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7日，乃“七七事变”七十五周年。
当年这一事件最直接的亲历者大都业已故去，其中抗日名将秦德纯（绍文），亦于1963年在台北逝世。“七七事变”发生时，秦德纯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同时任北平市市长。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显得十分吊诡。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蚕食及其野心，引起国人的巨大忧虑；另一方面，某些舆论不断指责政府抗日不力，其声势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一二九”大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是“拥护二十九军领导抗日”等，作为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压力很大，他本人并不认为政府毫无抗日之意，而是在慎密准备之中。
1935年秋夏之交，秦德纯奉召庐山面见蒋介石，报告华北态势。蒋当场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将军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1]
宋哲元时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绥靖主任，1937年2月至“七七事变”发生期间，宋哲元对日本人在中国华北的种种无理要求已到忍无可忍之程度，“他感觉十分痛苦”。为其折冲之目的，宋提出为先父修墓之理由，暂回山东乐陵原籍，其军政事务均交给秦德纯全权负责，或有伸缩余地。秦德纯当场表示不同意，对宋说：“这不是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在是国家存亡安危的问题。国家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能赞成你离开”。尽管如此，宋哲元“终究请假离平回籍”，临行前交代两事：一，对日交涉，凡有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也不要谢绝。秦德纯事后说：“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应付了四个多月。”[2]
到了1937年五、六月间，形势变得不容乐观，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双方军队时有冲突，以秦德纯的回忆：事变前之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自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秦德纯坚守大原则与日方尽力周旋，“使日方无藉口余地”。日本人则采用离间之手段，有意将二十九军分化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并认为秦德纯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地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秦德纯惟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秦德纯采取克制态度，日本人仍得寸进尺，滋扰不休。1937年7月7日夜，秦德纯突然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委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电话，告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演习，在整队时，遭二十九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一名士兵，并见该士兵被迫走入宛平县城，日军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德纯当场指示：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约，妨碍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可等天亮后，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日军对这一答复不满，仍要求进城检查，否则将包围该城。秦德纯立即电告部队“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次日拂晓，日军包围了宛平城，先要求外交人员进城，继而派武官进城，均遭至拒绝。日军即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于此战斗打响，“我方先不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击距离内，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秦德纯语）。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七事变”，亦即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从表面上看，此一持续了八年的战争，源于一偶发事件，但实际上，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的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藉以称霸世界。
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及中国大陆为第一步骤。……民国二十九年（1931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3]，这一叙述，多少可为今天的人在审视此段历史时提供某种视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主任，虽未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但以阎氏之资望，加以晋冀相依之地理条件，阎氏的立场与态度可谓动见观瞻。1937年7月10日，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致电阎锡山，表示“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指示，取断然之处置……”。7月12日，阎氏复电秦德纯等，甚感钦佩，“国事如此，诚堪痛惜。兄等为国争命，举国钦迟，凡属国人皆当与先生共赴国难也”。当时二十九军内部确实存在和、战两派，据阎锡山致徐永昌（军令部长）的电文透露“天津方面对卢沟桥事有和战两派主张”，其中宋哲元即是主和派代表。
“七七事变”发生次日，宋哲元正在原籍山东乐陵，蒋介石电催宋速至保定指挥，“然宋未遵令行事，反于11日赴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此阎氏特派河北出身的晋军将领张荫梧衔蒋介石令往见宋哲元“以坚其抗敌决心”。从秦德纯7月19日给阎锡山的电文看，宋哲元赴津与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晤谈，“除寒暄外，双方希望早日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前之和平状态，未涉其他”。尽管如此，在此敏感时刻，宋哲元此举多少令当局有所不安。几经反复协调，十一天后，宋终致电何应钦表示“正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4]。
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二十九军的态度有所怀疑。平津学者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讨论，谈及北平的情势，大部分人“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罗家伦问陶希圣：你们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有没有根据？陶答：蒋先生现在是在牯岭，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这里说二十九军是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这里说二十九军不可靠，二十九军就不可靠了。蒋介石特别邀集平津代表会谈，明确表示：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是可靠的，我信任他们[5]。实际上，蒋介石对宋哲元及平津形势仍有所担忧，惟大敌当前，合力御侮为顶要大事，他本人应担负起主要责任。
1937年7月29日，蒋在南京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军事上说，宋委员长早应到保定，不宜住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兼负行政，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6]。
八年抗战，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的大举进攻作出最顽强的抵抗，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中可知：大的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役九百多次，零星交火三万六千余次。而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死于中国的陆海军总数为四十万四千六百人，中国军队伤亡约三百三十万人。抗战结束后，秦德纯和王冷斋（“七七事变”时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接盟国在东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通知，于1946年5月10日前往出庭作证。临行前，曾面见蒋介石，其中两点指示“和我自己的思想完全契合”，秦说。
秦德纯在东京作证四天，其程序是先由检察官根据物证提出控告，再由被告辩护人提出反辩，往返辩论，颇为激烈。第三天遇到一件事：日本前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手持一幅中国画（清山水大师王石谷的作品），声称是当时宋哲元送给土肥原的，以此想证明宋与土肥原的关系良好，“秦将军的证言不足采信”。此画确为宋哲元本人所赠，且有边款，从字迹辨认，系宋的秘书长杨镇南所题。秦德纯当即在庭上指出：这是私人交往馈赠的纪念品，不能用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北平是中国旧都，各国外交使节武官等留住的北平甚多，时与地方当局互赠礼品是平常事，也是极其普通的事，既不能代表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的好坏，完全是出自应有的礼仪来往，此番话让“审判长及各审判员频频颔首”[7]。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对各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
秦德纯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山东沂水县埠东庄，世代耕读。1908年入陆军小学，毕业即入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受过非常良好的军事教育，“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到陆军大学，一层未缺。他学问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风度，使人激赏，颇得全军将士的敬重”[8]。
秦德纯还是一位对言论自由持相对宽容态度的政治人物。1936年夏季，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因一篇批评冀、察当局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他对宋哲元说：这篇文章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并没有谩骂与污蔑，不应叫他们停刊，这种处置实在重了一点……经秦德纯等人不断缓颊，《独立评论》终得以复刊。
无论作为抗日名将，还是当年的北平市市长，历史都不应忘记秦德纯这个人.
当年这一事件最直接的亲历者大都业已故去，其中抗日名将秦德纯（绍文），亦于1963年在台北逝世。“七七事变”发生时，秦德纯为华北最主要的军事负责人之一（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同时任北平市市长。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国内形势显得十分吊诡。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蚕食及其野心，引起国人的巨大忧虑；另一方面，某些舆论不断指责政府抗日不力，其声势日甚一日。1935年冬天，在北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各大学的同学发起“一二九”大游行，学生打出的横幅是“拥护二十九军领导抗日”等，作为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压力很大，他本人并不认为政府毫无抗日之意，而是在慎密准备之中。
1935年秋夏之交，秦德纯奉召庐山面见蒋介石，报告华北态势。蒋当场指示：“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哲元）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将军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长，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1]
宋哲元时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绥靖主任，1937年2月至“七七事变”发生期间，宋哲元对日本人在中国华北的种种无理要求已到忍无可忍之程度，“他感觉十分痛苦”。为其折冲之目的，宋提出为先父修墓之理由，暂回山东乐陵原籍，其军政事务均交给秦德纯全权负责，或有伸缩余地。秦德纯当场表示不同意，对宋说：“这不是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在是国家存亡安危的问题。国家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北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能赞成你离开”。尽管如此，宋哲元“终究请假离平回籍”，临行前交代两事：一，对日交涉，凡有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也不要谢绝。秦德纯事后说：“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应付了四个多月。”[2]
到了1937年五、六月间，形势变得不容乐观，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双方军队时有冲突，以秦德纯的回忆：事变前之某日，我军因出发演习，适日军演习完毕回营，两军在路上相遇，彼此不肯让路，致起冲突，相持竟日，双方均有伤亡。自宋哲元离开北平后，秦德纯坚守大原则与日方尽力周旋，“使日方无藉口余地”。日本人则采用离间之手段，有意将二十九军分化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并认为秦德纯是“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千方百计地攻讦诋毁、恐吓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秦德纯惟有“戒慎沉着，以静制动，深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俾日人有所藉口，致陷交涉之困难”。
秦德纯采取克制态度，日本人仍得寸进尺，滋扰不休。1937年7月7日夜，秦德纯突然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委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电话，告知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称：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演习，在整队时，遭二十九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一名士兵，并见该士兵被迫走入宛平县城，日军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德纯当场指示：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约，妨碍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可等天亮后，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日军对这一答复不满，仍要求进城检查，否则将包围该城。秦德纯立即电告部队“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次日拂晓，日军包围了宛平城，先要求外交人员进城，继而派武官进城，均遭至拒绝。日军即向城内炮轰，并掩护其步兵前进。于此战斗打响，“我方先不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击距离内，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因此，日军伤亡颇重……”（秦德纯语）。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七事变”，亦即中日全面战争之序幕。从表面上看，此一持续了八年的战争，源于一偶发事件，但实际上，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的分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革新内政，发展工业，军事装备趋于现代化，嗣经日俄、中日两次战争胜利，日本武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遂积极向外扩张。其侵略目标，一为北进占据满蒙，以阻遏苏俄之东进与南下；一为南进征服中国以驱除欧美势力于中国及亚洲之外，完成亚洲人之亚洲，实际上即为日本人之亚洲。藉以称霸世界。
但无论日本之北进或南进，均以进占满蒙及中国大陆为第一步骤。……民国二十九年（1931年）九一八，是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动开始”[3]，这一叙述，多少可为今天的人在审视此段历史时提供某种视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主任，虽未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但以阎氏之资望，加以晋冀相依之地理条件，阎氏的立场与态度可谓动见观瞻。1937年7月10日，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致电阎锡山，表示“现全军将士已具决死与决战之决心，本以应战而不求战之方针，积极准备。倘彼方反复异动，当遵委座指示，取断然之处置……”。7月12日，阎氏复电秦德纯等，甚感钦佩，“国事如此，诚堪痛惜。兄等为国争命，举国钦迟，凡属国人皆当与先生共赴国难也”。当时二十九军内部确实存在和、战两派，据阎锡山致徐永昌（军令部长）的电文透露“天津方面对卢沟桥事有和战两派主张”，其中宋哲元即是主和派代表。
“七七事变”发生次日，宋哲元正在原籍山东乐陵，蒋介石电催宋速至保定指挥，“然宋未遵令行事，反于11日赴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此阎氏特派河北出身的晋军将领张荫梧衔蒋介石令往见宋哲元“以坚其抗敌决心”。从秦德纯7月19日给阎锡山的电文看，宋哲元赴津与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晤谈，“除寒暄外，双方希望早日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前之和平状态，未涉其他”。尽管如此，在此敏感时刻，宋哲元此举多少令当局有所不安。几经反复协调，十一天后，宋终致电何应钦表示“正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4]。
庐山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二十九军的态度有所怀疑。平津学者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讨论，谈及北平的情势，大部分人“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罗家伦问陶希圣：你们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有没有根据？陶答：蒋先生现在是在牯岭，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这里说二十九军是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这里说二十九军不可靠，二十九军就不可靠了。蒋介石特别邀集平津代表会谈，明确表示：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是可靠的，我信任他们[5]。实际上，蒋介石对宋哲元及平津形势仍有所担忧，惟大敌当前，合力御侮为顶要大事，他本人应担负起主要责任。
1937年7月29日，蒋在南京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军事上说，宋委员长早应到保定，不宜住在平津，余自始即如此主张。余身为全国军事长官，兼负行政，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身负之”[6]。
八年抗战，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的大举进攻作出最顽强的抵抗，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中可知：大的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役九百多次，零星交火三万六千余次。而据日本厚生省的调查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日本死于中国的陆海军总数为四十万四千六百人，中国军队伤亡约三百三十万人。抗战结束后，秦德纯和王冷斋（“七七事变”时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接盟国在东京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通知，于1946年5月10日前往出庭作证。临行前，曾面见蒋介石，其中两点指示“和我自己的思想完全契合”，秦说。
秦德纯在东京作证四天，其程序是先由检察官根据物证提出控告，再由被告辩护人提出反辩，往返辩论，颇为激烈。第三天遇到一件事：日本前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手持一幅中国画（清山水大师王石谷的作品），声称是当时宋哲元送给土肥原的，以此想证明宋与土肥原的关系良好，“秦将军的证言不足采信”。此画确为宋哲元本人所赠，且有边款，从字迹辨认，系宋的秘书长杨镇南所题。秦德纯当即在庭上指出：这是私人交往馈赠的纪念品，不能用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北平是中国旧都，各国外交使节武官等留住的北平甚多，时与地方当局互赠礼品是平常事，也是极其普通的事，既不能代表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的好坏，完全是出自应有的礼仪来往，此番话让“审判长及各审判员频频颔首”[7]。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对各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
秦德纯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山东沂水县埠东庄，世代耕读。1908年入陆军小学，毕业即入北京陆军第一中学，1914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受过非常良好的军事教育，“由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到陆军大学，一层未缺。他学问好，能力也好，尤其是一派儒者风度，使人激赏，颇得全军将士的敬重”[8]。
秦德纯还是一位对言论自由持相对宽容态度的政治人物。1936年夏季，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因一篇批评冀、察当局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他对宋哲元说：这篇文章是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并没有谩骂与污蔑，不应叫他们停刊，这种处置实在重了一点……经秦德纯等人不断缓颊，《独立评论》终得以复刊。
无论作为抗日名将，还是当年的北平市市长，历史都不应忘记秦德纯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