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多响马，四川多袍哥，自古皆然。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 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 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 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 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 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 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 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 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 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 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 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 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四川军阀杨森就是一位袍哥，在电视连续剧“长沙保卫战”中，表现得也是豪气干云。）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 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 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表叔。俞培伦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 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 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 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 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 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 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 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 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 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在我看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 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 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 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 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 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 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 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 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 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 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 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 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 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 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四川军阀杨森就是一位袍哥，在电视连续剧“长沙保卫战”中，表现得也是豪气干云。）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 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 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表叔。俞培伦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 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 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 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 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 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 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 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 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 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在我看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 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 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