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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2 November 2011

中国的政治危机

中国的问题是政治上的。中国是靠金钱、而不是意识形态才得以融合。当出现经济下滑,资 金停止涌入时,不仅仅是金融系统会休克,中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会震颤。在中国,人民的忠诚要么是被买来的,要么是 被强迫的。没有足够多的钱,只能进行强迫。经济下滑总体来说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会出现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在一个贫困蔓延,失业现象扩张的国家 中,经济下滑造成的压力会导致政体不稳。


回想一下从英国入侵到毛泽东的成功之间的那段时间,中国分裂成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的企业,因为对外贸易和投资而变得繁荣,受到国外利益的吸引,他们想要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独立出去。他们带来了欧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经济 利益吸引了欧美。今天的情况很可能是一样的。上海的一名商人与洛杉矶、纽约和伦敦的商人有共同的利益。事实上,他在这些关系上赚到的钱比起与北京的交往来 说还要多。当北京想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他不仅仅想要摆脱北京的控制,也想让外国势力参与进来以保护他及其他人 的利益。同时,这个国家内陆的相对而言贫穷得多的人们要么想迁移到沿海城市,要么会对北京施压以迫使其对沿海城市加大税负,好将财富转移给他们。北京,在 这二者的角力之中,或者是被削弱,或者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或者就要下重拳整治,回到毛的时代,闭关锁国。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结果更可能发生。


中国的专制政权有两根支柱。一根是在运营中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第二根就是军队公安体 系,强行执行国家和党的意志。第三根支柱,中国共产党的的意识形态,已经消失了。平均主义、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都成了陈旧的价值观,经常被宣讲,但 是既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真这么做。


国家、党和公安机构和社会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受到了意识形态衰弱的影响。共产党的官员 是新秩序的个人受益者。如果中央政府试图将沿海地区控制起来,很难想象 这些机构会特别积极的响应,因为他们也是这些地区富起来了的一部分。在19世纪,出现过同样的问题,沿海的政府官员们不想执行北京的指示。他们站在与他们 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人的一边。


如果真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就必须找到替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要人 们做出牺牲,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如果中国人不能信仰共 产主义,他们还可以信仰他们的国家。中国政府通过强化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孪生兄弟——仇外主义来遏制国家分裂。在历史上中国一直对外国人抱有深刻的不信 任感,而且党又需要为经济灾难找到替罪羊。正如毛泽东曾经为中国的衰弱和贫穷谴责外国人一样,党会再一次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罪于外国人。


既然在经济问题上将会与外国形成巨大的对立——外国人也会为了保护在中国的经济投资而 对抗——打爱国牌就很容易了。中国是强国的思想将会替代已被抛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纠纷会巩固中国政府的地位。政府将问题推到外国人身上,在外交上与外 国政府对抗;还有,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广大的中国人都支持这一政权。这一情形很可能会在2010年代出现。


最可能出现的对抗会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与/或美国)之间,中国和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都 是老冤家,暗地里的较劲也已经出现了。俄罗斯不大可能被当作是敌人。然而,与日本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很难与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激烈的对抗。中国的海军比较弱,和美国对抗可能会全军覆没。因此,从理论上讲,入侵台湾会是个诱人的选择,但现实中 不太可能发生。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可以强渡台湾海峡,也无力护送向台湾战场输送补给的船队。在十年之中,中国不会发展出一支足以挑战美国的海军力 量。要打造一支海军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此,中国面前就有了三条通往未来的可能的道路。第一种情况是,它的经济以高速无限的 增长下去。还没有什么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而中国也不大可能成为例外。过去三十年中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上的低效能,而这些弊 端都是必须被纠正的。中国将在未来某时经历一个痛苦的再调整阶段,亚洲的其他国家都经历过这一阶段。


第二条通往可能未来的路是中国的再次中央集权化,即:在经济发展减缓后将会出现的相互 竞争的不同利益集团都被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会强制施行政令并打压各地区势力的发展空间。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比第一种更大,然而中央政府 机构内部就不乏自身利益与集权化政策相矛盾的人,这又使得该政策的推行面临重重困难。政府未必能够依靠自己的人民来强制施行政令。爱国主义是他们要促成各 方团结唯一能用的工具。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在经济滑坡的压力之下,中国沿着其传统的区域界限分崩离析,同时中央 政府也受到削弱控制力下降。从历史上来看,这在中国是一种更合理的情形——也会让富人和外国投资者获益。这会使得中国回到毛以前的时代,地区间存在竞争乃 至冲突而中央政府艰难的维持着局势。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经济会在某一时刻将不得不经历再调整阶段,而且该调整会导致严重的矛盾对立,正如其他任何经历过该 阶段的国家一样,那么这第三种结果最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日本带来的变数

发达工业国家在2010年代会经历一个人口紧缩期,劳动力 供应会无法满足需求。对于某些国家,因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观念,接纳外国劳动力移民的方案即便不是完全不被考虑的,也起码不能被轻易认可。比如说日本, 就是个极度排斥移民的国家。而它又必须能找到可供抽税的劳动力资源来供养老龄的工人阶层。如果有的选的话,大多数工人不会选择去日本工作,因为日本是个对 想入籍的外国人相当不友好的国家。韩国人在日本不能成为日本公民,即便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日本并且在 日本工作,日本警察对他们颁发的文件上还是把他们写作“朝鲜人”(不管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


然而,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的巨大的储备池,即便中国人不去日本,日本人也会来中国,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在华日企里雇佣的中国劳动力可以替代移民到日本的方案——而且这么干的不会只有日本。


要知道北京也会同时试图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力。回顾中国历史,当中央政府以铁腕治国的时 候,就是它准备接受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尽管规模巨大的也很集中的日企的存在会吸纳了中国的劳动力,这对于当地企业家和政府,乃至北京来说都有着极大的 经济意义。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不合算。它将极大的直接削弱北京的政 治利益。但是日本不会愿意看到北京周转资金,只为达成它自己的目标,那会使日本人的投资计划全盘落空。


到了大约2020年时,日本会和中国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努力吸引日资来华(在对日方更有利的条件之下)。中国的沿海地区会互相竞争来吸引日资,并且会抵制北京的打压和它宣扬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内陆地区不会从日企在华的事实中获得多少利益,但是在沿海城市,企业和政府则会与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人组建起同盟,共同抵抗为内陆地区发展买单的中央政令。日本人带来的钱将很快地让党中央出现分化,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沿海城市的控制。


对于像日本那样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又无力应付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来说,中国将会被视作解 决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不幸的是,非常不凑巧。中国经济在某次无法避免的下滑中会让中央政府更加专断和民族主义化。但是中央政府的能力自身将会被金钱的腐 蚀作用削弱。中国会维持形式上的统一,但是实权会倾向于向各地区转移。


中国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未来会是它曾经历过的噩梦的重演——即变成在各地区领导人相互竞 争之下的一个分裂的国家,外国则会抓住机会趁虚而入,创建各自的势力范 围,他们可以在其中制订有利于自己的经济规则,中央政府试图维持统一但是以失败告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出现一个新的毛主义中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再次 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最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当前这种情形的无止境延续,这一点倒是一以贯之。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在未来20年不会成为一个地缘政治断层地带。中国的地理环境使得这 无论如何也不大可能发生,而且中国的军事发展水平需要它花费10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中国经济和社会承受的内部压力将会带来超出它应对能 力的国内问题。因此,中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冒外交政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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