当地的老板和游民，实现了保护费的规范化管理。老板如果不愿意缴纳保护费，就会发现侵犯自己财产的案件总是破不了。游民如果不愿意上缴保护费，就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案件总是优先侦破。巡捕房总监督接到了太多的举报，黄金荣不得不辞职。巡捕房失去了他麾下的情报网，比福尔摩斯失去贝克街的流浪儿侦缉队要严重多了，不久就后悔不该太认真，请他官复原职。他自述消息灵通的秘诀：“在租界时候，巡捕房是外国人专制管理的，租界里的百姓，因为我是巡捕房里包打听，所以百姓认为包打听有法子可以与外国人接近，讲得上话，所以卖烟土的、开赌台的人都来与我商量，托我去运动法国头脑能求太平，等事体成功后，他们送些钱谢我，还有一辈子做生意的人，因为怕被人欺悔，也托人介绍拜我做先生，希望能依靠我的情面不被人家欺悔，但是里面难免有行为不好的人，或是外面的人时常借我的名气，在外面讲斤头，做不好的事情。我在旧法大马路聚宝楼做茶会间（这是包打听平日碰头地方）用了不少伙计，在外面打听盗贼线索与行动，每天在茶会间报告我好去破案，加些功劳，这笔开销很大，所以就在法大马路开共午台戏馆来贴补，后来戏馆赚了很多钱，应八仙桥开日新池浴室，上面开日新楼茶馆，有赚下来的钱，一部分办一金荣义务学校，帮助贫苦学生读书。”（黄金荣让人代笔写的自述悔过书，1951年5月7日）黄金荣确实有福尔摩斯的才能，他破的许多案件比最著名的侦探小说还要精彩，其中包括杜美路间谍情杀案①、宋教仁遇刺案②和临城劫车案③。他在最后这个案子当中，率领十几个得力干将，专程赶到山东，依靠青帮无所不在的关系网，渗入孙美瑶绑匪集团的内部，发动里应外合的突袭，救出了重要人质雷狄主教，从而赢得了督察长职位的破格提拔。绑匪本身就有国民党的背景，老同盟会员张聘卿在幕后策划，占领列车以后首先宣布，同盟会、青帮的旧人和无产者可以自由离开。北洋政府后来非杀孙美瑶不可，这也是原因之一。这样的经历居然没有拍成大片，不能不说是演艺界的低能所致。
黄金荣拜青帮大佬张镜湖（1865-1944，青帮大字辈，同盟会员）为师，又跟革命党领袖陈其美称兄道弟。袁世凯的政府讨厌他，但在上海码头水土不服。汪兆铭和陈公博遭到追捕，靠他帮忙才得以逃脱。他以侠义道自居，喜欢扶危济困。1918年，孙文落魄上海。黄金荣闻讯，送了他一千大洋。1921年，蒋介石炒股失败。黄金荣不仅帮他打发了债主，还送给他两百块大洋去广州。蒋介石感激不尽，给黄金荣送上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如果在上海的债务人监狱里呆两年，国民党其他领袖还有没有能力强迫苏联支持北伐，实在很成问题。他自己的说法是：“我在四十岁光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象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蒋介石是我朋友虞洽卿介绍认识的，因为蒋介石那时候在交易所做事，有人欠蒋介石钱，由虞洽卿介绍托我代他讨债的。杨虎是徐福生（共午台稽查）介绍认识的，因为中山先生曾经叫我保护革命分子，那时候杨虎也是参加革命的。”黄金荣通过他的朋友顾竹轩（1885-1956，少年时期到上海谋生，一度入租界巡捕房充当巡捕，后跻身帮会上层，成为黄金荣的平辈大佬。“四一二”时营救过工运大队长姜伟新，抗日战争期间掩护、护送和营救地下党员。1949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跟Zhou的地下组织也保持着密切联系，救出了蒋介石追捕的上海工运大队长姜维新（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革命党人和黑帮成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太接近了，经常在上海滩的秘密网络分享金钱和女人，实在很难判断他们到底是忠于哪一方的，很可能他们自己都不清楚。1927年，黄金荣退休。他的弟子金九龄继任，仍然尊重他的江湖地位，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出头露面的兴趣大不如前。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声望，渐渐后来居上。1937年战争爆发后，上海滩大佬左右逢源的时代结束了。他们必须选边站，黄金荣选择了国共两党。他不仅给国军和八路军捐献金钱物资，而且为双方的地下组织提供方便军统在上海设立了工作站，TG则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黑社会的消息明显比大多数市民更灵通，更早理解风往哪一方吹。黄金荣系统在抗战后期，明显倒向了TG一方。地下党员顾叔平（顾竹轩的侄子）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社区自治选举，主要依靠黄金荣的徒弟保驾护航。新四军通过上海采购的武器药品，也依靠他们经营的地下鸦片运输线交货。抗战结束时，国共两党决裂。杜月笙日益偏袒国民党，黄金荣却坚定地选择了TG。他命令自己的徒子徒孙，不得参加军统和杜月笙的反共行动，保护了大批来不及北上的TG干部，还把上海主要帮会的名单交给了地下党。陈毅能够顺利控制鱼龙混杂的上海滩，黄系人马的带路之功实不可没。因此黄金荣相信TG不会害他，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结果落到扫马路的下场。他的儿媳（黄金荣养子黄均培早死，后来他和儿媳李志清有私情。49年，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带往香港）和杜月笙作出了相反的选择，根据旧社会的标准，远距离责备TG不守信用。其实按照TG的标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奖励了，充分体现了阶级感情和历史贡献。
1953年6月20日，黄金荣在一名护士的陪同下离开人世。公安局留下了他最后的纪录。“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注释：黄金荣侦破的三件大案
1、1900年，上海法租界杜美路94号住宅内一位法国籍中年妇女被谋杀，身上共有三处刀伤。经过现场查看，黄金荣认为最有嫌疑的就是这家的男主人。他派出手下四处侦查，查明那位男主人经常在英租界里的一所住宅出入，住宅里住着母女二人，母亲并未结婚，却有一个18岁的女儿。黄金荣找到那位女孩，她说父亲在法租界还有一个妻子。最后，黄金荣终于查明事情的真相：原来那位男主人和他在英租界的情妇都是英国间谍，被杀的法国妇女则是法国间谍。
2、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沪军都督陈其美请黄金荣帮忙调查。一个名叫王阿法的古董商人来到巡捕房，说一个名叫应桂馨的人曾经给他看一张照片，要他去行刺照片上的人，答应事成之后付给他1000元报酬。宋教仁遇刺后，他从报纸上看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黄金荣带领探长金九龄等人连夜将应桂馨的住处包围，虽然未找到应桂馨，却抓获一个山西口音的矮个男子，黄金荣认出他是曾被巡捕房关过的武士英。据武士英交代：他到上海谋生时，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共进会，认识了应桂馨。一天，应桂馨找他，交给他一项任务，拿出一张宋教仁的照片和一支手枪，要他去刺杀宋教仁，保证事成后给他1000元酬金。当黄金荣再次搜查应桂馨住宅时，找出了那支行凶的手枪，枪中残留的子弹与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完全一样。又发现谋杀案幕后的主谋是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是赵、洪二人命令应桂馨具体执行的。
3、1923年5月6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列车在山东临城、沙沟车站之间被劫持。车内有乘客200余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的39名外籍旅客，包括法国籍天主教主教裴雨松·雷狄。作案头目是当时活动在山东峄县抱犊崮一带的土匪头子孙美瑶。谋主是早年参加同盟会、被孙文委为江北招抚使的张聘卿。案发后，各国立刻向北洋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
这时，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出差的军官韩荣浦在车站附近丢了钱，来到法租界巡捕房报案。黄金荣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立即付给他150元，让他回到临城去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事成有重谢。韩荣浦很快探得雷狄主教的下落。黄金荣带领手下来到临城，花钱买通了看守人员，趁夜把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此事使黄金荣名声大振，不仅得到1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退休。
1923年6月，孙美瑶被招安，半年后，他被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以饭局为诱饵捕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