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例证实在不胜列举，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高到伟大领袖，低到监狱犯人，神圣到革命同志，亲密到夫妻兄弟，很难逃脱此一规则。
从伟大领袖毛泽东开始，他可以饶恕与他血战，杀死他无数士兵和战友的国民党将领黄维、杜律明、饶恕清朝皇帝傅仪，但是他决不饶恕叫了他无数万岁，帮他作了无数次罪恶，而只是一次没有完全顺从他的刘少奇，即便刘少奇苦苦求饶也不行。
再说我们的民运同志反对共产党的志向道合一致，为了推翻共产党走到一起来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分歧，那么马上就会恨之彻骨，势不两立，从此仇恨远远超过共产党。互相不共载天，双方与共产党罢战，互以彼方为头号敌人，大肆辱骂。以至发展到最后，双方都真诚的相信对方是共产党的特务，是专门派来破坏他反对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的，将共产党推不翻，总是在台上的原因归之于对方头上。(：)
再譬如我们在马路上搬一样很重的东西，如果有一个陌生人来帮你托了一下手，你会感激涕零。但是如果是亲人、朋友、同事来帮助，情况就不一样了，其感激的程度与关系的远近成反比。也就是说关系愈近，感激愈少，到了某一点，就没有感激了。近到非常近，例如妻子，大有嫌帮助不够，手脚太笨，变成怪罪的可能。
在人漫长的一生中，接触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妻子、朋友、亲戚。因此这种日处合餐，夜眠共衾的无时不见的相处中，一句话不合，一件事不悦的可能性是无时不在的。由于这种几乎不可避免的火花，而争吵不让，发展到互相憎恨的例子太多了。结果成了对陌生和平常人的一件事，能够记恩报德，对伤害了自己无数次的敌人可以饶恕，而对于为你做了几万件事的亲人朋友，帮了自己无数忙的同志战友，因为一句话，一件事的不周、不合、不统一，而走向决裂、仇恨、以至怀恨终身的不公平和奇怪现象就这样正常的出现了，而且从来无人发现它的不公平。
如果我们将以上的现象归因于期望值，也就是说中国人对妻子、朋友、亲戚、战友的期望值很高。一旦发现不是，就由爱得太切而失望，由失望而生恨，由生恨而闹翻，其结果比对敌人还恨。尽管这非常不公平，但是心里的气愤:“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样！”实在难以吞息，公平不公平就不管那么多了。
这个情结也可以从中国统治阶级的宁丧外寇，不亡家奴的心态中见到。
中国主子对外夷的警惕，提防和痛恨从古代筑长城就开始了。论亲疏，夷是外，是敌我矛盾，奴是内，是人民内部矛盾，亲疏是不言而喻的。主子要求家奴恨外夷，家奴愈恨，主子愈高兴。如果家奴对外夷不那么恨，或者不恨，主子不高兴，家奴就很可能要成为千夫所指的叛徒。主子最恨的就是叛徒，中国历史传统从来就是对叛徒的惩罚要超过敌人。敌人投降了，还有活的可能，就是杀也只杀敌人一个人。叛徒是绝不饶恕的，连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杀起叛徒来都杀全家，恨叛徒的程度可见一斑。论功罪，叛徒在背叛前还做过好事，比敌人要好。但是处理叛徒比敌人要狠毒，也是这种情结在作怪吧。这与西方的士兵，在走投无路时允许背叛，投降成了强烈对照。
所以中国的家奴都怕当叛徒，表现爱国时就很过火，很慷慨。但是主子是不是感激呢？如果有一天主子如果要灭亡，他愿意亡在外夷的手里，还是亡在家奴的手里呢？
从道理上说主子这么多年来要求家奴恨外夷，而且家奴这么多年豢养主子，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主子怎么也应该喜欢亡在家奴手上。可是答案恰恰相反，中国所有的主子都宁丧外寇，不亡家奴。为什么宁丧外寇，不亡家奴。这似乎从逻辑上有些说不通。主子要求家奴恨外夷，外夷是敌人，为什么自己亡国时却宁愿将江山送给外夷和敌人，而不给家奴呢？是不是也是这个情结在作怪呢？
所以中国人的普遍的情结是，一旦闹翻时，他们恨战友、同事、家人、叛徒、朋友、家奴超过敌人。可是与战友、同事、家人、亲人、朋友、家奴相处的时间和机会又这么多，所以闹翻的可能远远超过敌人。为长远计，中国人成就一个实业，革一个命，组一个家庭的一开始，就要做好反目成仇的准备。如果对方期望值愈高，就愈有威胁，愈危险，一旦闹翻，恨也就愈深。
用诗人的语言说：
蜜月已经开始了，仇恨还会远吗？(：)
说到这里还是打住为妙，再说下去也许有人要控告我将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让外夷知道了，应该当作叛徒处理，大卸五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