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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July 2017

蒋祖权: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

微信群就像一个思想散步的地方,散步也会踩到狗屎,微信群里也会遇到因为观点不同就骂人的。微信群里有一个比较撕裂国人的话题是关于当年“领袖”的:有人称他是灾星,有人称他红太阳,有人说文革都是他带来的灾祸,有人说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一个人犯了那么多罪,却说成是犯错,到今天居然还能得到老中青几代追随者的怀念和吹捧。如此明确的是非善恶在这个时代都有很多人分不清楚,未来怎么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状态真的很危险,老中青几代人的狂热延续下去会让历史的灾祸随时重演。
还有,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人就能犯下天大的罪恶,一个人就能干掉几千万人,一个人就能把几亿人搞得神魂颠倒,一个人就能摧毁一个时代,一个人就能毁掉几代人;如果这样的灾祸是一个人造成的,那么能被一个人搞成这样的国家绝对是超级不靠谱的,这个状态更加危险,因为这样的国家随时可能被一个人毁掉。
如果历史的灾祸不是一个人在造成的,而罪责往往都要推倒一个人身上,那这个国家里肯定有很多人在逃脱历史的罪责,这些人中有多少今天还健在,就埋藏了多少灾祸的危险根源。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认为自己有责任。”很多人经历了灾祸也不知道灾祸因何而起。国家也是一样,分不清各自的责任,个人的不能归个人,社会的不能归社会,个人与社会都在一个逃避的习惯状态中,就免不了继续承受一次次雪崩。
文革不是一天炼成的
文革之前有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资,反右,整资整社(反五风,反五股黑风)等等运动。尤其是斗地主,给地主定罪,让大家都来斗一斗再杀,大家手上都沾点血,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些运动一边不断推动着全民斗争走向文革,一边等待着1949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因为文革之前,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运动,来不断进行政治小白鼠试验和煞费苦心演练,也需要等待在高呼万岁中出生的那一代人长大,那是注定要被狂热利用的一代人。
不等这一代年轻人长大,发动老人小孩是文革不起来的。文革需要比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广阔的土壤,需要大量年轻狂热大脑,需要时间进行反复试验和测试。
文革之前的胡风事件,就是政治小白鼠测试的经典案例,胡风事件的试验结果表明,很多人可以出卖灵魂。
胡风评述开国大典:时间开始了!——这句话堪称经典。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9年,胡风去日本留学,后来因为组织抗日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与鲁迅交往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1949年后,胡风后任《人民文学》编委。
1954年,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文艺理论上表达了他的观点,对改进文艺工作提出了他的看法, 然而胡风却因此被捕入狱失去了自由,并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达2100多人。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中开除。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会议,他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报告了胡风的罪行,要求把胡风从革命阵营里清除出去。
在会议上发言的一共有26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
其中,大教育家叶圣陶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其中,大作家夏衍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
夏衍和胡风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朋友。
其中,作协副主席冯雪峰的发言,是从分析胡风和鲁迅的关系开始的,揭发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的关系,鲁迅和周扬的关系,鲁迅和夏衍的关系,从历史上找到了胡风的反革命证据。最后他说:今天的会议,应该作出决议,首先把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撤销一切职务,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冯雪峰成为建议法律处理胡风的第一人——冯雪峰的建议,不仅用到了胡风身上,最后也用到了自己身上。
其中,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其中,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
公开批判之后,各界名流为了表达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强烈愤慨,纷纷发表署名文章,对胡风进行更加深入的批判: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谢婉莹1900——1999)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1904——2005)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1910——1996)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戏剧家,翻译家)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被“闻一多”称赞过的诗人)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小学课本里有他写的——半夜鸡叫)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被称为与王国维齐名的学者)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1904——1986)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1901——1983)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这里节选几段文化名人的激扬文字,听听真实历史的残酷声音。
《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一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
《看透了胡风的心——老舍》: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敌人在哪里?——丁玲》: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着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一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着组织活动的阴谋家。
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巴金》: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曹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
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你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么,你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来被单人关押到监狱,直到1965年底才正式宣判。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余下4年监外执行。
1965年胡风出狱,1967年第二次被捕入狱。1978年胡风出狱,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1985年胡风病逝。1986年胡风第二次平反。1988年胡风第三次彻底平反。至此,胡风案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平反。
1986年1月15日,时任文化部长的朱穆之,在胡风追悼会所致悼词中说出的: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透过多年的回避与掩盖,探究一种特色病毒对人性的残酷影响,感受很多人失去人格的悲催后果和惨痛代价。
但是谁能知道,还有多少更大更悲惨的人祸灾难,还在继续掩盖之中?
谁能知道,继续掩盖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残酷真相,会给今天及今后的中国带来多大危害?谁能知道,那些丧失的人格,那些出卖的灵魂,那些迷失的人性与理智,是否还能救赎?
当年对胡风的政治迫害,实际上也是后来文革举国政治迫害的一次演练测试!文化名流们集体相互揭发也间接导致整个社会人格与人性底线的沦丧。包括胡风与舒芜的相互揭发 !只是胡风揭发舒芜的内容“当时”没有被上层理睬。见胡风《30万言书》第3部分“事实与举例”中关于舒芜的问题。
透过胡风看历史,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人治时代的道路上,注定走向文革之中的。历史上的文革,不是一天炼成的。
红色冷血无父子
2016看文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一张大字报,怎么就能有那么大威力,竟然能左右几亿人疯癫十年之久。死了上千万,伤残数不清,身体伤害是有形的,精神伤害是无形的,这些都将注定影响中国大陆几代人的品格。
十年动乱问伤痕,害人者陆续都成了受害者,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胜利。
文革之前,广大农民斗地主的时候,为了争当所谓的积极分子,参与杀害了几百万地主,那一刻,农民群体就放弃了人性道德的底线。
当他们把N亩稻子搬运到一亩地里面堆放好,然后扶着中央领导站到上面去拍照的时候,他们就达到害死自己的境界,后来不知道饿死了几千万人。
稻田亩产11万斤,农民当然知道是假的!这11万斤都是他们亲手搬运的,后来他们中有人看着妻儿活活饿死,最后自己也被饿死。还有的人,活活饿死在粮库附近,也没有去抢粮库。不是因为他们有觉悟,而是他们早就失去了生命尊严的人性底线。
文革之前,知识分子群体中,大批文化名流首先丧失了人格良知。1955年,很多文化名人,积极参与批判揭发胡风,撰文声讨,痛骂胡风。然而从害人到害已,只有短短不到两年。
1957年,很多积极参与批判揭发胡风的人,很快就成了右派分子。而积极参加反右整人的急先锋,也很快在文革被整,有的很快被整死。
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群体,或许可以用愚昧来解脱那些负罪的灵魂,但或许愚昧到失去人性了,就不能再用愚昧当借口了。
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从积极参与助纣为虐,到深受其害自掘坟墓,最后却有很多侥幸活下来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不但不反思罪恶,却还在深深掩藏罪恶。
可见文革之灾难,不是用一个人祸就可以解说的。可见文革之根源,不是凭一个阶级斗争就能掀起来的。可见文革“全民政治互害模式”的源头深远,结构复杂,是由很多罪恶环节日积月累组成的。
仅看文革之前的”政治小白鼠”测试,除了1955年胡风事件,在众多文化名流身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外,还有1947年在 “牛友兰” “牛荫冠”父子身上的定点测试,也积累了罪恶的经验。
牛友兰,1885年生于山西省兴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37年,抗战爆发后,牛友兰为抗日救亡可谓竭尽全力。牛友兰在兴县城关开设了 “复庆永”商店,抗战爆发后,当时的合伙人准备把库存商品转运陕北,另设门市。牛友兰说服合伙人,拿出部分物资支援抗战。
1937年,贺龙所部120师来到晋西北开辟 “敌后抗日根据地”。120师军需物资严重匮乏,牛友兰召集 “复庆永”的股东,商议决定把 “复庆永”库存的布匹棉花,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支援120师。
牛友兰还献出自己五座庭院和一所花园,给部队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贺龙等人曾长期住在牛家大院。
后来,牛友兰的好友中共地下党员刘少白,奉命筹办兴县农民银行,刘少白找到牛友兰筹集资金,牛友兰拿出2万5千元。
晋西北的交通闭塞,抗战期间物资匮缺,牛友兰拿出1万银元,在 “复庆永”商店的基础上,创办了兴县产销合作社。
合作社分为生产部和营业部。生产部负责纺花织布,营业部负责经销生活用品。生产部后来改名为蔚汾纺织厂,直供抗日部队。
蔚汾纺织厂后来发展成晋西北纺织厂,成为晋西北最大的纺织厂,牛友兰担任晋西北纺织厂厂长和经理。1941年牛友兰任晋西北贸易总局顾问,调离了纺织厂,牛友兰没带走任何财物(包括建厂时他自己投入的1万银元)。
在整个抗战期间,牛友兰几乎献出他的全部家产,先后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2万多公斤,还捐献了大量棉花布匹,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接见。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
牛友兰 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说: “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牛友兰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革命,先后将自己的儿子,侄亲等十几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在牛友兰的子女中,最突出的革命典型,就是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 。
1933年,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读书期间,牛荫冠开始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1936年,中共北方局委派牛荫冠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1940年,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兼任行署党组书记。
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在蔡家崖召开了 “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的批斗。 “斗牛”大会的高潮是,牛友兰被铁丝穿过鼻孔,让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牵着,不知何故当场拉断了牛友兰鼻翼下的脆骨,鲜血落地 “有人说牛友兰见牛荫冠接过铁丝,左右摆头所致”。
斗牛大会几天之后,正赶上中秋节,牛友兰去世,终年63岁。
1947年斗牛大会之后,牛荫冠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回到党校继续学习。
1949年后,牛荫冠历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331厂厂长。1955年牛荫冠调任沈阳112厂厂长。1962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1963年任北京商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前身之一)院长。牛荫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当年晋绥党校教育长龚子荣曾经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提到: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 “斗牛”大会上的经历时说,大会一开始,有人把他(牛荫冠)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牛荫冠)“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的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172页~174页)”
牛荫冠对导致父亲死亡的 “斗牛”大会,事后能感到 “极大的温暖和亲切”!
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体系,能培养出如此冷血的动物?
曾在晋绥工作过,后来做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郑天翔,在怀念牛荫冠的文章中说: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改,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会毫不手软的。(《牛荫冠纪念集》176页)
1989年7月18日,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了给牛友兰 “平反”的决定,否定了土改中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
一个对自己生身父亲的冤案,如此弃之不顾,还能获得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称赞,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实属罕见的案例。
像牛荫冠这样的人,能在牛友兰被折磨致死之后,不仅继续做官,还能活到1992年,不是心理强大,而是人性泯灭。
如果历史的命运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不仅不会反思过去的种种罪恶,不仅不会反思贻害无穷的文革,是很有可能将人祸灾难升级变异再来一次的。
文革的序幕
当序幕拉开,历史先看到了两个人。一位是吴晗,历史学家。搞历史的人,首先在历史中迷失了。
1946年吴晗写文章,痛斥独裁与专制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反动政治。吴晗骂完政府,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回北平到清华大学继续任教。
1960年吴晗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与廖沫沙用 “吴南星”这个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匡正时弊。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自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1957年发起的 “反右”运动中,吴晗积极响应,导致许多民盟领导人被打成右派。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吴晗滥用权力,破坏北京城的古建筑,甚至盲目挖掘十三陵。 五七反右时吴晗整别人,文革之中吴晗被整到家破人亡,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其师胡适叹吴晗可惜,说吴晗走错路了。不知历史如何定义胡适所说的 “错路”呢?这究竟是什么路呢?连历史学家都走不好。
另一位,是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这时,身为人大委员长的刘少奇插嘴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以及十五年赶超英国等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升级成 “向党进攻”,毛泽东决定打倒彭德怀。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不久前刚当上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 “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不知这句话是否成为毛泽东后来必须打倒刘少奇的一个诱因。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通过深入农村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给广大农村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论断,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是九分成绩,一分错误的评价。
刘少奇沉痛地说: “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全中国每一个县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立在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和罪责,保证世世代代绝不重犯!”
然而在对彭德怀的问题上 ,刘少奇却指出了彭德怀的两大罪状: “一,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搞小集团,搞彭高联盟。二,他们的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给彭德怀的定性是: “他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搞阴谋。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军阀作风的彭德怀整过别人,最终注定整不过文革,1974年命丧北京。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此,举国耗时10年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没有指名点姓,但锋芒所向主要针对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争斗的公开化。
8月7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本人很快就成了被斗争的靶子,他终于也尝到了人治的滋味,于1969年被折磨致死。
文革序幕拉开,开始吞噬无数人命与人性。中国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投入进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自相残杀。
而在某人心底,也许只是为了打倒一个人而已。
文革之中问悲惨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
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
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
文革之中的罪名有:
反动派、剥削阶级、运动对象、牛鬼蛇神、封资修大毒草、帮派体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三反分子。
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革命武装政变、反革命黑帮、反革命暴乱、反共分子、反党联盟、反党集团、阴谋反党集团、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攻倒算、反军乱军。
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走资派、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死硬派、顽固派、保皇派、两面派、托派、左倾机会主义、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右倾翻案、右倾翻案风、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黑帮、黑线、黑五类、黑爪牙、黑帮子弟、黑干将、黑秀才、黑手。
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无政府主义、卖国主义、锦标主义、爬行主义、享乐主义、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变节分子、胡风分子、联动分子、自首分子、顽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四清四不清分子、五一六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大党阀、学阀、军阀、狗崽子、封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政治骗子、中国的纳吉、臭老九、白专道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走狗、买办、变色龙。
二月逆流、二流堂、三家村、四家店、四旧、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斗争熄灭论、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阵营、混进党内、反攻倒算、独立王国、阎王殿、封资修、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人性论、小舰队、小脚女人、小爬虫、形而上学、封建奴隶制、孔孟之道、政治扒手、中庸之道、民主派、还乡团、绊脚石、分数挂帅、业务挂帅、智育第一、白专道路。
作风不正、作风问题、低级趣味、黄色下流、奇装异服、生活腐化堕落、政治上的近视眼、挖社会主义墙角、偷听敌台、湖南帮、破坏上山下乡、军事俱乐部……还有反革命梦奸罪(梦见的事也算),反革命偷看青春罪(偷看女人洗澡),不堪忍受折磨自杀的人叫自绝于人民……在文革中的各种奇葩罪名之中,还有一个很萌的罪名叫做 “小爬虫”…….
文革之中,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 “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 “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湖南道县,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炸药包,点燃导火索,让这12个人坐 “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来,有几个被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彻底消灭。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
文革之中,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
文革之中,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当之无愧是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之中,最具说服力的人物。
文革前,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又主持批判朱德。文革之中,极力主张 “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
文革之中,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万8千多人。
文革之中,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也相继遭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也选择了自杀。
1966年8月23日,老舍先生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
1966年8月24日夜,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 “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的老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写过《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之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跳楼自杀。
罗广斌曾经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他坚持了一年多并活了下来。文革之中,他只坚持了六天。
文革之中,陈布雷之女陈琏也选择了自杀。(陈布雷,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文告和演讲大多出自其手。其文: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曾被广为传诵。其女陈琏,中共党员,1947年被捕,1948年经陈布雷保释。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陈琏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19年之后,1967年11月,陈琏跳楼自杀。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义之女),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傅作恭与30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2500多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
1974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曾有何感想。
文革之中,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19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文革之中,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19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文革之中,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是江青,1980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文革之中,拼命整死 “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1971年 “接班人林彪”又不明不白地死了。
文革之中,曾经热血沸腾,斗私批修的红卫兵小将们,1968年后被上山下乡运动淹没,文革中上山下乡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其中有很多女知青惨遭凌辱。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
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
1967年 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
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 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
大跃进之中,钱学森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
改革之后,钱学森论证人体科学,他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格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文革就是这样疯狂的,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把大家共同组成了一个互相残杀的圈子。
最后上面的人说,下面的人干的事情不能都由我们上面负责。下面的人说,要我们下面的人负主要责任不合理。一上一下,如此一配合,文革的灾难和罪责就这样无耻地放过去了。谁能知道,这对将来的中国会带来怎样的后患。
谁的中国,谁的伤
今年是2016年,距离1966年——整整50年。
50年前,中国内地一场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发了疯。
十年文革之中,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人被杀?至今无法确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 “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 “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困惑和耻辱,同一个宣称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将永远难以对称。如今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年代的病症已经好了。
在赤裸裸展露人性中最丑恶自私的极端疯狂之后,文革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50年以来一直在延续之中。
我认为:文革开启了中国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之后,互害模式进入到社会各行各业。文革开始后的50年里,中国从全民 “政治互害模式”变异升级到全民“经济互害模式”。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人们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人们主动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历史上,皇权时代的中国也是人治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改朝换代一次,每临改朝换代也都注定有一场残杀。皇权人治时代,就是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的公平就是天下可以轮流抢,大家可以相互杀。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从秦末杀进三国,一路杀过魏晋南北朝,出隋入唐。到了宋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武将,免去了一场自相残杀,之后换来举国被蒙古屠杀。然后朱元璋再举兵杀蒙古人,然后李自成再举兵去杀朱元璋的大明。后来满清又把中国杀了个遍,接着洪秀全又杀遍了半个中国。俄国人也杀进来过,日本人也杀进来过,他们走了之后,中国人接着继续相互杀。
这个杀来杀去的时间虽然很长”上下几千年”,但整个过程和方式始终简单明了。我把它称为”循环互害模式”,历史上简称恶循环。
历史上的中国,单纯依靠互相杀来杀去,当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没有冲破人性道德的最后底线。
那时的政权还是打算传给皇家子孙后代的,权力与财富的占有者们,也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世袭为荣,那时还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出这块土地。
皇权时代对人性的破坏,还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线范围之内的,所以太平天国才能被剿灭,义和团也没能发展成ISIS。
1949年之后,中国历史这种简单明了的 “循环互害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迅速增加了很多必须相互残害的规则——统称为阶级斗争。
发展到1966年终于形成一个全新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 “政治互害模式”,历史上一直点到为止——简称为文革。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官方统计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十几万人),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时代,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祸。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 ,文革虽然在1976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却没有结束。
文革之后,这种 “政治互害模式”开始变异,开始升级,开始进入到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进入到房屋道路桥梁的建设之中,进入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进入到药品之中,进入到水源之中,进入到空气之中,进入到每个人的呼吸之中,达到了全面覆盖的程度。这种防不胜防的互害模式,我把它称为 “经济互害模式”。
使用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全民 “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全民 “经济互害模式”里面。五十年里,在这种只顾自己暂时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们的物质和肉体侥幸保持完好,也都注定了精神与人格的缺失 。 人治社会一旦失去道德底线,注定更多的互害模式变异与升级。
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 。
中国从古代的 “循环互害模式”,到文革的 “政治互害模式”,到今天的 “经济互害模式”,这样一路继续升级发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将几千年来各种不同互害模式合为一体,同时用在某个时代的人身上。
今天,回顾这肉体与灵魂从疯狂到麻木的五十年,从文革的诬陷揭发,批斗杀害,丧失人性道德底线开始,到举国拜金,唯利是图,丢失诚信。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6000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皆必然全民互害之中。
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今天,回顾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
文革之中,只有一个人得到了胜利。当那个人死了,文革也随之停工了。那么文革之后,谁是赢家?
文革之后,很多被打倒的人,都得到了平反,但是很多被平反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于是,一些先批判别人,后来又被人批判,到最后活着平反的人,重新主宰了文革之后的政治舞台。
他们都很清楚,文革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很清楚,身边一起平反的同事战友,上下级领导,都是什么样的人。经过文革,彼此丑恶灵魂相互暴露无遗。所以,他们是最早对自己标榜的事业不再抱任何希望的人,这也是他们相互心知肚明的秘密。
他们也清楚意识到,阶级斗争搞到文革,已经把中国不同阶层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同一个阶层—— “现代流氓阶层”。随着组建这个流氓阶层的 “总头目”的死去,平反之后掌握政治舞台的人,就成了 “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
这些人因为急于接盘,注定要掩盖文革的罪恶尤其是罪因,所以要把总头目的老婆推出去,通过这样一个女人,把文革的卷子交了。由此可见, “现代流氓阶层”的新代表们,基本得到了死去的流氓总头目的真传。暗出于黑而酷似其黑,这就已经足够他们摆弄文革之后的残局了。
文革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尽量稳住这个残局,他们要让这个残局里的所有人,通过一种叫做改革的方式,继续相互折腾起来,然后他们从中渔利。
文革之后,他们所做的就是尽快掏空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最后耗尽所有资源,只有奴性文化,普遍缺失道德,集体走向绝望,没有机会后悔!好让他们的子女后代安心海外富贵生活。
现代流氓阶层中的权贵,大部分都为自己的子女,打通了去往西方国家的通道。那些把子女推上文革后政治前台的权贵家族,在幕后权贵家族眼里,只是一帮官迷。但是在幕后权贵家族眼里,这样的官迷也不能没有。在他们转移贪赃,转移子女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官迷替他们站台。一旦残局失控,一旦真相败露,也需要留下这样的傻瓜,来满足愤怒民众发泄之用。
那么,这些幕后权贵是胜利者吗?也不是,他们的家属子女不过是输出给西方国家的垃圾人,携带贪赃的垃圾人。
对保护这些贪赃垃圾人的国家,这是退回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之后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那么,得到中国大把援助的那些讨饭国家是胜利者吗?也不是,讨得大笔援助的那些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这种不明不白的政治交易资助,只会腐化那些国家上层建筑。
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一个从 “全民政治互害”进入到 “全民经济互害”的国家。是一个有核弹和三峡的国家,是一个随手就能制造雾霾的国家。是一个大批文人商人政客普通人,都同属于一个 “现代流氓阶层”的国家。
文革之后的中国,是一个权贵窃国卖国,贫民期待重新文革打砸抢的国家。
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
这种状态下,文人丧失人格, 政客丧失人性,商人不需要良心,不必负什么社会责任,只要能发财。这种状态下,重新拾起人格,坚持保留人性的那部分人,也注定要面对一个失败的现实人生。
这曾经是一个几千年都没有新思想的国家,但这并不是最可怕。如今这是一个只会扭曲新思想的国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可怕。有些人天天践踏法律,也能成为法律的代言人。有些人天天对放火者呼吁,快来救火呀,也能成为公知。
近百年前,地痞流氓阶层喊着革命口号,逐步成了革命的主要力量,逐步消灭和同化了中国社会其他各阶层。
近百年后,权贵流氓阶层表演金蝉脱壳,其他流氓阶层也都只顾追逐个体利益。这个时候,民主又一次站到了中国的窗口。
全世界都知道,民主绝对还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方式。因为民主是一种可以不必通过杀人,就能不断进步的方式。民主的进步思想,一百多年前就进入中国了。因为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适合民主生长发育的社会阶层。所以中国的民主思想,始终是一百多年前的那粒种子而已。
想当年,洪秀全喊着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均贫富的口号,干了自己想干的事。接下来,毛秀全喊着解放全天下,当家做主人的口号,也干了自己想干的事。
在一个几乎没有理性空间的环境下,可以艰难普及常识,反思罪恶,培养理智。也可以喊着实现民主法治的口号,轻松干那些跟以前一样的事。
十年文革,是一场全民政治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多数人打倒少数人,具体上是很多人打倒一个人。文革之后,这种全民政治互害运动停了下来,也是实在搞不下去了。但是这种互害模式可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升级变异,进入到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各个领域。
文革之后,是一场全民经济互害运动。总体上是少数人坑害多数人,具体上甚至是一个人就能坑害众多人,摧毁众多家庭。比如有问题的奶粉!比如有问题的疫苗!文革之中的互害模式都是公开诬陷迫害,是赤裸裸打杀砸抢。文革之后的互害模式都是暗下黑手,而且很多坑害还没有被发现,很多坑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比如偷工减料的桥梁!比如易燃易爆的仓库!文革之后的全民互害,隐藏在经济生活各个领域。一人投放三聚氰胺,不知坑害多少家庭!已经曝光的问题疫苗和还有多少没曝光的?这种坑害表面上是一人害大家,归根到底是大家害大家,害到无路可退,大家注定平摊。
有人说,你把文革已经说得很坏了,怎么把文革之后说得更坏了?
这很简单,因为文革之中是公开互害,并且文革政治互害几十年前已经部分买过单了。但是,文革之后的经济互害是防不胜防的,受害者可能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下一个 “人造灾害”是什么?也不知道谁会在下一批受害者里?
有人说,文革之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这些成就如何解释?
那就说一说,汽车,飞机,电脑,互联网,外加苹果手机,哪一样是中国的成就?哪一样也不是吧。这些都是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直接走在其他国家铺好的路上,怎么好意思说超过别人了呢?
文革之后几十年,所有的经济发展成就,都是因为直接引用其他国家的进步科技,直接抄了人家的作业,与什么总设计根本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宋朝没有总设计,经济贸易照样世界第一,这说明对经济贸易只要不捣乱,就是最好的设计。穿着极权专制的破鞋,走在别人铺好的追求全面自由的发展道路上,也就只是前几步能跑得快点,后面注定要摔沟里的。
有人说,不要再提文革了,文革不可能被重启的!这话说到关键了,文革确实无法像过去那样启动了!
文革之后的几十年经济互害,储存了巨大的社会积怨,这些积怨一旦积累到失控的局面,就会转为公开爆发。如果出现公开爆发,绝不是要开启下一个漫长的文革,而是会用文革情结来一场急促毁灭,很可能短短几十天就打杀砸抢搞完了。
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经济互害的过程是不是一步接着一步?从危害个人生存空间,到危害每个人呼吸的空气!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互害灾难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从奶粉到疫苗,继续没完没了!摧毁更多家庭!这种结果有没有可能?这要看整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后底线?从失去青春到失去健康!从失去孩子到失去未来!从失去信仰到失去思想!如果这些都能眼睁睁看着失去,还有什么底线? 谁的中国,谁的伤,伤在了几代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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