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自投罗网，漫话毛泽东诗词。先作几点说明。第一，明年毛泽东死40年，文革发动50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独立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文章诗词，还很犯忌。海外中国人，因为人生经历各异，价值观、审美意识不同，对毛观感的分歧不小，我不愿陷入类似分歧，但也不回避争论。第二，本人少年时代曾是毛的狂热信徒，——整个中国恐怕找不到几人不是毛的崇拜者或恐惧者；但经历了文革、上山下乡、林彪事件，本人跟很多人一样猛然惊觉，成为一个对毛深恶痛绝的青年，终身不变。第三，本人曾自定规矩，不再引用毛任何话语诗词，今天是自废规矩。现在言归正传。
1976年10月1日，毛泽东死后中共第一个国庆（江青还有6天才被拿下），余英时先生引毛诗句作了一首七律：“帝子乘风御翠华，不周山下万旗斜。倦随夸父追炎日，漫访吴刚问桂花。恒鸟已尝玄圃水，嫦娥空守炼炉砂。苍茫大地无情甚，欲主沉浮愿总赊。”毛有“帝子乘风下翠薇”，“不周山下红旗乱”，“吴刚捧出桂花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恒鸟”指老干部，“玄圃”，在昆仑之巅可通天，老干部们已饱尝毛式共产乌托邦滋味，“嫦娥”指江青，毛死，江青空守长命不死的仙丹炼炉。
余先生是历史学家，但难以克制对毛的厌恶，称其“对毛的成见牢不可破”。他认为毛具有秦始皇和明太祖的“所有负面”，在20世纪世界史上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属一丘之貉”，而其“终极性历史命运”将远不及希特勒和斯大林。中国人看重“德业”，毛的评价“不容乐观”。
40年过去，看来余先生对毛的历史命运的评价有些乐观了。2011年6月30日，薄熙来在重庆奥体中心召集10万人歌咏大会，邀请了全国108个“自发组织”的红歌队，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一半歌曲是歌颂毛泽东的红歌，其中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忆秦娥·娄山关》。年近90岁的亨利·基辛格也坐在主席台上，他肯定不能与10万中国人齐声高唱，但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恐怕震撼了这位前美国国务卿。——21世纪，那里还可见到这种场面？重庆3200万人，唱红歌25万次，1.8亿人次参加。
看看近期习近平对毛泽东、马克思的重新评价可知，毛泽东不仅阴魂不散，分明正卷土重来。最近，听说台湾政客宋楚瑜和柯文哲见面，竟背诵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真是匪夷所思。
一、毛诗时代背景：忧患时世，宏词大句时代
文章本天成，诗人都是灵心善感之徒，但再天才的诗人也是时代之子，既难抑内心冲动，也需听从时代呼唤。“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如此，枭氓也如此，毛泽东即一例。不了解毛的时代，就不能了解毛的思想渊源，就不能读懂毛的诗词。南怀瑾说他的时代是“亦旧亦新”，应再加“亦东亦西”，新旧东西，大概可以概括毛时代。
这个时代，忧患之深，危机之重，变异之剧，前所未有。就文章诗词言，“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温柔敦厚”等传统标准已难以应对，中国进入极端言辞、宏大叙事时代。试略举例。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治夷；康有为不仅力主变法图强，还以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公理自命；梁启超：四千年大梦之惊醒；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鲁迅：中国历史就是一场人肉筵席，中国文化即“吃人”；平和谦逊的胡适也有这种诗句：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连四川无行文人吴虞也出口就“打孔家店！”；另一名川人李宗吾把中国智慧概括为“厚黑”二字。一言以蔽之，老大中国不行了。
毛是湖南人，湖南是中国近代最保守又最激进的省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经世致用”主要落脚在湖南，王夫之“道随器变，因时万殊”尤其为湘人所重。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胡林翼、谭嗣同都是慷慨激烈、“老谋深识，烛照不遗”且孜孜建功立业之辈，毛早年即袭用胡林翼字号“润芝”为其字。毛泽东曾无数次仰望的岳麓书院门楣横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睥睨天下，口气无两。
与毛先后同时的中共人士也皆好写诗明志。陈独秀：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李大钊：试看将来之寰球，必是赤旗之世界；董必武：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地自由花；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郭沫若：宇宙，你浓血污秽的屠场，悲哀充塞的囚牢，群魔号叫的地狱！
不厌其烦引用，不外证明，忧国忧民、救世救人是毛时代的主题，并非只有毛才志在改天换地。
毛时代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内忧外患、亡国灭种。这种危机既不纯粹缘自中国历史传统，也远非中国独有。亚洲大部分民族——包括人口、土地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已被殖民，向全球扩张的欧洲自身也陷入空前危机。哥白尼、伽利略等天文学家证明，地球并非居于宇宙中心，达尔文考证，人类并非万物之灵。西方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诗歌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的西方文明，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道生、蓝波、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斥之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大限将至的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正在加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坚信，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诗人的预告。
历史表明，19世纪诅咒并破坏世界最激狂最“成功”的西方“诗人”，是德国犹太青年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喜欢复述《浮士德》里魔鬼靡菲斯特：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其诗作《人之傲》（human pride）里宣告：我把轻蔑的匕首刺进世界的心脏，任凭这侏儒般的巨人倒下，我要像神一样穿行于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我将与上帝平起平坐！
请留意“当我的话语足够强大时”，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凭什么向世界宣战？那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还属子虚乌有。凭一种愤怒、仇恨、意志、气质，一种诗人气质。历史还表明，现代人类，征服世界除了帝国势力、坚船利炮、金钱、科学技术，最后出场并翻天覆地的，却是思想、理论，是诗。
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作品，第一乐章。文学诗歌是苏联的国家事业，共产党人的统治重器。（列宁1924年去世，苏联在1925年设立“列宁文学奖”，奖金10000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年工资。1939年斯大林60寿辰，苏联设立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金100000卢布。中共作家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贺敬之《白毛女》先后获奖，都是腥风血雨的农村土改。（顺便提一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文学艺术的狂热之徒，造诣还不浅。）就才华和气质而言，毛泽东大概居三流诗人，但他拥有某种诗外功夫，却为所有诗人莫及。
二、《沁园春·雪》：毛的政治宣言
中国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孔子称“思无邪”，历代诗论词论汗牛充栋，举世无双。《毛诗·序》、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安《淮南子》、曹植《典论·论文》、萧统《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欧阳修《六一诗话》、王若虚《滹南诗话》、袁枚《隋园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几乎道尽作诗填词的奥妙精髓。到王国维《人间词话》干脆以词喻诗词，集联晏殊《蝶恋花》、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辛稼轩《青玉案·元夕》三句词，总结诗词“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上境界，毛多而不少具有，他还有两法，史无前例。
毛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词作是《沁园春·雪》。这首词写于1935年底，10年后带到重庆，通过四个渠道公之于众：《新民晚报》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编辑吴祖光、中苏文化友协理事、中共地下党员王昆仑、《新华日报》代总编辑夏衍和南社诗人柳亚子。对诗词并无造诣、年轻左倾的吴祖光在按语中推重毛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柳亚子则称之为“千古绝唱”，谓“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
柳亚子曾在1945年重庆期间称颂毛泽东“中山卡尔双源合”，开中共颂圣谀词先河。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柳一边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中继续称颂毛“开天辟地”，一边表白自己不是“夺席谈经”的多嘴之徒，也非“无车弹铗”索取无度之辈，而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的有功之臣；一边向新皇以索要颐和园为名争列帝师之尊：倘使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一边要挟毛，若不识其材遂其志，便要仿效严子陵隐居游钓：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刚刚登基，就一反其在重庆书赠其《沁园春·雪》给柳时称其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的谦卑之态，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讽劝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沁园春·雪》表达的貌似一个老旧主题：江山与美人。直接的灵感当然来自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四字，境界开阔而浑然天成，后续寥寥数言，不仅囊括毛覆盖毛，兴叹之沉郁、吟咏之悠远更远非毛可比。东坡只叙周郎一人，新婚燕尔，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字句灵动飞扬跌荡回环，毛罗列帝王暴君，铺排风景，合掌犯复，不厌其烦，——苏、毛之间悬隔，何可以道里计？故国神游……人生如梦，毛何曾有这等感喟。“江山多娇”就必然“折腰”？毛的反应过于本能化，被一种生物性占有欲念支配。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秦风》）。纯美真情常存于彼岸，无限之美游荡在无限空间，可远观爱慕，任何炙手征服皆成亵渎。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1960年代由关山月、傅抱石绘制，挂在北京人大主会堂，是神化毛诗词的第一件作品。毛所思所求，只在据为己有，格调下流自私，毫无浪漫高贵可言。毛《沁园春·雪》的源头，则系孔子一句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毛一类狂徒，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有说《沁园春·雪》轰动重庆，国民党组织反动文人围攻，其实蒋介石对舞文弄墨写诗填词没有兴趣，诗骚歌赋词曲统归“集部”，在中国正统文化中只居其末。重庆报纸曾有十来篇和词，主要为郭沫若、柳亚子等左翼文人，批驳者王新命、易君左等不过反感毛在抗战结束百废待兴之际，鼓吹帝王崇拜。毛泽东后来为自己辩护，《沁园春·雪》是反对封建主义，歌颂无产阶级，——人们实在难从“文彩”、“风骚”、“风流”里看到普通工人农民的影子。其实，《沁园春·雪》是毛的政治宣言：继承历代帝王，统治中国。1945年，很少有人把毛关于江山美人的寓意当真。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一首词作判断作者的政治意图，——毛的冒险天性蒙蔽了世人目光，人们不太拿如此露骨的帝王意欲当回事，——不过是毛诗人的浪漫文字而已。
公开评毛诗词，只有重庆一次。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毛泽东诗词与其人其事一样，再无人能够评论。在海外，也无人管窥毛的思想与其诗词的主从关系。
关于《沁园春·雪》，有说是胡乔木所写。胡在晚年曾出版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忸怩作态，恐怕没有什么人读过。1964年《人民文学》突然发表胡16首诗词，胡称他写旧体诗词，“由一时风尚”。其实就是毛泽东、郭沫若几人发表格律诗词以作政治权争工具的“风尚”。1961年，胡倒是写了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除了颂圣，还为毛文过饰非，——中国已饿死四千万人。胡称毛“对其习作终日把玩推敲”，并逐字修改，“点化成金”。1966年江青曾训斥胡乔木说，主席为你的诗词费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干扰主席工作。毛若在（即便江青在），胡敢说《沁园春·雪》是他的作品？中国有太多无聊无行无耻文人，这也是毛忘乎所以的时代土壤。顺便提一句，有说“重庆谈判”是场“鸿门宴”。若真是“鸿门宴”，蒋介石就应有手段，做一次不守诚诺的小人，不放毛回延安，《沁园春·雪》恐怕就真成毛泽东的“千古绝唱”了。
三、毛“诗外功夫”：泛滥成灾
目前中共官方指认的毛泽东诗词大约60首，有人算过，3997字，毛写作时间60年左右，大概一年一首，作为诗人，产量不高。毛诗正式公开发表于1957年《诗刊》，18首；196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37首，1976年增为39首，1986年毛泽东死10周年，邓小平题写书名《毛泽东诗词选》，50首。其间其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机构陆续刊发，大约60首。文革前发行量已超过5000万份。
文革是毛泽东诗词泛滥的巅峰时期。除马恩列斯鲁迅外，全中国只有毛一人，数以亿计的毛语录、雕像、照片、宣传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辟“毛泽东诗词歌曲”专栏，从早到晚广播各种曲目的毛诗词歌曲。无数红卫兵、造反派用毛诗词字句取名，甚至用毛用过的词牌取名：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菩萨蛮、水调歌头、如梦令、沁园春。
武斗死人，必用高音喇叭播放《蝶恋花·答李淑一》或《蝶恋花·从汀洲岛长沙》：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陈寅恪暮年，红卫兵在他床头播放《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被强迫喝自己的尿，并听任红卫兵在他耳边高吼《七律·送瘟神》。广西宣武县造反派一边唱毛泽东诗词歌曲一边吃“地富反坏分子”。湖南道县红卫兵一边唱《毛主席语录》歌一边用斧头柴刀砍杀。
我为自己算过，文革十年，平均每天听一首毛诗词歌曲，计有3600次，毛诗词60首，每首听了60次。这60余首诗词4000来字，每个字上大约有10000多颗人头。如此普及，灌输，古今中外所有诗人，谁有如此“诗外功夫”？
四、杨朱“贵我”与“通今”：深契毛心
从毛泽东诗词的精神世界看，贯通毛一生创作的是一种古典和现代诗人不曾有过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毛说，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当然指以他为首的中共——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只有这时，中国人才找到了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一种最科学最先进的宇宙观（近期习近平外访西方时，称世界上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知是忽悠世人还是意味着放弃马列主义）。
毛泽东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天性和早期人生哲学形成大有关涉。1913年，20岁的毛就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时，在《讲堂录》论及杨朱，即孟子所称“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贵我”祖师爷。杨有诗人脾性，临岐路而泣，极端多愁善感，但真正打动毛的是杨朱的是非价值观。杨朱不否认舜、禹、周、孔为四大圣人，桀、纣是两名暴君，四圣流芳千古，二暴遗臭万年。但前者“苦以至终，无一日之欢”，而后者“借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智足以御群臣，威足以震四海。言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寝宫，纵欢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此天人之逸荡放纵者也！（死后）虽称之弗知，虽毁之弗知”，不就是毛得天下后的写照，——当然远不是完整写照。
毛发挥道，“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毛以杨式圣贤自命，称“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毛由衷欣赏“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并进一步阐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毛于是得出两点结论，一，贵我，“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二，通今：“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中国古代影响毛的首推法家，其次就是杨朱，毛是杨朱的真正传人。
毛青年时代在长沙、北京、上海网漏吞舟地读过一些经日本传入的欧洲19世纪的杂乱思潮：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生命虚空论、尼采超人哲学、赫胥黎天演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罗素经验主义、杜威实用主义。德国思想家菲特勒·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最契和毛的心智。北大教授杨昌济把此书作教材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讲授时，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未来的女婿从中获得的灵感将把中国引到何种田地；泡尔生也绝对想不到，他居然会有一名东方弟子，把他的伦理学发挥到何等荒谬绝伦的程度。毛泽东为《伦理学原理》写下12000言心得（用白话文恐需20万字），超过一生所读。
泡尔生几乎一劳永逸地塑造了毛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我是宇宙唯一中心，万物因我也为我而存有，此为世界伦理之最高范畴；二，在我之前之后的世界，我不能得而知之，因此皆属虚妄，我不予思考也不对其负责；三，破坏乃最高创造法则，必须毁灭旧式民族、国家、世界乃至宇宙，才可重建一切。此三者，不仅为宇宙法则，也是最高和最后之人类道德。毛举一反三：宇宙间可尊者唯我，可畏者唯我，可服从者唯我。毛以“深谷的强风”、“恋人无可压抑的性欲”形容“真正伟人的本性”，认为和平令人难以忍受，混乱才是历史生命进程的动力，深信“宇宙之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五、毛服膺马列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一大后果是，中国破天荒出现了全盘否定固有传统、企图彻底解决内外危机的激进主义思潮。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为激进主义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其他西方思想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则提供了实现这种整体主义的道路、模式和手段。
对毛而言，杨朱等古人只是开启了他心中的欲求和心智，马列主义却展开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和可能，实现其人生抱负的国家前景、世界舞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样的德式警句之于毛，远非中国几千年各式陈腐迂阔文字所可凑泊。1848年革命，1864年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欧洲远隔万里，却以连续爆发的革命震袭毛。
中国几千年所有反叛的英雄好汉何曾拥有这样的气魄和志向：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纷繁芜杂的人类世界，历史之谜的破解，只待“最后的斗争”。毛在读完三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社会主义论》（柯卡普）后，速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于毛，比泡尔森更进一步，从历史哲学、世界观展示了一种新人类前景，赋予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科学”的合法正义性。
马克思的格言警句，正是欧洲19世纪社会思潮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达，是从黑格尔到尼采、在20世纪泛滥世界的德国思维的诗性魅惑力所在。其极端倾向、绝对意志和终极性原理最易于征服的，就是毛一类一文不名而心比天高的“诗人”。毫无疑问，29岁的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对27岁的毛泽东，不啻令他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毛老大不举、急于出人头地的焦虑渴望得到空前的启示和激励。在根本破坏世界、再造人类上，毛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无论多么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虔诚的皈依，且终身不渝。
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一个现代准宗教世界开始出现：共产主义即其天堂，《共产党宣言》即其《圣经》，马克思就是上帝，共产党等于红衣主教团，无产阶级被说成选民，莫斯科乃新耶路撒冷，所有反动阶级都是撒旦，一切不同思想皆属异端。被泡尔生魅惑的毛，迅速改换门庭，成为马列弟子。
六、《沁园春·长沙》：打天下宣言
按写作时间，毛诗词可分为1949年前后。之前主题是打天下得天下，之后主题是坐天下乱天下（党内党外，几乎没有人理解，毛为何不停顿的发动“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乐此不疲地向往“天下大乱”——除了各种现实目的外，还出自毛破坏世界的人生哲学和诗人气质），其余山川景色人物故事花开花落都是装饰。而毛主动归顺马列的投名状是他从1927年到1949年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中写下的30来首诗词。
其始一首即《沁园春·长沙》。有说，这首词系毛与同学、同志多次游历岳麓书院、橘子洲的众人联句，请某老先生酌改而成。萧三后来在延安发现，“肃立寒秋”被改为“独立寒秋”，“欢歌百侣”改为“携来百侣”。如作为毛的老同学兼诗人的萧三所言属实，那么，这首词可视为毛在皈依马列后的正宗词作。
《虞美人·枕上》“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等别愁离绪、儿女情长，那种正常人生感受，从此不再。《沁园春·长沙》铺陈“万类霜天竞自由”，如果仅止于此，赞美大自然，赞美造物主，从而追求人间的自由和谐，该词作者就没有偏离中国诗词常道，可归为某种“自然自由主义”。但让毛无限惆怅焦虑的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问存有杨朱“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的绝对唯我主义，有赵匡胤“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的所谓王者气、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杀伐狂，更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口号誓言。
1925年写《沁园春·长沙》时，毛已32岁，已是中共一大代表，头一年还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而且，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三观并立，已经由马克思引领进入一个新境界。
在毛泽东眼里，那个欧洲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开始在东方游荡，——毛要继苏联之后，把中国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作品。王夫之们“经世致用”、“道随器变”有了一种崭新的诠释：解释世界不过是庸俗思想家的老式工作，改造世界才是人类的新使命。天地万象都是战场，世间万物都是工具，谁胜谁负，谁主宰中国和世界，是毛泽东终身念兹在兹的唯一问题。毛泽东发誓，将来要把中国拖入“中流”，去“浪遏飞舟”。“长沙”不过是中国的缩影，“万户侯”则是“一切害人虫”。《沁园春·长沙》乃是毛把东西方新老统治思想融汇贯通的个人宣言，就像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未来几十年毛将如此这般行事，乐此不疲。
七、毛与郭唱和：乱天下乃千秋功业
毛最后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发表”于1973年8月5日（之前毛已经七年没有诗兴）。是年毛80岁，郭沫若81岁。毛似乎已厌倦任何喉舌诸如《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的鼓噪，而是让江青抄录，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1945年在重庆发表十篇文章合集《十批判书》（余英时认为其中儒分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名辩思潮等文章有抄袭钱穆之嫌），批判秦始皇把六国贵族和自由民重新变为奴隶，是开历史倒车（影射蒋介石）。毛曾把郭1944年在重庆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等文作为延安整风文件，称郭的文章“只嫌其少”。近30年后，毛突然拿郭是问。先叫江青传达一首打油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然后作上述七律，正式批判郭。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再次宣读毛的两首批郭诗篇，然后谈古论今，当众训斥郭沫若，敲击周恩来。
中国有悠久的颂圣传统，殿阁诗、台阁体、御前宫体诗，1949年后，郭沫若等新派诗人不避辱秽，奉迎新皇，曾与毛多有唱和。毛公开发表的有1961年《七律·贺郭沫若同志》，旨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佛教徒赵朴初也参与其中）；1962年12月26日毛70寿辰，郭发表《满江红·领袖颂》，毛遂在63年元旦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简单比较，可见毛与其同好之间差异所在。郭开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回应：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毛根本不屑做什么英雄，在毛眼里，地球上也就几个苍蝇似的反动派还在苟延残喘而已，灭除它们，算不得什么“沧海横流”，——郭沫若所见太低。郭结尾：听雄鸡，一唱遍寰中，天下白。毛不予理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郭只知称颂伟大英明，毛兴趣却在破坏、消除、毁灭，——这才是唯一令毛亢奋神往、年高弥笃的千秋功业。
郭沫若曾几度想自杀，靠一本《读〈随园诗话〉札记》（内有称颂秦始皇文字，毛让江青取走）和一首《七律·春雷》才救下老命：“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当年要把日月星球和全宇宙吞了的“天狗”，“绝端自由，绝端自主”，一味飞奔，狂叫，燃烧，冲决一切罗网的中国新诗奠基人，最后真正沦为“偶像崇拜者”。就中国诗歌而言，毛对郭的羞辱，可以看作旧式山大王仗恃权力对现代新诗的压制。
八、毛返祖秦始皇：百代皆行秦政法
毛并非无端羞辱郭，而有其深远思虑。1960年代，毛在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正统地位的同时，开始返回中国历史。1958年，毛要求中央委员学习《三国志·张鲁传》，“吃饭不要钱”，为人民公社寻找历史根据。1964年发表《贺新郎·读史》歌颂流氓无赖和农民起义领袖：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但是随年纪渐老，毛日益怀念秦始皇。他一定意识到，人民拥有巨大力量，但也可能发生蜕变和分裂，马列主义这种外来理论未必能为中国人长久信奉。他死之后，真正能够牢牢控制中国人的只有一种力量，即2000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帝国。
毛从1958年开始为秦始皇辩护，称他自己超过秦始皇100倍。1972年林彪父子在《571工程纪要》称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显然颇受刺激，更意识到秦始皇之不可忘，中央帝国不可废。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毛终于亮出底色：“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在毛眼里，秦始皇好大喜功、严刑峻法、厚今薄古、穷奢极欲却能万世一系（“百代皆行秦政法”），这正是毛泽东终身奋斗的目标。
除毛本人外，没有一个人真正读懂了他最后这首七律。秦始皇的遗产，在毛最后视野里，无比紧要和伟大，毛对自己的最终定位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既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汉高祖更不是李自成）。如此这般，毛泽东从杨朱到泡尔生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再回到盗跖陈胜，最后归返秦始皇，使自己成为东西方统治欲、破坏狂、征服癖的集大成者。
如此，人们才可理解，毛何以对杀戮、死亡、毁灭持有与常人迥然不同的冷漠、超然；才能理解毛何以全然不顾几十年拼命追随的同侪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死活颜面；才能理解毛何以绝不施仁政、行宪法，绝不妥协、下罪己诏。相反，毛在中国人生灵涂炭的浩劫中分明产生了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和成就感，才可理解毛那些狂词浪句何以拥有令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感同身受的刺激与迷狂：“四海翻腾云水怒”、“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搅得周天寒澈”、“天翻地覆慨而慷”、“扫除一切害人虫……”“不须放屁！”
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人能正视毛的心灵，抵御毛的癫狂，他们因此全都臣服，至死不能为自己和这个党、所属民族、国家争取到基本的尊严、权利和幸福。——毛的结局也由此奠定，一个无法无天的孤家寡人。为毛送终的还是两名诗人。大限将至，毛日夜以南北朝庾信《枯树赋》自况：“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及唐代罗隐《筹笔驿》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之将死，多少恢复一点人性。
九、毛诗词弊害：思而邪
至于毛诗词的弊端，如不协音律，不合平仄，出韵失粘，都是余事。毛过度袭用古人（据统计多达50多处），如：“别梦依稀咒逝川”，袭张沁“别梦依稀到谢家”；“一唱雄鸡天下白”袭李贺“雄鸡一唱天下白”；“我欲因之梦寥廓”袭李白“我欲因之梦吴越”，另如“天高云淡”、“萧瑟秋风”、“霜天烂漫”、“西风烈”、“白浪涛天”……在《诗韵集成》、《诗韵合璧》等工具书里俯拾皆是，则表明其诗质有限，字词贫乏。
赫尔德林（被海德格尔称为“诗人中的诗人”）认为，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也是最危险的财富。柏拉图不希望那些亵渎神灵、败坏人心的诗人进入理想国。孔夫子用更简约的形式为诗作了郑重诠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前人对“思无邪”的“思”有多种解释，朱熹、俞樾认为是孔子独创的概念，接近某种天然质朴的灵感和正大光明的旨意。按照这种解释，诗乃人类光明本性的天然流露。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即诗。虽然梦幻不全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但“思”却是“梦”的直接源头，也即“诗”的真实主体。“无邪”即归正，返回诗的本真；“邪”却是诗的变异、对立面。如果“诗”被“邪思”浸淫，就可能异化为“最危险的财富”。中国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它的“思”就是仁爱、同情、恻怛、冲和、中庸，而拒斥狂妄、刻毒、极端、偏激、暴戾。
以“思无邪”衡量毛诗词，它们不仅不入流，而且亵渎和悖逆了中国诗教。因为思邪，毛的豪放超迈沦为狂荡无稽，真性冲动变成恣纵嚣张，浪漫坦率演成咬牙切齿……。作为诗人，毛以其邪思恶意毒化了几代中国人，灾难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命理趣、世界感受和审美意识，塑造了一种通向仇恨、暴力、争斗和毁灭的盗贼精神，败坏了纯正优美、天下无双的中国诗词，以至于中国人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摆脱这个邪恶幽灵的纠缠。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一个被邪性思想败坏的诗人——借助一种巨大权力——又败坏了他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毛泽东诗词的本质和教训。毛地狱有知，当承认这是对他的诗词的公正评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毛也在其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人终有一天，不再评价、不再理会毛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