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所谓自由贸易区，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对于原产于成员方的货物给予免除关税和数量限制的待遇，并
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等，充分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推动区域或全球经济一体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
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在更加扩大开放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目前从我国自身情况分析，自2008年开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
落，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短期来看，这样的情况不会得到太大改善。在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疑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下滑、稳定经济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从目前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来看，上海自由贸易区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
的自由兑换、扩大服务业开放、税收更加优惠等政策，探索对国际人流、资金和货物的全面开放制度。不难看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以“开放”
倒逼“改革”。
实际上，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制度红利”上。所谓“制度红利”，在对外开放上的表现，就是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于市场。其中 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推进审批制的改革，这涉及对政府管理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相关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这不仅是上海 自贸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避不开的问题。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 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可能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那么，为什么中央会把这一希望突破一点以带动全局的“自由贸易区”试点放在上海？这原因也很简单：这首先是因为上海曾是中国金融贸易最为发达，也是 远东乃至世界最成功和最有成效的世界性大城市。其次，则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第一波经济改革由于利益集团的绑架，现在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中国急切需要另一波 能摆脱这一困局的新的改革。
就前者而言，1949年以前，民国时代的上海：远东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城市，也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无论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全部雄踞亚 洲之冠。当时的上海云集了亚洲最大的交易所、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央行及中央四大银行的总部、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银行，如北四行、南三行的总部及不计其数的保 险、信托公司的总部等。此外当时的上海还云集了亚洲最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远东分行，大量今天的世界金融巨头诸如AIG、HSBC等更是创始或发迹于上海。 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当时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当时的日本东京，香港，新加坡等等跟上海相差不是一点点。世界的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都落户了上海，上海 也是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民国政府还将上海建为上海特别市（其实就是直辖市），民国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就看在上海能否 成功，足可见上海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首都都不为过。当时外国人在上海人口所占的比重也很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遗憾的 是，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昔日的豪华也陨落不少。特别是在共和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纷纷撤出了上海，所以外国人几乎全部离开了上海。到1952年 底，外资金融机构基本撤离上海而私营金融机构的数量也已锐减至60余家。从1949年以后，有些上海的资本家都已经逃离到港台或者海外其他地方。也有些留 在上海继续经营，最后在1956年初都被公私合营。由此，昔日的国际大都市，昔日的世界金融中心，仿佛在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然 而，虎死不倒威，树折根犹在，过去繁荣埋下的种子打下的基础，就是她如今凤凰涅槃的本钱。
就后者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改革，的确成功地把十几亿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 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深圳是这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然而 在特区成立30周年后，这场改革似乎也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 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了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 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 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 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 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 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 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 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 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 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的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很简单，过去那场改革在深圳已经走到尽头，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 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
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 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首先，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 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其次，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 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 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最后，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 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他们维护自己集团利益的方法大都 是将本集团利益所在领域设为禁区，他人不得介入。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土资源部所谓“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此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土地部门可以借此提 高出卖土地价格，保证其“土地财政”的畅通无阻。其他诸如盐业管理部门的“加碘”、计划生育部门的“生育指标”、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都是这种利益集团 绑架的例。
上海要走出这样的陷阱，唯一途径，就是方案总中所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真正与市场脱钩，使得贸易区运作真正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
实际上，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制度红利”上。所谓“制度红利”，在对外开放上的表现，就是进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场、服务于市场。其中 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推进审批制的改革，这涉及对政府管理内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厘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相关服务的透明度、便捷性。这不仅是上海 自贸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避不开的问题。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改革的范畴，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制度改革的起点。通过带 动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变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可能为全国性的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那么，为什么中央会把这一希望突破一点以带动全局的“自由贸易区”试点放在上海？这原因也很简单：这首先是因为上海曾是中国金融贸易最为发达，也是 远东乃至世界最成功和最有成效的世界性大城市。其次，则是以深圳为代表的第一波经济改革由于利益集团的绑架，现在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中国急切需要另一波 能摆脱这一困局的新的改革。
就前者而言，1949年以前，民国时代的上海：远东第一大、世界第三大城市，也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无论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全部雄踞亚 洲之冠。当时的上海云集了亚洲最大的交易所、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央行及中央四大银行的总部、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银行，如北四行、南三行的总部及不计其数的保 险、信托公司的总部等。此外当时的上海还云集了亚洲最多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远东分行，大量今天的世界金融巨头诸如AIG、HSBC等更是创始或发迹于上海。 民国时期的上海在当时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第一，当时的日本东京，香港，新加坡等等跟上海相差不是一点点。世界的各大银行，保险公司等等都落户了上海，上海 也是民国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民国政府还将上海建为上海特别市（其实就是直辖市），民国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能否成功，就看在上海能否 成功，足可见上海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首都都不为过。当时外国人在上海人口所占的比重也很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遗憾的 是，在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昔日的豪华也陨落不少。特别是在共和国建立后，西方国家纷纷撤出了上海，所以外国人几乎全部离开了上海。到1952年 底，外资金融机构基本撤离上海而私营金融机构的数量也已锐减至60余家。从1949年以后，有些上海的资本家都已经逃离到港台或者海外其他地方。也有些留 在上海继续经营，最后在1956年初都被公私合营。由此，昔日的国际大都市，昔日的世界金融中心，仿佛在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然 而，虎死不倒威，树折根犹在，过去繁荣埋下的种子打下的基础，就是她如今凤凰涅槃的本钱。
就后者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改革，的确成功地把十几亿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 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深圳是这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然而 在特区成立30周年后，这场改革似乎也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不妨来看些例子：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 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了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 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 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 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 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 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 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 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 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 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的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很简单，过去那场改革在深圳已经走到尽头，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 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为什么会这样？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
从本质上来说，既得利益是特殊的、不正常的利益，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或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对公共资源享有 支配权的一部分人或一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首先，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 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其次，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 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资 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最后，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 福利的净损失。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行政垄断因素造成福利的减少，按GDP计算，大约每年是GDP的1％，中国应该更多。他们维护自己集团利益的方法大都 是将本集团利益所在领域设为禁区，他人不得介入。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土资源部所谓“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碰”。此种说法的最根本原因是土地部门可以借此提 高出卖土地价格，保证其“土地财政”的畅通无阻。其他诸如盐业管理部门的“加碘”、计划生育部门的“生育指标”、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都是这种利益集团 绑架的例。
上海要走出这样的陷阱，唯一途径，就是方案总中所谓“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真正与市场脱钩，使得贸易区运作真正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