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台湾各类社会运动，几乎都以“公民不服从”作为号召，强调“官逼民反”，认为有关部门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民众因此拥有上街头抗议、必要时违法（如泼漆、泼水、丢鞋、集会游行未经申请等）的“公民不服从”权利。“公民不服从”是一个夹在合法抗议和社会革命中间的灰色地带，最早给我这个概念的人，是作家龙应台。
官员龙应台和作家龙应台不一样，这已经是常识。作家龙应台1985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了一篇文章《难局》（收录于《野火集》），用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公民不服从”，包括西哲苏格拉底不愿逃狱、不愿破坏雅典法制，以至最终在狱中吞毒而死，包括“公民不服从”的鼻祖、美国人梭罗因为反对战争而拒绝纳税以至入狱。
然后，龙应台用了读者熟悉的感性词语，描述了许多像你我一样的欧美（必须是欧美）市井小人物遭遇到守法但受难、违法却彰显正义的“难局”。文章结论，同样是读者熟悉的诘问形式，她问：“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作家龙应台从“人”为先设，法制、社会、荣誉、传统等为后设的角度，说明了公民不服从的真义。就是说，当代民主政治仍不完善，即使公民拥有选举权，拥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但由于诸多原因，仍会发生人民自由民主权利遭到公权力侵害的不公平、不正义情事，这个时候，当“人”的权益与“法制”存在冲突时，“人”的地位更高，人民为求公平正义得以彰显所采取的违法行为，因此具有正当性。
作家龙应台自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进入官员龙应台时期，2012年出任“文化部长”之后，网民对她更有“龙太后”的“昵称”。自此，官员龙应台屡屡被拿来与作家龙应台做比较。
台湾民主运动者施明德在2006年发起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成功聚集上百万人潮在台北“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周遭盘聚，抗议陈水扁政府的贪腐，对此，官员龙应台的反应，遭到彼时政治学者江宜桦（目前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已为官员江宜桦）的反对。
学者江宜桦认为，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兴起之后，陈水扁的统治正当性减弱，但没有人预期他会主动放弃权位，因此有人担心倒扁运动只会带来社会不安，甚至怀疑倒扁运动可能反而不利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江宜桦说，龙应台发表的文章，是此中意见的代表。
官员龙应台彼时认为，程序合法、谨守规范的群众运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慷慨激昂、冲破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不宜发起。龙应台还将民主的能动性解释为四年一次的定期改选。对此，学者江宜桦批评说，民主的核心意义是“统治者不得滥权”，而不是“滥权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专研政治学、主攻自由主义的学者江宜桦，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倒扁、支持公民不服从、反对官员龙应台，但倒扁风波过后2年，学者江宜桦被层峰看中，2008年出任研考会主委、2009年“内政部长”、2012年“行政院”副院长、2013年“行政院”院长，可谓平步青云，此时已华丽转身为官员江宜桦。
官员江宜桦，也难免被拿来与学者江宜桦做比较。2013年夏天，是台湾一个愤怒之夏。7月3日下士洪仲丘惨死于陆军禁闭室，7月18日，拒绝区段征收的竹南镇大埔里四户民宅被苗栗县政府强制拆除，这两件小人物的悲剧，引发全台关注，以及一连串社会抗争风潮。8月18日，声援大埔四民宅的“农阵”（台湾农村阵线）组织在凯达格兰大道聚集了2万群众，抗议集会结束后，又转往“内政部”联合办公大楼包围静坐，至隔天下午才离开。
2000
（资料图：2013年8月，“农阵”（台湾农村阵线）在台“内政部”前抗议大埔强拆）
抗议民众攻破公署，终于让“行政院”院长、官员江宜桦坐不住了，“农阵”打出的口号“今日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让江宜桦硬了起来。他说，任何民间团体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当成绝对正义，凡是与其诉求不同就当成恶法，公民社会的民主讨论不该如此！他还呼吁抗议民众，要以和平方式取代暴力或不理性方式。官员江宜桦非常明确地说，这场抗议“不是公民（civil）不服从”，因为civil不仅是公民，同时兼具文明之意。他对抗议团体毁损公物、攻击公务人员（指泼水）等行为表示遗憾。
官员江宜桦对“公民不服从”的界定，理所当然遭致许多学界人士的批评，认为civil在此根本就是“法律的”、“政治的”意涵，与“文明”没半点关系。但何以2006年倒扁行动被江视为公民不服从、2013年的大浦抗争不是，官员江宜桦反对大埔抗争的原因，究竟是抗议者的目的或手段，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如果从江宜桦对大埔农民抗议的相关说法来看，首先，他认为“任何民间团体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当成绝对正义”，这是公民不服从构成要件的“正义”判定，根据学者罗尔斯（John Rawls）的主张，唯有已取得高度社会共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遭受严重且明确的侵害时，才能构成公民不服从的正当诉求。江宜桦估计是采取了罗尔斯的立场。
但根据台湾政治学者陈宜中的研究，1990年英国人民反对人头税、2006年法国人民反对就业法践踏劳公基本权益，虽然都属于公民不服从运动，但抗议者的诉求，都落于社会的高度共识之外。再且，公民不服从者的主张，经常是一种带动社会进步、超乎当时社会共识的价值（如金恩博士的种族平等主张）。就此，江宜桦、罗尔斯的立场，显得太过保守。
其次，更值得讨论者，是江宜桦对抗议者采取手段（泼水、破坏公物）的批评。台湾社会运动者，近来越来越经常采取“丢鞋”的抗议手段，“抗议苗栗青年联盟”的参与者陈为廷，因涉及以鞋丢掷苗栗县长刘政鸿，目前正被依公然侮辱罪名提起公诉。“丢鞋”究竟能不能被视为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正当”违法手段，确实是一个问题。
反对者、官员江宜桦，对此只表示了“遗憾”；被鞋丢到脑门的苗栗县长刘政鸿坚持必须起诉；中央大学（台湾）教授洪兰说：“我们有责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长的门、喷红油漆、丢臭鞋，这些是暴力行为，都是不对的。”
但网上看到支持丢鞋抗议者的说法：丢鞋是负责任的—当抗议者抛出鞋子的同时，他也曝露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光明磊落；丢鞋是尊严的—放弃一双完整的鞋，决意光着一只脚一跛一跛回家，宁愿放弃尊严，也要教对方收到坚定的抗议；丢鞋是严肃的—我们或有20件衣服，却只有3双鞋，将它扔出去，这是拿出身家，向贪婪的人发出严肃的怒吼；丢鞋是优雅的—无须预谋，没有预藏武器，只需弯腰脱下、奋力掷出……
还有评论者认为，如果扔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暴力”，那么，残民以逞的县长强拆民宅、逼死屋主；军队里一群长官将无辜的士兵凌虐致死，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事实上，真正的暴力，是国家暴力。
这个我原本陷于迷糊的问题，陈宜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他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说，将反对者的诉求和采取的手段联结在一起，愈能诉诸主流价值，动员能力就愈强，其违法行为在公众眼中也就愈情有可原。反之，若诉诸乏人问津的非主流价值，在公众眼中的正当性就低，如果采取较激烈的违法手段，就很难得到社会大众和法官的谅解。
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仍是一个演进中的概念，对其“正当性”的认定，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丢鞋究竟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正当，要视社会支持度而定，而社会支持度的判定，就看你能号召多少人上街、促成多少舆论呼吁了.
官员龙应台和作家龙应台不一样，这已经是常识。作家龙应台1985年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写了一篇文章《难局》（收录于《野火集》），用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公民不服从”，包括西哲苏格拉底不愿逃狱、不愿破坏雅典法制，以至最终在狱中吞毒而死，包括“公民不服从”的鼻祖、美国人梭罗因为反对战争而拒绝纳税以至入狱。
然后，龙应台用了读者熟悉的感性词语，描述了许多像你我一样的欧美（必须是欧美）市井小人物遭遇到守法但受难、违法却彰显正义的“难局”。文章结论，同样是读者熟悉的诘问形式，她问：“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作家龙应台从“人”为先设，法制、社会、荣誉、传统等为后设的角度，说明了公民不服从的真义。就是说，当代民主政治仍不完善，即使公民拥有选举权，拥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但由于诸多原因，仍会发生人民自由民主权利遭到公权力侵害的不公平、不正义情事，这个时候，当“人”的权益与“法制”存在冲突时，“人”的地位更高，人民为求公平正义得以彰显所采取的违法行为，因此具有正当性。
作家龙应台自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进入官员龙应台时期，2012年出任“文化部长”之后，网民对她更有“龙太后”的“昵称”。自此，官员龙应台屡屡被拿来与作家龙应台做比较。
台湾民主运动者施明德在2006年发起的“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成功聚集上百万人潮在台北“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周遭盘聚，抗议陈水扁政府的贪腐，对此，官员龙应台的反应，遭到彼时政治学者江宜桦（目前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已为官员江宜桦）的反对。
学者江宜桦认为，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兴起之后，陈水扁的统治正当性减弱，但没有人预期他会主动放弃权位，因此有人担心倒扁运动只会带来社会不安，甚至怀疑倒扁运动可能反而不利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江宜桦说，龙应台发表的文章，是此中意见的代表。
官员龙应台彼时认为，程序合法、谨守规范的群众运动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慷慨激昂、冲破体制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不宜发起。龙应台还将民主的能动性解释为四年一次的定期改选。对此，学者江宜桦批评说，民主的核心意义是“统治者不得滥权”，而不是“滥权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专研政治学、主攻自由主义的学者江宜桦，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倒扁、支持公民不服从、反对官员龙应台，但倒扁风波过后2年，学者江宜桦被层峰看中，2008年出任研考会主委、2009年“内政部长”、2012年“行政院”副院长、2013年“行政院”院长，可谓平步青云，此时已华丽转身为官员江宜桦。
官员江宜桦，也难免被拿来与学者江宜桦做比较。2013年夏天，是台湾一个愤怒之夏。7月3日下士洪仲丘惨死于陆军禁闭室，7月18日，拒绝区段征收的竹南镇大埔里四户民宅被苗栗县政府强制拆除，这两件小人物的悲剧，引发全台关注，以及一连串社会抗争风潮。8月18日，声援大埔四民宅的“农阵”（台湾农村阵线）组织在凯达格兰大道聚集了2万群众，抗议集会结束后，又转往“内政部”联合办公大楼包围静坐，至隔天下午才离开。
2000
（资料图：2013年8月，“农阵”（台湾农村阵线）在台“内政部”前抗议大埔强拆）
抗议民众攻破公署，终于让“行政院”院长、官员江宜桦坐不住了，“农阵”打出的口号“今日拆大埔、明天拆政府”，让江宜桦硬了起来。他说，任何民间团体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当成绝对正义，凡是与其诉求不同就当成恶法，公民社会的民主讨论不该如此！他还呼吁抗议民众，要以和平方式取代暴力或不理性方式。官员江宜桦非常明确地说，这场抗议“不是公民（civil）不服从”，因为civil不仅是公民，同时兼具文明之意。他对抗议团体毁损公物、攻击公务人员（指泼水）等行为表示遗憾。
官员江宜桦对“公民不服从”的界定，理所当然遭致许多学界人士的批评，认为civil在此根本就是“法律的”、“政治的”意涵，与“文明”没半点关系。但何以2006年倒扁行动被江视为公民不服从、2013年的大浦抗争不是，官员江宜桦反对大埔抗争的原因，究竟是抗议者的目的或手段，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如果从江宜桦对大埔农民抗议的相关说法来看，首先，他认为“任何民间团体不能将自己的看法当成绝对正义”，这是公民不服从构成要件的“正义”判定，根据学者罗尔斯（John Rawls）的主张，唯有已取得高度社会共识的“最基本”正义原则遭受严重且明确的侵害时，才能构成公民不服从的正当诉求。江宜桦估计是采取了罗尔斯的立场。
但根据台湾政治学者陈宜中的研究，1990年英国人民反对人头税、2006年法国人民反对就业法践踏劳公基本权益，虽然都属于公民不服从运动，但抗议者的诉求，都落于社会的高度共识之外。再且，公民不服从者的主张，经常是一种带动社会进步、超乎当时社会共识的价值（如金恩博士的种族平等主张）。就此，江宜桦、罗尔斯的立场，显得太过保守。
其次，更值得讨论者，是江宜桦对抗议者采取手段（泼水、破坏公物）的批评。台湾社会运动者，近来越来越经常采取“丢鞋”的抗议手段，“抗议苗栗青年联盟”的参与者陈为廷，因涉及以鞋丢掷苗栗县长刘政鸿，目前正被依公然侮辱罪名提起公诉。“丢鞋”究竟能不能被视为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正当”违法手段，确实是一个问题。
反对者、官员江宜桦，对此只表示了“遗憾”；被鞋丢到脑门的苗栗县长刘政鸿坚持必须起诉；中央大学（台湾）教授洪兰说：“我们有责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长的门、喷红油漆、丢臭鞋，这些是暴力行为，都是不对的。”
但网上看到支持丢鞋抗议者的说法：丢鞋是负责任的—当抗议者抛出鞋子的同时，他也曝露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光明磊落；丢鞋是尊严的—放弃一双完整的鞋，决意光着一只脚一跛一跛回家，宁愿放弃尊严，也要教对方收到坚定的抗议；丢鞋是严肃的—我们或有20件衣服，却只有3双鞋，将它扔出去，这是拿出身家，向贪婪的人发出严肃的怒吼；丢鞋是优雅的—无须预谋，没有预藏武器，只需弯腰脱下、奋力掷出……
还有评论者认为，如果扔鞋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暴力”，那么，残民以逞的县长强拆民宅、逼死屋主；军队里一群长官将无辜的士兵凌虐致死，难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事实上，真正的暴力，是国家暴力。
这个我原本陷于迷糊的问题，陈宜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答案。他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说，将反对者的诉求和采取的手段联结在一起，愈能诉诸主流价值，动员能力就愈强，其违法行为在公众眼中也就愈情有可原。反之，若诉诸乏人问津的非主流价值，在公众眼中的正当性就低，如果采取较激烈的违法手段，就很难得到社会大众和法官的谅解。
也就是说，公民不服从仍是一个演进中的概念，对其“正当性”的认定，还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丢鞋究竟是不是可以、是不是正当，要视社会支持度而定，而社会支持度的判定，就看你能号召多少人上街、促成多少舆论呼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