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今天讨论革命，其对象当然是处于执政地位、外表看来如日中天的中共政权。一个以革命起家，并长期垄断革命解释权的政党，竟发展到被民间舆论视为革命的对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和悲剧。这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起宪政体制，中国社会就很难摆脱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宿命。
对 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群体和官员来说，可能感觉到了革命的萧萧寒风，这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流行可见端倪。该书主要 探讨法国革命何以发生。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即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但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一些人于是以此 比拟中国，认为中国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断言不出10年，革命就将爆发。
危机的潜流确实涌动，但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需要界定两个 问题，一是时限，二是革命的形态。如果把革命看作是中共在20世纪进行的武装起义，在现在的技术手段下，革命断无发生的可能，但如果把革命理解成政权的和 平变动，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假若以10年为界，笔者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个判断基于以下理由。
在 民主转型国家，革命的发生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一般是突然的经济恶化引致社会中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陷入困境且长期无望改善；从舆论动员来说， 此前社会舆论对革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动员，从而使得社会多数人相信革命会发生，特别是在社会舆论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有很大共识；从治理结果来 说，执政党统治能力持续下降，其管治能力无法适应人们的期望和要求，道德形象和权威性已经消失，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革命就易发 生。
从中国当前的情形看，革命的火焰似乎星星点点，只差谁去点燃，但严格推敲起来，其实可能并非像它呈现出的那样可怖。
首 先，中国未来在某个阶段会突发经济危机吗？如果目前这种竭泽而渔的、透支未来和资源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应该说，发生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个大概率事 件。但是否因此会演化为长期的衰退，则有待观察。毕竟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和资源，在危机发生后，它会积极自救，以免经济陷入 长期衰退。
上述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以假定现在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善为前提的，事实上，中国政府近年在努力校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尽管成效还不是很明显。笔者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但这场危机还不足以使中国出现全面和长期的停滞，并把多数人的生活拖入深渊。
其 次，中国政府目前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确实令人担忧，然而，以此推断其丧失统治能力，也言过其实。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革命的原因时，的确说过，对于一个坏 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变革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 受了。然而，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条件的，即统治者丧失了统治能力。假如它还拥有很多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改革开启后所引发的人们对权益提高的要求，那么，革命就 很难发生；当然，如果它既缺乏手段又缺乏意志，革命就容易发生。从这一角度看，革命是否一定发生，端看这个政权掌控的资源和管治能力。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并 未带来革命的相反事例。
应该看到，中共的危机感和调适能力还是很强的，它努力在适应变革，近年来，中共一直在强调社会管理的创新，虽然成 效不是很大，但至少表明其有这方面的意识。以中共目前强大的动员能力及所掌握的资源看，任何一场有预谋的革命都可能会被其扑灭。何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30多年，虽然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并未推进多少。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民智和民权，且赋予了革命比过去更为有利的技术手段，但同样，它也赋予了执政党监控革命的 能量。许多人感叹，类似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在其他国家是革命的工具，在中国却变成维稳的手段，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党还有很强大的管控能力。这也可以 解释茉莉花革命为何在中东北非能够成功在中国却激不起浪花。
最后，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舆论准备上，中国社会远没有形成革命的共识。中 国的“公知”们，虽然痛恨中共政权，可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普遍反对革命，他们多数人的看法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言革命。个中原因，是在中国过去一 百多年的历史上，长期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留下了对革命的坏影响。所以对多数知识分子说，革命只是最后一个选项。从现代革命来看，一场革命的成功 发生并取得胜利，必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舆论对革命正当性的长期宣传，这点无论在法国革命还是中国晚清的革命中，都体现了出来。但是，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 本身对革命就无法形成共识，社会舆论总体还是对革命持排斥态度，从而无形中也减弱了革命发生的几率。
除此以外，中国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 不利革命发生的因素。以革命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讲，虽说中国今日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对执政党而言，并未放弃对普罗大众的平等许诺，且在具体政策中， 确实加强了社会保障等体现平等价值和目标的制度建设。另外，尽管中国目前向上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阻塞，但毕竟未全部切断；尽管政治自由仍受到严格控制， 但经济自由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每年1000多万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寻找工作和发财的机会，每年两亿多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都说明社会活力仍存。只要经 济自由之门没有关闭，尽管社会会出现问题，但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
再从中国的集权体制和政府层级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执政党和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已比过去大为缩小。五级政府机构的管理层级，虽然增加了运行成本，加强了腐败，但它也产生一个好处，即可以为执政党起到缓冲作 用。这些年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一般指向的都是基层政府，几乎没有面向省一级的，更不用说中央了。这使得中央处理起类似事情来，有回旋余地，不至于使群体 事件扩大化。
还有人口的老龄化，也利于化解革命。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国家出现的，革命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 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 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的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 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老龄人口占很大部分，它就会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9.4%，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除非社会突然恶化到连多数老年人都感到危险的地步，否则，在一个老龄化国家爆发革命，历史还未有先例。
这 种种因素，使得中国在可见之将来，革命不大易发生。当然，革命的可能性很低，不等于革命绝无可能，如果执政党和政府的管治能力持续恶化下去，或者出现大的 政策失误，谁也不敢保证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追本溯源，革命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从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革命看，一些革命是由偶发事 件触发的。此外，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动荡，若执政党不能处理好此类事情，也有演变为全局性革命 的可能。
所以，为避免革命的重演，中共有必要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和预案，包括开放言论和政治自由，以改善社会的治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提高人们的平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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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就是“利益之争”。 共匪如果能顾及民众的利益，那它还能多活几年。如果它只顾自己的利益，那它真的离死期不远。
最
近一两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网络舆论以及私人聚会中，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是中国会否发生革命。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出“告别革命”的呼吁，现在，革命话语的回归见证了中国社会在这十几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讨论革命，其对象当然是处于执政地位、外表看来如日中天的中共政权。一个以革命起家，并长期垄断革命解释权的政党，竟发展到被民间舆论视为革命的对象，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反讽和悲剧。这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起宪政体制，中国社会就很难摆脱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宿命。
对 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群体和官员来说，可能感觉到了革命的萧萧寒风，这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写于150多年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流行可见端倪。该书主要 探讨法国革命何以发生。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命题，即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但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一些人于是以此 比拟中国，认为中国存在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断言不出10年，革命就将爆发。
危机的潜流确实涌动，但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需要界定两个 问题，一是时限，二是革命的形态。如果把革命看作是中共在20世纪进行的武装起义，在现在的技术手段下，革命断无发生的可能，但如果把革命理解成政权的和 平变动，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假若以10年为界，笔者认为，后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个判断基于以下理由。
在 民主转型国家，革命的发生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一般是突然的经济恶化引致社会中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陷入困境且长期无望改善；从舆论动员来说， 此前社会舆论对革命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动员，从而使得社会多数人相信革命会发生，特别是在社会舆论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有很大共识；从治理结果来 说，执政党统治能力持续下降，其管治能力无法适应人们的期望和要求，道德形象和权威性已经消失，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革命就易发 生。
从中国当前的情形看，革命的火焰似乎星星点点，只差谁去点燃，但严格推敲起来，其实可能并非像它呈现出的那样可怖。
首 先，中国未来在某个阶段会突发经济危机吗？如果目前这种竭泽而渔的、透支未来和资源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根本改变，应该说，发生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个大概率事 件。但是否因此会演化为长期的衰退，则有待观察。毕竟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财力和资源，在危机发生后，它会积极自救，以免经济陷入 长期衰退。
上述经济的突然恶化是以假定现在的生产方式没有改善为前提的，事实上，中国政府近年在努力校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尽管成效还不是很明显。笔者的看法是，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定程度的经济危机，但这场危机还不足以使中国出现全面和长期的停滞，并把多数人的生活拖入深渊。
其 次，中国政府目前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确实令人担忧，然而，以此推断其丧失统治能力，也言过其实。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革命的原因时，的确说过，对于一个坏 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变革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 受了。然而，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条件的，即统治者丧失了统治能力。假如它还拥有很多资源和手段来应对改革开启后所引发的人们对权益提高的要求，那么，革命就 很难发生；当然，如果它既缺乏手段又缺乏意志，革命就容易发生。从这一角度看，革命是否一定发生，端看这个政权掌控的资源和管治能力。历史上也不乏改革并 未带来革命的相反事例。
应该看到，中共的危机感和调适能力还是很强的，它努力在适应变革，近年来，中共一直在强调社会管理的创新，虽然成 效不是很大，但至少表明其有这方面的意识。以中共目前强大的动员能力及所掌握的资源看，任何一场有预谋的革命都可能会被其扑灭。何况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30多年，虽然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并未推进多少。互联网时代开启了民智和民权，且赋予了革命比过去更为有利的技术手段，但同样，它也赋予了执政党监控革命的 能量。许多人感叹，类似微博、论坛等社交媒体在其他国家是革命的工具，在中国却变成维稳的手段，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执政党还有很强大的管控能力。这也可以 解释茉莉花革命为何在中东北非能够成功在中国却激不起浪花。
最后，也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舆论准备上，中国社会远没有形成革命的共识。中 国的“公知”们，虽然痛恨中共政权，可在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普遍反对革命，他们多数人的看法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轻言革命。个中原因，是在中国过去一 百多年的历史上，长期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留下了对革命的坏影响。所以对多数知识分子说，革命只是最后一个选项。从现代革命来看，一场革命的成功 发生并取得胜利，必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舆论对革命正当性的长期宣传，这点无论在法国革命还是中国晚清的革命中，都体现了出来。但是，今天在中国，知识分子 本身对革命就无法形成共识，社会舆论总体还是对革命持排斥态度，从而无形中也减弱了革命发生的几率。
除此以外，中国社会中还存在其他一些 不利革命发生的因素。以革命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讲，虽说中国今日既缺平等，也缺自由，但对执政党而言，并未放弃对普罗大众的平等许诺，且在具体政策中， 确实加强了社会保障等体现平等价值和目标的制度建设。另外，尽管中国目前向上阶层流动的渠道越来越阻塞，但毕竟未全部切断；尽管政治自由仍受到严格控制， 但经济自由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每年1000多万的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寻找工作和发财的机会，每年两亿多人口的流动和迁移，都说明社会活力仍存。只要经 济自由之门没有关闭，尽管社会会出现问题，但发展成为革命的可能性很少。
再从中国的集权体制和政府层级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实行，执政党和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已比过去大为缩小。五级政府机构的管理层级，虽然增加了运行成本，加强了腐败，但它也产生一个好处，即可以为执政党起到缓冲作 用。这些年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一般指向的都是基层政府，几乎没有面向省一级的，更不用说中央了。这使得中央处理起类似事情来，有回旋余地，不至于使群体 事件扩大化。
还有人口的老龄化，也利于化解革命。迄今的人类历史，未发现革命是在一个老龄化国家出现的，革命只出现在人口结构年轻的国 家，包括晚近的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远期的中国革命及更远的法国大革命，它们都有一个人口学上的共同特点，就是在爆发革命时，年轻人占据全国人口的主流。 最明显的就是利比亚，全国人口约为650万人，但15至35岁的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9%。一个国家年轻人口居多，首先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另外，年轻 人富有理想，激情，追求平等和自由，对现状更不满。而老年人天性偏向保守，不喜动荡，当一个社会老龄人口占很大部分，它就会成为一个抑制革命的有力因素。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9.4%，再过几年，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发展。除非社会突然恶化到连多数老年人都感到危险的地步，否则，在一个老龄化国家爆发革命，历史还未有先例。
这 种种因素，使得中国在可见之将来，革命不大易发生。当然，革命的可能性很低，不等于革命绝无可能，如果执政党和政府的管治能力持续恶化下去，或者出现大的 政策失误，谁也不敢保证革命就一定不会发生。追本溯源，革命的发生，既有必然因素，也取决于很多偶然因素。从历史上出现的各类革命看，一些革命是由偶发事 件触发的。此外，即使全国性的革命不会发生，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或者较大范围发生比较激烈的社会动荡，若执政党不能处理好此类事情，也有演变为全局性革命 的可能。
所以，为避免革命的重演，中共有必要设想各种可能的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和预案，包括开放言论和政治自由，以改善社会的治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提高人们的平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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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就是“利益之争”。 共匪如果能顾及民众的利益，那它还能多活几年。如果它只顾自己的利益，那它真的离死期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