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晚年，红卫兵小将和专案组不允许其翻身甚至不允许其上厕所，更不允许其辩护，每天多次的提审，让这位有着钢铁意志的老人终于也泪下，说“为什
么我会有这样的结局？”。
这个彭德怀式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发问，同样发问的有太多太多的人。有做地下工作的，有军方的，有政界的，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晚年的赵紫阳是不是问
过这个问题，晚年的胡耀邦是否问过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风烛残年的去世前的李慎之，这个当年的对红色中国激动的无与伦比的翻译和秘书晚年
写下了《风雨苍黄50年》，对新中国进行了反思。
高岗号称最会搞经济的领导干部，他被调入北京时，有五马进京，一马优先之说。而后来的号称理论家的刘少奇，号称最会打仗的粟裕，甚至朱德，都一个个 的被打倒。这党内的斗争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被逮捕的前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罢免的党的前总书记胡耀邦，被解除职务限制自由的昔日前总理前总 书记赵紫阳，都是这种政治斗争的延续。
这些怀揣最美好最圣洁革命思想的人，曾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奋斗了大半辈子，最后不是落得面对狭窄的牢房，就是被限制的无法再说几句话。在赵紫阳病重 后，前副总理田纪云几次申请去看老上级赵紫阳，终于在最后看到赵紫阳，而在周围都是人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相对无言，或者只能以“老友不能少，老伴是个 宝”，或类似“晚退早退早晚都要退（休），晚死早死早晚都要死，早退晚死”这样的宽慰的话来交流。在21世纪的今日世界，在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这确 实让人无言。
刘伯承被指责为军事机会主义者，压力巨大的他彻夜不眠致使失明的眼睛更严重，而同领导刘邓大军的小平则是领导那次批判的负责人。粟裕一直到上个世纪 90年代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反，而这个号称战神的本该为元帅的大将对这个政权的建立的功劳是巨大的，他在淮海战役的消灭了国民党的王牌军队，但是也恰恰 因为这淮海战役和邓小平的同在，因为邓小平后来的复出，他的功劳则成了一个伴随他一生的悲剧。这些历史的迷雾，正随着岁月一点点拨开。
在这些无数的单个革命人个人悲剧后的巨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一个总书记依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一个政治家根本无法为自己申 辩？为什么奋斗一生会是如此结局？这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初的民主科学，经过4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民主多党派参政的社会，经历了 50到70年代无数爱国知识分子的被打倒，一直到邓小平用威权解决了全国反腐败的诉求，并说出了“总书记不行，我就换”的话，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依然在“说 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社会政治个人一言谈和家长制的体制中匍匐，在貌似最有秩序的威权之下，依然保存着最高权力的“古代 封建皇权”的幽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不论一些人如何源于自己的私心，无知，私欲或者是漠不关心和随波逐流的不敢不能不愿不想去说出中国现在贫富的极端分化和司法的极端不公，社会分配的体系的严重不公，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但这就是一个事实，是任何人不能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一个爱国者不该是是盲目的批判一个政权和祖国的一切，但是也绝不该是唯唯诺诺的歌功颂德国家政权的一切，很多时候，对丑恶的沉默和包容，也依然是一 种犯罪；对罪责的视而不见也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品格。而知识分子，永远该是时代的良心的守护神，发出呐喊的声音，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千万曝光中国丑恶现象 –从黑砖窑到毒奶粉，从豆腐渣工程到司法不公的记者和知识分子致敬，也只有千万人正义的呼声，我们才能在黑暗中点燃火炬，在铁幕中撕开一个口子，让良心和 民主法制的火炬照亮每个隐蔽的狡辩的掩饰的欺骗的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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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一句话：跟着共匪走的人基本上都无好下场。
高岗号称最会搞经济的领导干部，他被调入北京时，有五马进京，一马优先之说。而后来的号称理论家的刘少奇，号称最会打仗的粟裕，甚至朱德，都一个个 的被打倒。这党内的斗争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被逮捕的前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罢免的党的前总书记胡耀邦，被解除职务限制自由的昔日前总理前总 书记赵紫阳，都是这种政治斗争的延续。
这些怀揣最美好最圣洁革命思想的人，曾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奋斗了大半辈子，最后不是落得面对狭窄的牢房，就是被限制的无法再说几句话。在赵紫阳病重 后，前副总理田纪云几次申请去看老上级赵紫阳，终于在最后看到赵紫阳，而在周围都是人的情况下，也只能是相对无言，或者只能以“老友不能少，老伴是个 宝”，或类似“晚退早退早晚都要退（休），晚死早死早晚都要死，早退晚死”这样的宽慰的话来交流。在21世纪的今日世界，在有5000年文明的中国，这确 实让人无言。
刘伯承被指责为军事机会主义者，压力巨大的他彻夜不眠致使失明的眼睛更严重，而同领导刘邓大军的小平则是领导那次批判的负责人。粟裕一直到上个世纪 90年代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平反，而这个号称战神的本该为元帅的大将对这个政权的建立的功劳是巨大的，他在淮海战役的消灭了国民党的王牌军队，但是也恰恰 因为这淮海战役和邓小平的同在，因为邓小平后来的复出，他的功劳则成了一个伴随他一生的悲剧。这些历史的迷雾，正随着岁月一点点拨开。
在这些无数的单个革命人个人悲剧后的巨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一个总书记依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一个政治家根本无法为自己申 辩？为什么奋斗一生会是如此结局？这确实是值得人深思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初的民主科学，经过4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民主多党派参政的社会，经历了 50到70年代无数爱国知识分子的被打倒，一直到邓小平用威权解决了全国反腐败的诉求，并说出了“总书记不行，我就换”的话，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依然在“说 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社会政治个人一言谈和家长制的体制中匍匐，在貌似最有秩序的威权之下，依然保存着最高权力的“古代 封建皇权”的幽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不论一些人如何源于自己的私心，无知，私欲或者是漠不关心和随波逐流的不敢不能不愿不想去说出中国现在贫富的极端分化和司法的极端不公，社会分配的体系的严重不公，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但这就是一个事实，是任何人不能也无法回避的事实。
一个爱国者不该是是盲目的批判一个政权和祖国的一切，但是也绝不该是唯唯诺诺的歌功颂德国家政权的一切，很多时候，对丑恶的沉默和包容，也依然是一 种犯罪；对罪责的视而不见也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品格。而知识分子，永远该是时代的良心的守护神，发出呐喊的声音，也正因如此，我们对千万曝光中国丑恶现象 –从黑砖窑到毒奶粉，从豆腐渣工程到司法不公的记者和知识分子致敬，也只有千万人正义的呼声，我们才能在黑暗中点燃火炬，在铁幕中撕开一个口子，让良心和 民主法制的火炬照亮每个隐蔽的狡辩的掩饰的欺骗的黑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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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一句话：跟着共匪走的人基本上都无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