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并且与全社会投资增速分道扬镳是二十年以来宏观经济罕见的怪异现象。社会各界也对此展开了深入讨论。都不用出门问询，督察组其实对此的原因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他们没法向公众详细解释罢了。原因并不复杂，大概总结如下：
（1）全社会资产回报率下滑是投资驱动增长的中国经济当前的普遍现象，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应当是挤出效率最低、成本最高、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末位企业，减少行业无效供给，提高行业整体资产回报率。但受地方利益和维稳思想掣肘，出清难以进行；即使推进企业出清，依据的也不是市场法则，不是让市场来决定谁应当生存，而往往是没有政府资源支持、但效率可能更高的民营企业因长期受行业大环境挤压，被动成为出清对象。需要出清的低效国企反倒胖子僵尸大合体，两个亏损企业变一个亏损企业。因此，当供给侧改革迟迟难以见真招落地时，民营企业不太可能在资产回报率难以回升的行业增加投资、耗尽自身宝贵的现金流。
（2）即使身处投资回报率尚属正常的行业，民营企业的投资冲动自律约束也往往强于国资。这源于国资与生俱来的产权和代理人冲突、规模导向的考核机制、便利的投资资源支持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前是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时期，民营企业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他们对增加投资愈发谨慎；这也是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寻求自保、导致商业活动自动收缩的应有之义。相比商业嗅觉灵敏、天生算计成本收益的民营企业，你认为崽卖爷田心不疼、出手阔绰的国资仍极力扩大投资，究竟是在实业报国，还是麻木不仁？稳住宏观指标的全社会投资是总理应该考虑的事，而每个企业的负责人应该考虑的是微观企业的生死存亡和成本收益，你确认当前大举投资是符合企业长远利益的吗？面对狂飙突进的国资，多少民营企业在心里打鼓，生怕原本还算均衡的行业有一天也会变成产能过剩和库存高企的行业？
（3）对于所谓打破垄断、欢迎民营资本进入的原垄断行业，众所周知的是仍然存在各种隐形壁垒和玻璃门、弹簧门。非公三十六条颁布多少年了？军工、电信、水利、能源、铁路等领域看见有众多民营经济参与进去了？各种各样的资质审批、准入条件、规模限制等门槛将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排除在外。而这些领域，民营经济本来是很看好其潜力的，也能够输入自身的优势进一步帮助这些领域提升效率。这个局面，只要舆论有一天仍在强调国资对这些领域的绝对控制力，强调国资党委享有公司法以外的治理权，就不会得到改观。
（4）对于机器人、清洁能源、电动车、无人机等所谓的新兴领域，民营经济是很响应政府出台的政策的，也愿意在这些新兴领域进行投资。但事实上，经营资质的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获批、补贴发放的快慢、上下游垄断部门的支持配合、入围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清单名录等环节，民营企业无一不在忍受差别化的国民待遇。而且，受到历史上多次新兴行业被政府鼓励政策支持成产能过剩行业的教训所警示，以及我国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现实短期无法改观的认知，众多民营企业早已不那么热情单纯地参与到新兴行业的热潮中，快进快出和抢赚补贴已成为它们的生存和商业利益法则。
（5）我国金融系统的运行特征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道德风险。国资/民营所有制性质的区分是道德风险的核心表征。民营企业在金融系统中天生就处于三等公民的地位，经济下行周期中，干脆直接就变身臭老九了。据我所知，除了少数规模巨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外，一般民营企业融资综合成本没有在11%以下的，而且融资成本根本就不受降准降息的影响。打击p2p理财和非法集资等民间金融活动后，融资成本就更高了。民营企业本身对当前阶段投资项目的资产回报率就不太有底，融资成本又始终降不下来，还随时有被金融机构催命符索命的风险，有良心、不想跑路的民营企业干脆就稳健至上，放弃新增投资了。但是指责金融机构“天晴送伞、下雨收伞”、指责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则是冤枉了金融机构。金融系统区别对待国资/民营的微观运行机制，对应的就是实体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刚性兑付、政府兜底、以所有制性质区别待遇的不公平现象，你不按照经营效率来配置资源，金融系统自然也就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来配置金融资源。
（6）逐年上涨的土地价格、房屋租金、人工成本，高企的社保成本、税费支出，足以将一些行业产能并不过剩、一直以来能够获取社会平均回报率的行业逐步窒息而亡。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就是代表。2015年以来，新闻报道了众多珠三角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业企业主关门跑路、高端制造业迁址移向低成本地区的案例；最近，飞利浦、富士康、麦当劳、阿迪达斯等外企的撤出则将该问题推向高潮。具有世界品牌溢价支撑的外资都无法忍受中国的高成本了，一般的民营企业还能指望撑过去吗?对于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此时放弃实业投资，其意义就是在保住自己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下的家底。
（7）只有在实业资产回报不如意、货币放水又不止的情况下，脱实向虚、炒作虚拟资产才有现实的土壤。美林时钟玩成美林电风扇，大类资产价格轮动一波波赚，吸引力比苦哈哈做实业大多了。信托公司的高净值客户，这两年多了好多清算企业、回收资金购买信托产品、专心享受生活的中小企业主就是最鲜活的证明。据说最近又要出台政策鼓励脱虚向实，驱赶资金入实体经济，这可能比较难，大周期还没有结束，这些商业理性行为绝对难以在短期内扭转。
（8）相比国内资产的低回报率，海外资产的相对高回报已被作为横向对比的标杆。而且，不仅嗅觉灵敏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近两年开始大量布局，连中国化工这等国企也开始变身“中国黑石”。这只能反映，中国大类资产市场泡沫严重，或者人民币汇率存在系统性高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资本是逐利的，哪里回报率高，资本就流向哪里。没能力出境的资本，流向虚拟资产：有能力出境的资本，必然要在海外做大量的资产配置。
（9）以前经济繁荣，政商利益关系也比较一致，利益均沾；现在经济下行，就有点扭曲为算计和利用的关系。政府要保就业、保税收、保增长，不可避免的急于请君入瓮、关门打狗。把人客客气气请进来，项目一旦落地、投资一旦到位，先前承诺的条件可能就不兑现了（可能也没能力兑现了），服务可能就跟不上了，审批时官架子又端上了，时间一长又开始各种摊派了，吃相难看的可能要开始收三年以后的税了。 民营企业有苦难言，只能自叹倒霉、发誓绝无下一回。其实前些年这些问题也普遍存在，但经济在高速增长中，这些显性隐性的成本都能消化，现在彻底不行了。
（10）近年来，政治风向明显转向，打破了原先的政商关系范式，经济活动自由度下降，民营企业对商业环境的看法也有了重大变化，更少了原先就很缺乏的财富安全感。这个大家都明白，不能展开多说。这点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很容易发现，上述论点其实都指向着更深层次的系统问题和矛盾。那为了解决民间投资下滑的问题，有无具体办法呢？答案是：
NO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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